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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章太炎均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领导戊戌变法，鼓吹君主立宪，是维新派的核心人物。章太炎矢志反清，投身革命，曾因“苏报案”身陷囹圄，是革命党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与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长盛不衰的研究热点，本书汇集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先生前后五十余年在该领域的代表作，呈现出汤先生多年的积累与功力，并且保留了这一领域内探讨、论争的历史印迹，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题为《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为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先生关于康有为、章太炎之研究论文的结集，收录了写作于不同时期的论文共六十九篇。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分编为八组：头一组七篇文章探讨经今古文学的兴替发展，第二组九篇文章探讨清代经学学派的传承发展，第三组七篇文章考察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交往的诸多细节，第四组八篇文章以戊戌维新思想启蒙为主题，第五组十五篇文章考察康有为诸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第六组七篇文章考察自立军起义前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关系，第七组十篇文章分析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与“苏报案”的历史意义，第八组六篇文章探讨章太炎在辛亥前后的活动及其与光复会的关系。

作者简介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等职，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及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主要学术成果为：《近代经学与政治》、《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等。

目录

上册

前言

经史纠误和辨明真伪

关于经、子结集诸问题

西汉的“独尊儒术”和经今古文的兴替

黄老之治和“儒家独尊”

五经博士和今文经学

西汉的终结和今古文经学的消替

碑传行状和《宋史》列传

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清代经今古文学的传承

清代经学学派及其异同

近代经学的发展和消亡

近代今、古文学派的异同与分合

从“家学”到“显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珅专权

阮元和《味经斋遗书》

庄大久之经学研究

庄刘和龚魏

章、刘交谊及其他

从黄侃悼念刘师培谈起

刘师培的“留别扬州人士”及其投身革命

刘师培和《经学教科书》

从《訄书》的修订看章太炎的思想演变

关于章太炎的《国学概论》

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

戊戌维新与学习西方

戊戌的思想启蒙和辛亥的革命风暴

戊戌维新和传统儒学——纪念戊戌变法九十周年

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

维新与启蒙

维新与守旧

维新运动在上海

维新运动时期的天津《直报》

下册

关于康有为的历史评价问题

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

大同“三世”和天演进化

再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及其评价

附：《大同书》导读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维新变法与澳门

《仁学》的写作和出版

附一：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谭嗣同《仁学》

附二：孙宝瑄《忘山庐日记》记《仁学》（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附三：章太炎《致宋恕书》谈《仁学》（1899年2月20日）

张元济和戊戌维新——纪念张元济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附：张元济《致汪康年书》系年

徐致靖与戊戌变法——读《戊戌变法侧记》

翁同龢和帝党

戊戌时期的郑孝胥及其《日记》

关于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

关于《诡谋直纪》

丘菽园与康有为

甲午战后的《镜海丛报》

康梁“勤王”与日本英国

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孙中山和儒家“大同学”

孙中山和自立军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

自立军起义的一份原始材料——丘菽园家藏康有为等信件评析

康有为的海外活动和保皇会前期评价

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

“苏报案”的历史意义

一百年前的“苏报案”

章太炎的“割辫”和《解辫发》

章太炎的史学思想

章太炎在日本

章太炎与反袁斗争——读《致伯中书》手迹

章太炎挽孙中山联辨伪

章太炎的“参与投壶”

章太炎与白话文

“通情”和“献策”——从吴敬恒《复蔡元培书》谈起

章太炎在南洋行迹钩沉

章太炎对中共态度探析

论陶成章

光复会的重组及其评价

光复会和上海光复

附录

《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目录

《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卷一目录

《经学史论集》目录

后记

精彩书摘

章太炎挽孙中山联辨伪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有人认为是章太炎的《挽孙中山联》，其实它是当时小报伪造，并不可信。章太炎和孙中山都是“辛亥旧人”，怎会“仇孙”如此之深？章太炎又是著名“国学大师”，怎会自比“阉党”？稍加理绎，即有问题。

章太炎和孙中山有没有矛盾？有，他还对孙中山公开攻击过。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章太炎是怎样对待的呢？ 且录当时报纸数则：

3月13日，章太炎上午八时余即到孙宅，唐少川、章太炎等到孙宅后，即由唐、章及叶楚伧等商议治丧事宜。唐绍仪、章太炎二君，主张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为纪念孙公之功勋起见，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再追予国葬，以符孙公生前之主张。

3月15日，孙中山治丧事务所发出通函，“正式请唐少川、章太炎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员，指示一切”。

4月12日，上海追悼孙中山大会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开会。“壁间悬有唐少川、章太炎等之挽联。”章氏所撰挽联是：“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萌芽，江表岂曾忘袭许；南国本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这是当时日报报导的原始资料，记载比较直接。根据所述，章太炎在孙中山逝世后，次日清晨即到孙宅，又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员，具体筹备追悼事宜。“指示一切”，“领署”发布治丧事务所广告。那么，即使他和孙中山过去存有芥蒂，也不致在这个时候写出这样的对联，不会筹备悼孙，挽联“反孙”。更不会把孙中山比作魏忠贤，自己甘认“阉党”，还把它悬在负责筹备的追悼会“灵壁”。再则，章太炎这时明明推崇孙中山“艰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为何“挽联”如此异趣？况且，章太炎挽孙中山，自另有联，《菿汉大师连语》就经辑录，即“孙郎使天下三分”联，语气笔调，显为章氏当时所撰。绝非“满朝皆义子”云云。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写了《祭孙公文》：“天生我公，为世铃铎，调律专一，吐辞为矱”，颇为称誉。怎会祭文推崇，挽联谩骂？

或者说：“孙郎使天下三分”一联，既悬灵壁，又录《连语》，自属可信。“满朝皆义子”一联，则为孙中山奉安时所撰。此语也不可信。孙中山奉安时，章太炎确有挽联，但不是“满朝皆义子”；他还对当时报纸伪造挽联发表声明，说明挽联确有伪造，这在最近发现的章太炎《致报馆书》手迹和《挽孙中山》中可以得到证明。《致报馆书》原文为：

径启者：鄙人平时交游虽广，然凡素来相识，与相识而死不赴告者，皆不以挽联致吊。数年中或有假借鄙人名义伪作挽联发之报纸者，如前数年宋子文之母死，谭延闿死，今岁杨铨死，鄙人皆未致挽联，而外间悉有伪造，流传人口，淆惑听闻。又讽议时事之作，鄙人虽时亦有之，然大率多在诗章，辞必雅正，而外间伪作，多猥亵不经之语，尤为荒谬。甚望此后大小报纸欲登录鄙人挽联诗句者，必须以墨迹摄印，使真伪可辨。否则诪张为幻，变乱是非，甚非大雅君子所宜出也。此致□□报馆主笔先生鉴。章炳麟白。八月三十日。

查杨铨（杏佛）于1933年6月17日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遇刺身死，知此函写于1933年。章氏谓“数年中或有假借鄙人名义伪作挽联发之报纸”，并历举宋子文之母死等为例，可知伪造挽联时有发现，否则他也不会愤而登报了。“满朝皆义子”，也正是伪联之一。

最近发现的《挽孙中山》为：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此联未署月日，以“死傍孝陵葬”来看，正是孙中山奉安时所撰，正是奉安时的真联。它以孙中山与洪秀全并列，一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一为辛亥革命的领导人，而“六十年间成败异”，较洪秀全尤为伟大。以孙中山傍明太祖而葬，“一匡天下古今同”，视为民国共和的缔造者。是誉是毁，读者自明。

照此说来，孙中山逝世后，章太炎写过两副对联，一为逝世时，一为奉安后。至于“满朝皆义子”一联，则为当时小报伪造，后又录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后人不察，以讹传讹。章太炎和孙中山还有过一段政治公案，他又“每为论者所不满”，遂致以赝品为真迹，奉伪联为鸿宝。

我们决不责怪引用伪联的同志，因为他们也是“有所本”的。同时，这副伪联流传也久，且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征引，自易淆惑。而《致报馆书》等手迹，我们也只是在最近发现。但这副挽联的真伪，却牵涉到对章太炎的评价问题，不容不辨。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4月29日《史学》

前言/序言

前 言

经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代表作，史是记述过去事迹的载籍。经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搜集资料，饾饤章句，又离不开史；疏通整理，辨析异同，也依附于经。两者互为依存。

经史关系的论著，时有所见，清代章学诚有《文史通义》的专著，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校雠汉学、宋学的得失，说是“《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我由经入史，偶有所得，写出文章，其中也不乏对经史论著的评述。

少年读经，中年治史，由经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古代也只是对两汉的经今古文作了一些探究。近代又从今文经学而康有为、梁启超，古文经学而章太炎、刘师培。深感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主要看人物结集和史传记载，近代则报刊林立，时有借经言事之作，而这些“时评”，很多在“结集”时刊落，有的著作还倒填年月，引起误解。例如章太炎早年在《时务报》发表的《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在《经世报》发表的《变法箴言》等都没有收入《章氏丛书》。在《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八、九号连载的《诸子学略说》，虽在《国学讲习会略说》《章太炎文钞》辑入，《丛书》还是刊落了。后来，柳诒徵在1921年11月出版的《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发表《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加以批评后，章氏《致柳翼谋书》说“今《丛书》中已经刊削，不意浅者犹陈其刍狗”，表明他是故意“刊削”的，是为了“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而“刊削”的。可知对近代人物的评论，不能限于结集所载，还应注意早期报刊所载。

又如，章太炎晚年反对白话文，是事实，但他早年却写过白话文，不但在诗词中用过白话，在他亲笔所拟讲稿上也用白话。当然，这是他早年投身革命时所写，但不能说他反对白话文是一贯的。

再如，康有为以“圣人”自居，为了表示自己早就注意“大同”，把1901年至1902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说是二十多年前早已“成书”了。

这些，都说明必须全面占有资料。

再举一例：刘师培1907年在妻子和亲戚的影响下走入歧途，是事实，但他早年却曾“留别扬州”，投身革命，只是那时写的文章登在1903年的《苏报》上，《苏报》不久被封禁，流传很少，以至无人论及。

这些事例，还有很多。有的散见报刊，有的仅见于函札。由此可见，只有详细占有资料，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本书也是本着尽可能查询书刊，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的。

为此，我很早编有《章太炎政论选集》和《康有为政论集》，以至写了《章太炎年谱长编》和一批文稿，本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已经刊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乘桴新获》和《经学史论集》的，除个别文篇外概不收入，只在书后附上目录。

由经入史，由古代而近代，匆匆六十年过去了，重理旧稿，不禁有感。

汤志钧

2012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