內容簡介

《孫子兵法》是中國古代zuizhu名的軍事著述，蘊涵著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精華，在世界軍事學術史上占有突齣的地位，曆來備受推崇，研習者輩齣。1972年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的齣土，為研究提供瞭新材料。

本書與原著一樣分十三篇，每篇包含題解、原文、注釋、譯文、導讀五個部分。以十一傢注本為底本，參照流傳的各主要版本和銀雀山漢簡本，辨析曆代研究者的注解，擇善而從。既注重各篇的深入解讀，又抓住主要思想理念，從整體上把握《孫子兵法》。導讀解析精彩，字裏行間不乏真知灼見，言淺意深。特彆對孫子的情報思想，逐利和慎戰原則，既注重實力又強調謀略的戰略思想等方麵進行瞭深入探討。

作者簡介

熊劍平，男，齣生於安徽巢湖，現居南京。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軍事學碩士、曆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古代軍事史和《孫子兵法》。獨立主持國傢社科基金項目一個，參加guojia級項目多個。著作有《<孫子兵法>情報思想研究》、《<孫子兵法>史話》、《<孫子兵法>精解》（與黃樸民閤作）、《權力的掌控：軍機處》、《暗影：中國古代的刺客與間諜》、《中國古代情報史》（與儲道立閤作）、《古代諜戰史話》、《古代情報史話》、《錦衣衛》等十餘種，其中《權力的掌控：軍機處》、《暗影：中國古代的刺客與間諜》分彆由颱灣聯經和香港中和再版。

王敏，女，生於魯、長於魯，現居北京。曆史學學士，文學碩士。以書為業，讀書、編書、著書，調詞遣字筆耕方寸，尋章覓句編輯人生。

內頁插圖

目錄

導言

不朽的傳奇，難解的謎團——《孫子兵法》的思想價值和深遠影響 / 001

計篇——細緻而周密的謀劃 / 001

作戰篇——全方位的準備工作 / 024

謀攻篇——將損失降到最低 / 044

形篇——培植堅強的實力 / 066

勢篇——學會藉勢用勢 / 084

虛實篇——全力爭取主動權 / 101

軍爭篇——爭奪有利態勢 / 120

九變篇——不拘常法 / 136

行軍篇——擇地駐紮，慎察敵情 / 146

地形篇——善用地形 / 166

九地篇——嚮死求生 / 183

火攻篇——以火佐攻 / 206

用間篇——先知而後戰 / 220

精彩書摘

《謀攻篇》的篇題，武經七書本和十一傢注本都是一樣的，隻櫻田本作《攻》，和諸本不同。之所以用“謀攻”作為篇題，曹操說得好：“欲攻敵，必先謀。” 謀攻即謀求攻敵之策，是《謀攻篇》討論的主題。

孫子“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乃謀之理想境界，故此他所希望達成的便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如果無法達成“全勝”，則努力求得“戰勝”，所以作者進而提齣瞭“十則圍之”“五則攻之”等一係列戰法，將“全勝”的戰略思想係統化和具體化瞭，實現瞭“全勝”策與“戰勝”策的渾然天成、水乳交融。

《孫子兵法》通篇基本是討論戰爭謀略，但是，僅就篇題來看，僅僅這一篇以“謀”字名之，顧名思義，該篇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謀劃戰爭。所謂“謀攻”，僅從字麵理解，其著力點就是“以謀攻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武經匯解?孫子》說：“攻，圍其城而攻之也。前言作戰則不欲戰，此言謀攻則不欲攻，是孫子立言主意。”這種解釋固然有新意，但恐怕也是對孫子的一種誤解。《謀攻篇》和《作戰篇》一樣，同屬於論述籌劃戰爭的篇章，它集中討論的是“全勝之法”，還論及用兵之道、君將關係、“知勝”理論等。

一、“全”和“破”

孫子在《謀攻篇》的開篇便對戰爭所要達成的目標進行瞭劃分，這就是“全”和“破”兩個層次，並將“全”作為爭取達成的首要目標，故此，他提齣瞭“五上五次”的主張：

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全”和“破”是一組相對的範疇，“全”指完好無損，“破”指殘破和損毀，其語義不難理解。有意思的是，這種“全”和“破”究竟是對誰而言——“全誰”和“破誰”，這似乎值得作一番探討。僅僅從字麵上看，孫子似乎沒有特指專對敵方而言，抑或專對己方而言。但是，我們從古今的注釋可以看齣，大多將這種“全”和“破”的對象指嚮敵方。比如，對“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一句，曹操注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杜牧注曰“敵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何氏注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從以上所舉注語可以看齣，他們都把 “全”和“破”的對象指嚮瞭敵方。曹操是首倡者，後世注傢紛紛響應。

當然，也有稍微不同的聲音，比如對上述同樣語句，賈林的注釋為：“全得其國，我國也全，乃為上。”相較前麵所舉注釋傢，賈林的注語顯得更為周全一些，既考慮到瞭敵方的完整，也考慮到己方的完整。然而，不幸的是，賈林的這番解釋在颱灣學者鈕先鍾眼裏，卻是畫蛇添足之舉。在鈕先鍾看來：“既能使對方自動屈服而又獲得保全，則我方本身也會獲得保全乃自然之理，似乎無再作說明之必要。”鈕先鍾對賈林的批評似乎有點苛刻。因為在我們看來，要使對方屈服而且獲得保全，不付齣些代價，幾乎是不可能的。縱使是派齣說客進行遊說，怕是也要費掉不少“賓客之用”，有些時候還需要在軍事上作齣些行動，比如消耗一些槍炮子彈，總是要付齣一些代價吧，怎麼能說自動獲得保全呢？

孫子所謂的“全”和“破”，究竟是對敵方而言，還是對我方而言，其實是個無厘頭的問題，怕是隻能找到孫子本人詢問纔有答案。當然，孫子這種“全”和“破”，無論專指嚮敵方，還是專指我方，甚而是像賈林所說，是包含瞭敵我雙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需要在戰略態勢上做足文章，或者是在外交斡鏇上費盡周摺，總是要付齣一些代價。賈林的注語，在闡發孫子兵學思想的同時，也對其有所發展，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從《作戰篇》所說的勞師遠徵的情形來看，孫子這種“全”和“破”似乎是專指敵方而言。

二、“不戰”為上

在孫子看來，發動戰爭的目的並不是要把敵人的城池打得殘破不堪，把敵軍打得七零八落，從肉體上消滅敵人，而是爭取獲得最大的利益。而所謂最大之利益，就是將敵軍的城池和隊伍等，完完整整地收為己有，那就需要保全對手的城池和隊伍，而不是“破”。正是基於此種需求，孫子纔提 齣“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其中“不戰而屈人之兵”已經成為傢喻戶曉的名言，韆百年來一直流傳。

其實，我們要想正確理解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必須要與孫子前麵的“五全五破”聯係在一起。很顯然，“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和前麵的“五全五破”，不僅句式相似，而且語義基本保持一緻，實則是在“五全五破”的基礎上延伸而來的一種境界觀。在孫子眼中，這種不戰而勝，是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種錶現，試圖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分析這種思想的來源，一方麵它是基於貫徹十三篇始終的功利思想——相關內容我們將在《軍爭篇》作更進一步解析，另一方麵，孫子作為一名軍事傢，並不喜歡窮兵黷武，並不主張將一切都訴諸武力，其中所體現的也是一種進步的民本思想和人文關懷。孫子對戰爭創傷有著深切體會，認為“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在孫子的心目中，善於用兵的將領，應該能做到“兵不頓而利可全”，努力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就是孫子的“以全爭於天下”的理論。

應該看到，孫子這種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勝利成果的思想，需要付齣百倍的努力，不僅需要超凡的謀略，還需要一定的實力用以威懾敵方。幾位孫子學權威對此各執一詞。比如郭化若認為，隻有在戰爭進行到後期即大勢已定，局部的敵軍纔有可能不戰而降，除此則顯得“不現實”；吳如嵩則持與之相反觀點，認為通過“觀兵耀武”或“大兵壓境”等，可以實現使敵人“稱臣納貢，不戰而降”的戰略目的，並進一步認為，孫子的“不戰說”是依靠實力來作為背景的；陶漢章則用“燭之武退秦師”的戰例來證明，孫子之達成“不戰”不一定要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後盾。

孫子的“不戰說”其實是以實力為背景的。孫子認為，當己方兵力十倍於敵的時候，就可以通過圍睏之術，迫使敵人屈服，當己方兵力五倍於敵的時候，就可以布置進攻戰術；相反，如果兵力不如敵人之時，則需擇機逃跑。由此可以看齣，孫子的戰法和戰術運用大多是基於軍事實力提齣的，“不戰說”也是如此。也就是說，隻有當己方具備瞭雄厚的實力，纔有可能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戰說”的源頭，我們認為，可以追溯到春鞦中期以前的戰爭實踐，尤其是以齊桓公為代錶的爭霸謀略。春鞦中期以前的戰爭，多以軍事威懾為主。用軍事威懾和政治謀略來迫使對方屈服，進而接受自己所開齣的條件，“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現象”。齊桓公“九閤諸侯，不以兵車”，這是孔子對桓管霸業所作齣的高度凝練的概括。“不以兵車之力”雖有誇張的一麵，但也從側麵證明齊桓公爭霸是盡量追求“不戰”的。

正因為齊桓公和管仲善於運用這種“不以兵車之力”使得對手屈服，所以我們在《管子》中也能看到這種“至善不戰”的主張，和孫子的“不戰說”非常相似：

數戰則士罷（疲），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 罷（疲）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 之。

鈕先鍾在探討孫子軍事思想的源頭時說：“孫子齊人也。他的書雖未提到管仲的大名，但可以暗示其伐謀、伐交的觀念很可能是以管仲的經驗為範式。”他在比較孔子與孫子軍事思想的異同時，進一步明確瞭這一看法，說道：“他們的思想都與管仲有相當微妙的淵源。在《論語》中可以找到直接的證據，在十三篇中雖無直接證據，但還是可以感覺到強烈的暗示。”

《管子》的“不戰說”與孫子的“不戰說”有著很多的趨同性。《管子》不贊成付齣巨大代價來換取勝利，反對“以兵獨攻而取”；重視“伐謀”，強調“慎謀保國”；追求“全勝”，希望實現“全勝而無害”；如此等等。《管子》的“至善不戰”說，幾乎可視作《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說的一個翻版。

當時的許多軍事傢都不約而同地主張“不戰”，其實也是基於對戰爭危害的認識。尉繚子說“兵者，凶器也”，呂不韋也說“凡兵，天下之凶器”，管仲學派也說“兵事者，危物也”，這些都像是老子“不祥之器”說的翻版。在《謀攻篇》中，孫子就曾對攻城戰爭的危害性進行過具體描述：“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在孫子看來，攻城戰爭之前，一定要做大量艱苦的準備工作，準備攻城器械需要花費三個月，再需要堆三個月的小土山，以便布置攻城器械，打擊守城士兵，即便這樣，在攻城之戰中還會有大量的士兵死去。在遭遇大量傷亡之後，城池未必能攻打下來，攻城的災難便會凸顯。正是因為戰爭具有如此之大的破壞力，所以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

德國著名思想傢康德說過：“在人類目前所處的文化階段裏，戰爭乃是帶動文化繼續前進的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特定的曆史時期，戰爭可能會對文化發展文明進步起到推動作用，但一般而言，戰爭終究因其高危害而普遍遭到抵製和譴責。在現代社會，當各國展開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大量的人力物力用於發展軍備，研製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尤其是當大批核武器齣現，更像是在人類社會安放瞭一顆顆定時炸彈，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給人類文明帶來毀滅性的創傷。因此，即便是認為戰爭能夠帶動文化前進的康德也看到瞭戰爭的巨大危害性：“文明民族所承擔的最大災難就是被捲入戰爭。”

如何規避種種高危害呢？孫子在《謀攻篇》告訴我們，首先是慎戰。孫子是“慎戰”決非“不戰”，孫子的“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其一是慎重發起戰爭；其二則是謹慎地謀劃戰爭。既然曰“謀”，自然需要謀劃齣高超的謀略，再力圖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說白瞭，就是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效應，這用現代企業傢的話來說，就是極力追求“高效應”。孫子的主張三種情況如下：

高成本→久拖不決（包括草率應戰）→高危害

高成本→速戰速決（使用戰爭謀略）→次高效應

低成本→不戰而勝（通過伐謀和伐交）→高效應（全勝）

在《作戰篇》中，孫子談第一種和第二種主張多一些，到瞭《謀攻篇》，孫子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第二種和第三種的主張，將二者進行瞭對比，這樣便更加突齣瞭第三種主張，力圖以謀略之術來追求戰爭的最大效應，也就是“全勝”，即“兵不頓而利可全”。

需要注意的是，孫子的“不戰說”需客觀看待，既不要把它當成孫子兵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更不要由此齣發，認為孫子主張“反戰”與和平。孫子的“不戰說”，其核心是後 麵幾個字——“屈人之兵”。如果敵人不屈服，那這個仗就 還是要打。因此，對於“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們不能一刀兩截，隻抓住前麵的“不戰”二字，進而斷章取義得齣所謂“和平主義”的結論。比如，日本學者佐藤堅司基於日本“二戰”失敗的教訓，重新打量《孫子兵法》，提齣《孫子兵法》是講完全主義與和平主義。日本另外一位學者服部韆春也認為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主張不戰主義，而非教唆侵略。這顯然是對《孫子兵法》的麯解。日本人擅長運用《孫子兵法》，甚至在侵華戰爭中也曾大肆運用詭詐的兵法，等戰爭結束倉皇敗北之後，卻忽然對《孫子兵法》作這樣的麯解，並到處兜售，和中國人講起瞭和平，甚至把《孫子兵法》也打扮成和平使者的模樣，真是咄咄怪事。

在我們看來，《孫子兵法》十三篇說到底還是一部指導戰爭的兵法，根本不是講和平或和諧的書。這裏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隻是孫子努力試圖達到的戰爭的理想境界。曆史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爭模式也不是一種常態，在孫子的兵學體係中，“也不是占據主導地位”。基於此，我們不能抓住“不戰”二字對孫子的這一思想作誇大和拔高，更不能作肆意的歪麯和麯解。

三、如何達成“不戰而勝”

孫子要追求“不戰而勝”的最大戰爭效應，追求“全勝”，他實現這種目標的手段是什麼呢？孫子簡單將其概括為“伐謀”和“伐交”。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前麵孫子在討論戰爭目標的時候，隻提齣瞭“全”和“破”兩個層次，在討論戰爭謀略和手段的時候，提齣的是“伐謀”“伐交”“伐兵”和“攻城”這四個層次，四和二錶麵上看並不能求得對應。那麼，這是不是孫子的邏輯發生混亂呢？當然不是。其實，按照孫子相關戰爭目標和戰爭手段的描述，我們可以大緻對應如下：

伐謀、伐交→全勝

伐兵、攻城→破勝

何為“伐謀”？即未戰之前以謀勝敵。比如說春鞦末期，智襄子聯閤韓、魏兩傢進攻趙氏，趙氏被迫退守晉陽。就在總攻即將發起、趙襄子準備獻城投降之際，張孟談挺身而齣，趕赴韓、魏營寨，暗中遊說韓康子和魏桓子聯趙反智。由於張孟談機智善辯，準確地抓住瞭韓、魏與智襄子之間客觀存在的矛盾，最終成功地說服瞭韓、魏兩傢聯閤反智，最終獲得韓、魏、趙三傢聯手滅智襄子的重大成果，在鞏固和保衛瞭趙氏政權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瞭“三傢分晉”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這便是一次非常典型的“伐謀”。

何為“伐交”？曹操注曰“交，將閤也”，該注語過於簡略，人們對“伐交”一詞終究還是不好把握，唐宋注傢許多都對這個詞語産生誤解。從李筌到杜牧再到孟氏，大多把“伐交”解釋為“外交戰”，這其實是不對的。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人們大多望文生義，把“交”解釋為“外交”。其實，“交”的本意應該是“兩軍對峙示威”。孫子認為，可以通過軍事威懾迫使敵人就範，這其實也是一種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戰果的方法。

何為“伐兵”？即兩軍對壘，以戰決勝負，真正開戰瞭，刺刀見紅，誰的軍事實力更強大，誰的裝備更精良，哪一方的士兵更有勇氣，都會在這個時候體現齣來。這樣的直接交戰就是要摧毀敵人的有生力量，但與此同時也會給己方帶來巨大傷亡，所以，這已經算是下策瞭。

何為“攻城”？這個也很好理解。在這裏，孫子粗略描述瞭攻城的準備工作，意在突齣攻城的代價，進而闡述攻城之災。一隊一隊的士兵攀爬雲梯攻城，眼看就要到達城牆頂，忽然箭矢飛來，或者雲梯直接被掀翻，攻城的士卒因此紛紛墜地而亡，孫子認為這種攻城之法最不足取。

在上述諸項中，孫子對“攻城之法”論述最詳，卻最為鄙薄，因為他所關注的是“全勝”，所以接下來繼續就如何達成“全勝”展開論述。在進行對比之後，孫子順而總結齣他所謂的“謀攻之法”：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我們要看到，孫子的“謀攻之法”所討論的其實還是一些基本的原則問題，使用的是排比的修辭格，使得句式更富有氣勢。這個排比句的核心是“非戰”，另外，“非戰、非攻、非久”的句式，其實運用瞭最簡單的“排除法”，告訴人們“不是什麼”，其實就給瞭人們“是什麼”的答案。在前麵，孫子運用瞭“兩選一”的模式，比如“破”和“全”。即使是“伐謀”“伐交”“伐兵”和“攻城”，錶麵看是四個層次，其實也是“兩選一”的模式，簡單明瞭地把“謀攻之法”的態度和原則錶達齣來。

四、“十圍五攻”：優勢原則

如果說孫子的“謀攻之法”還隻是討論原則問題，那麼接下來的“用兵之法”則相對具體：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上述“十圍五攻”之法，既體現瞭實力原則，也體現瞭集中兵力和機動原則。“十”和“五”似乎不能確指，隻可當大約的數字。孫子的意思是，當己方的兵力是敵人的十倍時，可以實施包圍之術，五倍時可以發起攻擊，一倍時可以通過分割對方，形成兵力優勢。如果雙方兵力相當，則能夠抗擊對手，不如對方時就需要及時逃避。

“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一句，清人於鬯認為此“逃”當訓為“挑”，意思是采取擾亂敵人的戰法。這種解說固然巧妙，但“逃”大多還是作為“逃跑”之意。關鍵是“不若”和“少”的意思非常相近，而戰法上卻有不同，所以將“逃”訓為“挑”貌似有理，實則不通。總體上看，後一句幾乎是前麵一句的翻版，意思太過相近。聯係上下文，感覺“不若則能避之”更像是旁注文字衍入。遺憾的是，在簡本中，這一大段文字剛好漫漶不清，故此隻能存疑，不敢判定它就是衍文。總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這兩句，意思稍犯復，主要是告訴我們：打不贏就跑，而且一定要能跑掉，而不是被敵人包圍，被敵人殲滅。

“十圍五攻”之法，紅軍在早期的反“圍剿”戰爭中運用得最為精妙。國民黨軍隊“圍剿”蘇區的部隊，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占據瞭明顯的優勢。麵對這種危險局麵，紅軍靈活機動，極力與敵軍周鏇，進而尋找機會分割對手，再形成局部的兵力優勢圍殲對手，成功取得前幾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這個過程中，兵力機動是非常關鍵的因素。說白瞭，就是處理好“打”和“走”的關係，正確處理進攻和防禦的關係。這裏的“走”不是被動逃跑，而是通過積極的兵力調動，誘敵深入，或者尋機分割敵軍；這裏的防禦也不是保守和消極，而是要在防禦的過程中尋找反擊的機會，伺機消滅敵人。1930 年，國民黨第 18 師張輝瓚率領十萬兵馬浩浩蕩蕩開進，蘇區的紅軍加在一起也僅僅十萬人馬，能參加作戰的也隻有四萬人馬，而且裝備也無法和國民黨軍隊相提並論。但是紅軍通過積極的兵力調動，把張輝瓚的“圍剿”部隊逐漸拉開，最終形成包圍切割的機會。所謂兵力調動，既是“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同時也是尋找機會實施反擊。最終，張輝瓚的師部和兩個旅共九韆人形成孤軍深入之勢，鑽進紅軍布置的“口袋陣”，被團團包圍。這個時候雙方作戰的兵力對比約為五比一，正好可以實施“五則攻之”。戰鬥中，張輝瓚被活捉，九韆兵馬無一漏網，這次聲勢浩大的“圍剿”行動宣告失敗。

真正運用好“十圍五攻”的用兵之法，其關鍵在於正確認清敵情，做好“五事七計”等分析工作。前麵幾次反“圍剿”戰爭都是因為通過兵力機動尋找到閤適的反擊機會，在形成局部的優勢後取得戰爭的勝利。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紅軍由於缺少正確的指揮，以劣勢的兵馬和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火拼，最終招緻慘敗，被迫進行長徵。這也正應孫子所總結的“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我們可以從紅軍幾次反“圍剿”戰爭的不同結果，看齣孫子“十圍五攻”用兵之法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