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物化》，1、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旗帜性人物霍耐特新作

2、“物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的理论潜能再开发

3、霍耐特著名的“承认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显示出法兰克福学派宏大的理论抱负

4、对日益分裂的欧陆-英美学术话语进行建设性的联结，提供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沟通范本

内容简介

《物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在20世纪初曾经提出一个经典学说：“物化”，它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商品关系日益入侵到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因而变得扭曲。那么，一种非物化、非扭曲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物化状态是否无法回避？处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人们，如何面对物化状态？第三代法兰克服学派的旗帜性人物霍耐特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重新考察了卢卡奇的学说。通过将卢卡奇的学说放置在一个更加综合的知识谱系中考察，霍耐特不仅向我们呈现了物化学说的理路，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他自己 “承认理论”。在他那里，物化得到了崭新的定义：物化乃是对承认的遗忘。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旗帜性人物，代表作有《为承认而斗争》《自由的权利》《权力的批判》等。

译者简介：

罗名珍，台湾台北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博士，师从霍耐特。现为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阿多诺哲学、批判理论与精神分析。译作有《物化：承认理论探析》和《社会主义理念》（即出）。

目录

中译本导言
前言
导论
一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二 从卢卡奇到海德格尔与杜威
三 承认之优位
四 物化作为对承认之遗忘
五 自我物化之概貌
六 物化之社会来源

精彩书摘

在1920-30年代的德语世界中，“物化”概念乃是社会文化批判的核心议题。如同凹面镜一般，物化和其他相邻的概念焦聚了魏玛共和时代的历史经验——日益攀高的失业率与经济危机，迫使社会关系日渐趋向以功利盘算为目的，昔日对物之工艺的珍视，也被仅着重工具利用的态度所取代。就连最内在的主体经验都无可避免地透露出冷漠算计的气息。然而这惘惘不明的时代氛围，一直到一深思而警醒的哲学家以“物化”统称之，才得其语汇。这哲学家便是卢卡奇。在他1923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借着大胆融合马克思、韦伯与西梅尔著作中的主题，成功塑造了此一关键概念。《历史与阶级意识》承载了卢卡奇当时对即将到来之革命的企盼，全书重心在于一篇由三部份组成的长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这篇文章促动了一整代的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将当时社会关系所造就的生活形式视为社会物化的产物，并以此观点进行解析。

然而，二战之后，“物化”作为时代诊断中最重要的范畴，渐渐失去了重要性。或许是纳粹种族屠杀造成的文明断裂，使得所有带有揣想夸饰意含的社会诊断皆顿失力量。社会理论家与哲学家转而探讨民主与正义何以失效，而不再引用那些分析社会病征的概念如物化或商品化。尽管这些概念仍可见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著作中，且卢卡奇的思想曾在六零年代末的学生运动中一度复兴，然而整体而言，物化分析似乎终究随着时代趋于没落。任何对物化的谈论，听来都像某种可疑征兆，彷佛思虑还滞留在一个过往的文化时代，而此文化时代在历经了战后时期及各种文化改革和理论更新之后，已失去其正当性。

一直到最近，才又出现了种种迹象，显示情况或许又将有所改变。“物化”像一个哲学上未经琢磨深究的大块思想，忽然从魏玛共和的深水重现，重新回到了理性论述的舞台。而之所以我们会认为，时代诊断近来在走向上出现转变，主要是凭据三到四个可见的征兆。其中的第一个征兆尚不十分显著，就是近来陆续出现了许多新的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呈现出一种意韵氛围，显示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何被悄然地经济化——不论是小说的文风或所选用的词汇，皆如同一种文学的见证，在它们的观察下，社会世界的居存者像是面对无生命之物一样面对自己与他者，彷佛既没有丝毫的内在感受，也无意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观点。不论是美国的瑞蒙?卡佛、哈洛?布洛奇、还是惊人无诲的法国作家韦勒贝克，或德语作家艾芙烈?耶利内克和西尔克?朔伊尔曼，他们的作品都可归入此脉络。

相较于在文学叙事作品中，物化还只是呈显为一种氛围，在新近的社会学分析中，物化指的则是在人类行为形式中所发生的变化。近来许多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研究皆发现一种日益加剧的倾向，就是主体会出于利害机宜之考虑，长期假装自己拥有某种感受或愿望，及至久而久之，主体真的将这些感受或愿望经历为自己人格个性一部分。当卢卡奇将新闻工作比喻为一种对“自身经历与信念”的“娼卖”，并视之为社会物化的极致表现时，他所指的也就是这种对自我情感的操控。

然而不论是对于情感管控的社会学诊断，或是对只重实际效益操控所造就之冷漠氛围的文学纪录，“物化”概念都还只是隐含在文中而未被明言。在使我们相信物化论题如今再度复苏的第三类的文本中，则有所不同。那些或曾引动卢卡奇想法的社会现象，在最近的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中亦成为理论探讨的主题。这些讨论虽不直接引用卢卡奇的原文，但却明确地援引“物化”概念。例如马莎?努斯鲍姆在近作中，用“物化”指称某种将他人视为工具的极端的对待方式；又或者如伊丽莎白?安德森虽不用物化一词，但她所探讨的生活处境的经济式异化，却一再体现了物化的现象。在这些伦理学脉络下所谈的“物化”，有着确切的规范意义，它指的是损害道德或伦理原则的人类行为，亦即，一种不符于其他主体所具有的各种人之特质的、将他人当作无感受无生命之客体、当作“物”或“商品”的对待方式。而今日不论是对代理孕母日渐增高的需求、爱情之商业化或是性产业的兴盛发展，都是此种界定所涉及的经验现象。

最后、我们还能指出第四种脉络，显示“物化”范畴如今再度被用来凸显特定的社会趋势。在近来关于脑部研究之各种结果及其社会影响的讨论中，经常可听到下述批评，即，以纯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来讨论相关问题，本身就隐含了一种“物化”的态度。此批评的主要立论在于，任何仅藉脑神经元之燃动来解释人类情感与行动的企图，皆抽离了生活世界之知，而将人类视为无主体经验的机器、视为物。与先前在伦理学讨论中所提及的相似，在这个议题中，人们援引物化概念是为了指称某种对道德原则之损害。当神经生理学无视于人之为人的特质时，便会被视为是一种“物化”。在这两类脉络中，“物化”概念 ——就其暗指对象“仅为物”而言——所隐含的存有论意义，仅是次要而边缘的——某种“物化”他者的行为之所以被视为可议的或错误的，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某些道德原则，而不是因为它们违背了人类日常行为本身的存有论前提。与这两类脉络不同，卢卡奇则相信，进行物化批判可以不需援引伦理原则。因此，卢卡奇在其文章中乃是以字面之原意使用“物化”概念。这是因为他相信，当社会实践行为悖于特定的存有论事实时，就能够被界定为“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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