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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选取1902—1904年《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学文学教育为研究对象，以语文教材为基本凭借，根据中学文学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其分为清末民初（1902—1918）、新学制前后（1919—1927）、新标准时期（1928—1936）、全面抗战和内战时期（1937—1949）四个不同发展阶段，并分别从课程（课程目的、功能和教材中的文学作品的比重、文体、语体、主题、组织）和教学（内容、过程与方法）两大层面梳理其发展过程，全面呈现每个时期文学教育的基本状况，比较其异同，揭示影响其变化的内外因素，总结其基本特征。

作者简介

　　张心科，男，1973年生，安徽宣城人，教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育史研究。近年来出版《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语文课程论》《接受美学与中学文学教育》《民国儿童文学教育文论辑笺》等多部学术著作。

目录

绪言
第一编 清末民初的中学文学教育（1902～1918）
第一章 清末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堂章程中的文学
第二节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第二章 清末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中学经文学教学
第二节 中学古文学教学
第三节 中学纯文学教学
第三章 民初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民初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二节 民初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第四章 民初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官方规定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二节 民间实行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二编 新学制前后的中学文学教育（1919～1927）
第一章 国语科初设时期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文学课程改革的前奏
第二节 中学白话文教材中的文学
第三节 中学文言文学教材的改革设想
第二章 国语科初设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中学文言文学教学的改革设想
第二节 中学白话文学的教学实验
第三章 新学制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国语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第四章 新学制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班级授课制中的中学文学教学改革
第二节 道尔顿制中学文学教学实验
第五章 国语设科及新学制时期中学文学课程的论争
第一节 中学国语课程名称与文学作品语体的论争
第二节 中学国语课程目的与文学作品题材的论争
第三节 中学国语（文）教科书中选文功能与文学作品比重的争论
第四节 中学国语（文）教科书选文组织与文学作品编排的论争
第六章 国语设科及新学制时期中学文学教学的论争
第一节 班级授课制中学文学教学的论争
第二节 道尔顿制中学文学教学的论争

第三编 新标准时期的中学文学教育（1928～1936）
第一章 暂行课程标准颁行前后的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第二章 暂行课程标准颁行后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文学教学
第二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教学论中的文学教学
第三章 正式课程标准颁行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二节 中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中的文学
第四章 课程标准颁行时期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教学法中的文学教学
第二节 中学国文教学论中的文学教学

第四编 全面抗战和内战时期的中学文学教育（1937～1949）
第一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特种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教材中的文学
第三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二章 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教学
第二节 中学国语、国文补充教材中的文学教学
第三节 中学国文教学法、教学论中的文学教学
第三章 内战时期的中学文学课程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
第二节 围绕国定本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文学的论争
第三节 中学国文课程文件中的文学
第四章 内战时期的中学文学教学
第一节 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文学教学
第二节 中学文学教学改革的设想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1920年，教育部发布“国文”改为“国语”的命令，只是规定教授用语改为白话，教科书改为白话文，其主要目的是求言文一致之效。因为当时我国各地所用的语言尚未统一，所以教育部不便称其为“国语”，但国语运动者、文学革命者在论文中已多以“国语”称呼这门学科了，而且1923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和《高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也以“国语”称之，这前后也出版了多套以“国语”命名的教科书。不过，前述吴研因所提出的以“文学”来命名这门学科名称并没有得到回响，倒是“国语”这个学科名称引发了热议。
　　一、国语有无统一的标准，标准是否必要
　　首先，“国语”之“国”和“国文”之“国”，均指国家，但“国”是指“国家统一使用”还是“国家领土之内”呢？这在“国文”中不是问题，在“国语”中却成了问题。早在1917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简章》对“国语”的解释是“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①此处的“国语”，是中国境内汉、蒙古、藏、回、朝鲜等民族语言的总称。但是，实际上作为课程的“国语”，所学习的只是汉语。然而，作为汉语的“国语”，同样存在着如何理解这个“国”字的涵义。针对1920年“许多人狠怪教育部太卤莽了”②，主张“教育部应该先定国语的标准和进行的手续，然后可以逐渐推行”，胡适认为这种批评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③可见，胡适认为，所谓的“国语”显然不仅是指“中国语”，而是指“国定”的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级的汉语”，或者叫“国家级的方言”，而这“国家级的方言”显然不能以某种方言通行地区的行政地位来定，而应以某种方言通行地域的范围而定，即通行最远的方言（包括语词与语音）即“国语”。那么什么样的方言能作为这个标准呢？北京话、汉口话、河南话、南京话、广东话，都曾被人主张作国语，但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
　　（一）国语运动者：首先应关注国语统一，其次才是教育普及与文学发展
　　1925年6月，黎锦熙自问：“国语是甚么？国定的语言吗？不对！本国底语言吗？也不尽然。‘国语’只是一个笼统的不可分析的名词。”①1925年11月，他将“国语”与“国文”作了区分：“国语谓今语与国音，国文为故文与旧籍”，“国语”的含义“一为浅显之语体文，一则标准之国音也”，目的是“前者意在使文字教育易于普及而便于应用，后者则欲使全国人民练习一种统一之语言”②。可见，对于国语运动者来说，在中小学推行国语的首要目的是言文一致，最终目的是国语（语词、语音）统一。为了达到此目的，黎锦熙、钱玄同等人，主张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并积极推进注音字母在中小学的实施以及国语罗马字的创制等，希望最终能真正做到言（语词、语音）与文（文章、文字）一致且在全国获得统一。但是，普通教育者和文学革命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要采用语体，而非是否统一的语体；其次，他们认为标准的确立是在可做标准的“国语”产生之后，而非之前。总之，他们所强调的不是“国”，而是“语”，更具体地说是“语体”而不是“语音、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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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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