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上帝与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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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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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6920

版次：1

商品编码：12275347

包装：精装

开本：420000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3

字数：532

正文语种：16开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问题而出现的思想
思考并探讨近代以来的社会道德与思想危机

内容简介

　　《道德·上帝与人 :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是作者试图将社会伦理、精神追求、基本规范与信仰联系起来考察的一种尝试。这不单涉及如何认识中国以至世界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涉及如何看待“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作者选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其思想都是作为问题而出现的，陀氏提出的不仅是他自身时代的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主要是围绕着道德、上帝与人的范畴展开的。

作者简介

　　何怀宏，祖籍江西清江，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专著有《良心论》《道德·上帝与人》《世袭社会》《选举社会》等；译著有《沉思录》《道德箴言论》《正义论》等。

前　言　我为什么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 ......001
第一章　作为问题的思想 ......017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021
二、思想的人 ......033
三、思想者的孕育和诞生 ......039
四、思想者的主要类型 ......047
五、思想者的特点 ......051
六、作为问题的思想 ......065
第二章　个人行为的道德问题 ......077
一、迫切的道德问题 ......079
二、罪：赞成的“理由” ......085
三、罚：反对的力量 ......100
四、罪恶的解救之道 ......108
五、不同的对待道德“界限”的态度 ......114
六、道德危机的时代 ......119
目录
ii 道德·上帝与人
第三章　集体行为的道德问题 ......125
一、目的与手段 ......129
二、他人的血 ......147
第四章　怜悯的爱 ......159
一、怜悯的基调 ......159
二、关于孩子 ......170
三、怜悯还是“博爱”？ ......179
四、爱能够实现吗？ ......186
第五章　上帝的问题 ......199
一、成为问题的上帝 ......199
二、假如没有上帝…… ......207
三、神人还是“人神”？ ......221
四、“上帝之死”所意味的 ......229
第六章　人的问题 ......243
一、人的有限性 ......245
二、人的差别 ......255
三、多数与少数 ......261
四、自由与人性 ......267
iii
第七章　社会秩序的构想 ......289
一、社会公正和理想秩序 ......290
二、贵族与文化 ......301
三、“人民”崇拜与结合之路 ......313
第八章　时代与文明 ......329
一、现时代的“精神状况” ......332
二、现代社会所取代的和所趋向的 ......340
三、俄罗斯与西欧......348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358
补　编　
托尔斯泰的矛盾 ......379
——重读托尔斯泰
引言：艺术与思想之间的矛盾......381
什么是勇敢？......406
老百姓在想什么？......413
战争、历史与生命......418
爱情、婚姻与家庭......447
面对死亡的“立己主义”......467
目　录
iv 道德·上帝与人
谁之罪？ ......477
结语　人：道德与上帝......491
参考书目 ......497
后　记 ......510
索　引 ......511

精彩书摘

第一章作为问题的思想

第一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
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高点可以说是由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座并屹的巨大山峰达到的。这两位艺术大师都极其真诚，都拥有巨大的天才，都紧张不安地探寻真理，并且最后都诉诸宗教的精神。他们生前有过参加同一个演讲会的机会，却终于未能见面，但互相都熟知对方的作品，有一些公开或私下的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推许托尔斯泰的天才，但也承认与之思想上有分歧。托尔斯泰准确地认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浑身都是斗争的人”，故而认为不宜“树作后代纪念和学习的榜样”，但他一生都极喜爱《死屋手记》一书，认为是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内的所有新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书”，他读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也深为感动，据说他在秘密出走去世时所待的阿斯塔波沃车站的站长房里，随身带有两本书：一本是蒙田的《随笔集》，另一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1] 他认为人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身上“认出自己的心灵”。两位大师在精神和艺术上都有一些共同和相互吸引的方面，但是，在很多方面仍可说相当不同乃至对屹。于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也就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课题，构成了一系列文献。
最早的系统研究如“白银时代”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两卷本《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称托尔斯泰为人的“肉的探索者”，而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的“灵的探索者”。他强调他们两人的对立，甚至说：“如果我们想在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文学中找到一位与托尔斯泰截然相反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只能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化的“正命题”，那么，托尔斯泰就是其“逆命题”。[1] 洛扎诺夫则简洁地写道：“托尔斯泰令人吃惊，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感动。”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沙漠中的骑士，背着一只箭囊，他的箭射向哪里，哪里就流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宝贵的，托尔斯泰则总是“说教”，“说教”并不能留下什么，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活在我们心中，他的音乐永远不会消亡。[2] 自然。罗扎诺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他批评 “托尔斯泰的宗教”，说这“莫不是一个养尊处优、声名远扬和无忧无虑的土拉地主的东跑西颠？”“缺少切肤之痛——这是托尔斯泰不可饶恕的一面。”但他又赞扬托尔斯泰，说他超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地方“便是整个生命的高尚和严肃”；问题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想做什么”。托尔斯泰“梦寐以求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崇高。
英国作家王尔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托尔斯泰那样广阔的视野和史诗的庄严，但他有十分强烈的感情，十分激烈的冲动，善于处理人物心理上最深沉的奥秘和人生最隐蔽的动机，具有无比忠实而可怕的现实主义特征，用的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客观方法。[4] 另一位英国作家福斯特（E. Forster）也说：“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像托尔斯泰那样伟大——也就是说，给了人的无论日常还是英雄的生活如此完整的一幅图画；也没有一个英国小说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探索人的灵魂到如此的深度。”[1] 施泰纳（E. Steiner）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史诗传统的后代”，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莎士比亚之后的悲剧大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完《卡拉玛佐夫兄弟》之后不到四十年，托尔斯泰所期望的一些事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恐惧的大部分事情就实现了。[2] 许多评论者也注意到，若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19世纪欧洲作家如巴尔扎克、狄更斯相比，他们两人就都可以说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但若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托尔斯泰则还是更为纯粹和伟大的艺术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接近于是艺术家中的思想家，在思想上有着更高的成就。为了进一步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再引述一下别尔嘉耶夫对两人的比较。
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猛烈的动力性格指向“变”，但却肯定历史传统，承认政府与教会；托尔斯泰只是静态事物的描绘者，却反叛历史与宗教的传统，否认东正教，轻视帝国，甚至不曾接受文化的至上地位。[3]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革命正在人的精神的地下室酝酿，知道它必然会来临，他预见到它的方法与结果。托尔斯泰则对革命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预见，但他自己却像一个盲人一样被卷进革命的过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精神的层面，从这个层面他看到了一切；托尔斯泰则停留在心理与身体的领域，因之不能看到表面之下的事物。托尔斯泰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优秀精细的艺术家，他的小说，就其作为小说而言，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要好；对于已存的事物，他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描绘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只关心将要发生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托尔斯泰更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事物的认识更为广阔，了解永恒的人性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人为了进两步必须退一步；托尔斯泰则不回头地一直向前，他那偏于一方面的道德是不可能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深透人心的人所共有的。如果说托尔斯泰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了往日之事，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擅长处理流变的未来之际。托尔斯泰终其一生都在像异教徒一般寻求神；他的心被神学压迫着，但他本人却是个蹩脚的神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神的关怀则不如其对人的命运以及精神之谜的关怀，使他不得安宁的说到底不是神学而是人学；他无须像异教徒那样去解决神学问题，但他必须去解决人的问题，而这人是精神性的人。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伟大超过其思想的不凡：他的思想观点有时浅薄得惊人，几乎是俗气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醉饮思想观念，在他的书中浸透了观念，并且在这陶醉中，他的智慧的刀锋却从未钝锉。《地下室手记》的主角是一个观念，拉思科里涅珂夫是一个观念，斯塔夫洛金是一个观念，基里洛夫、沙托夫、伊凡·卡拉玛佐夫—— 统统是观念；这些人似乎个个都被观念淹没了，醉饮着观念。只要他们开口，就从他们口中汩汩涌出思想；而一切思想都围绕着“那些该死的永恒的问题”转。但这并不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宣传某种特殊理论的论文，事实上，观念是隐含在他的著作中的，以纯粹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他是一个“观念论派”（idealist）小说家，孕育了新的、基本的观念，且总是以动力的、动态的方式孕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哲学上态度是谦和的，他说：“在哲学方面我很弱；但对哲学的爱却不弱——那是非常强的。”在学院派的哲学方面，他确实弱，而那种哲学也非常不适合他；但他的直觉天才却知道正确的路途，事实上他是真正的哲学家，而且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他从哲学所学到的可能不多，教给它的却很多；暂时性和局部性的问题他可能留待哲学自己去处理，但只要是关于最终的事物，则哲学必将长久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旗帜之下。
由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对20世纪及后世的不同影响。他说，当20世纪初叶，当一股精神的与宗教的观念之流涌出，而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中的实证论和唯物论背道而驰的时候，这股潮流的代表——罗扎诺夫、梅日列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伊万诺夫等，统统把自己置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上：他们统统是他的心灵之子，并立意要去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托尔斯泰在舞台上占的空间比较大，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却更广更强。要触及托尔斯泰，容易得多，他容易被人认作是宗师，而且，他更近于是道德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耕种的却是俄罗斯心灵那复杂而锐利的形而上学思想。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托尔斯泰的心灵所吸引的，一种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所吸引的，而我们发现，“托尔斯泰类”的人很难正确地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不喜欢他。[2] 若以原创性的宗教思想而言，托尔斯泰几乎是荒瘠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则极为丰硕。此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仅存在于预言中的沙托夫、基里洛夫、韦尔霍文斯基、斯塔夫洛金和伊凡之类的人，在随后四十年中统统在真实的世界中出现了；他那在19世纪70年代仍只潜伏着的基本主题，在俄罗斯1905年、1917年的两次革命中都表现出来了。由此可以看到俄罗斯的“革命主义”中的宗教结构。革命，使同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学永远不曾停留在生活的“心理—生理”表层，在这方面托尔斯泰是较佳的心理学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探索的是灵魂的生活，这生活一直延伸到神与魔鬼。这些问题，这些最终的事物，才是俄罗斯人长久以来系心的对象。当然，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也同样令他们系心，但革命与社会生活是次于神和魔鬼的问题的，后者得到解决，前者自然安顿，而使我们免于仅在心理研究的恶性循环中打转的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思想观念是他不可或缺的食粮，如果他不去沉思诸如神、魔鬼、永生、自由、恶与人类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他就活不下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而上学不是抽象的；他认为观念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基本的事物；而我们现在统统是他的精神后裔，急着以他同样的精神去提出并解决那些形而上的问题。
别尔嘉耶夫特别指出“文化的破产”给20 世纪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文化正是导向生命之实相的道路：神圣生命的本身正是精神的至高文化。在这一方面，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的影响是可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如一切伟大的民族作家一样，是混杂的，如果说他劈出了一个文化的危机之绝壁，他却并非文化的敌人，而托尔斯泰却与文化敌对，别尔嘉耶夫立足于独特的基督教立场更为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比托尔斯泰更配得宗教改革者之名。托尔斯泰摧毁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试图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所提供的东西只是消极性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明新的宗教，是忠于基督教的真理及其永恒的传统。别尔嘉耶夫甚至说：“就我个人所知，还没有一个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基督教的写作上更深刻。”
除了别尔嘉耶夫以上谈到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别，伯林的一个比较也颇值得注意。伯林引希腊哲人阿基罗库斯（Archilochus）“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一语，认为这种一元与多元之别是作家与作家、思想家与思想家，甚至一般人之间的差别最深刻的一项。例以俄国，伯林认为，普希金实际上是19世纪头号狐狸，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道道地地的刺猬，若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两端，正可度出俄国文学的幅广。至于托尔斯泰，伯林认为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以为自己是刺猬，并努力想做刺猬。他的天赋与成就是一回事，他的信念，连同对自己成就的解释又是一回事。
在我看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追求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表现得像是刺猬，他渴望一种终级的、一元的真理，亦即基督的真理，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艺术作品中，他却表现得像是狐狸，总是在探测向各个地方去的可能性。他是一个内心渴望着一种单纯、统一的真理的寻求者，但由于他总是在寻求，他决不停住脚步，决不满足于定论，他就总是在他的小说中同时保持着一种对于一元真理和多元对话的同样强烈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只想做狐狸的刺猬，在他那里，同时保持着狐狸的广度与刺猬的深度：即从问题意识来说，从对根本问题的执着追求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刺猬；但是，从问题的解答来说，他又并非刺猬，他意识到真理或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并非是简单的，他没有成为教主或圣贤、先知的意图，乃至没有那种可能被人们认作教主或圣贤的客观倾向。他没有围绕着他的信徒，没有形成主义或教派。爱好他的人是散落的个人。他是一以贯之地追问的刺猬，而非固守某一教义的刺猬。他在追问中自然有自己倾向于某一解答的思想倾向，但他并不封闭地固执于这一倾向，而是也注意到其他的倾向。他的现实感强过托尔斯泰，尤其是在处理概念时的现实感高出托尔斯泰许多。他深深地体会到人的某种差别性，尤其是少数和多数的差别性。这使他不可能简单地处理真理，更不易盲目地宣教真理。
其他评论者还提到了他们的另一些区别，诸如小说类型的“独白小说” 与“复调小说”（巴赫金）；重点描写农村与重点描写城市（弗里德连杰尔）等等。巴赫金指出托尔斯泰小说中的独白倾向耐人寻味，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单一的倾向，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始终有一种众声喧哗。不过，我们不欲在此全面比较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仅在这里试图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不同可能有一些个人境遇方面的原因，这种差别也许部分地可以从他们个人的境遇得到某种解释。
托尔斯泰一生的事业可以说相当顺利，他出身贵族，一直家境富裕，富有田产，从不必为谋生烦恼，一生不知穷困为何物，并很早就获得作家的巨大声誉，早年没有受过政治迫害，而当后来他对沙俄政权和教会越来越持异议时，他的世界声誉已经为他构成了一道保护的屏障，他的婚姻亦可说顺遂，妻子虽不能说完全理解他，但也挚爱着他。他身心正常，朋友很多，晚年更有许多朝拜者，在世界上也门徒甚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军医之家，很早就感受到经济的压力，父母早夭，自己又犯有癫痫病，成名作刚获称誉很快又遭嘲笑，不久，又因参加革命小组的活动被判死刑，临时改服苦役和兵役，在西伯利亚待了约十年，创作活动中断，开始几次恋爱都不顺利，第一次婚姻也不很称心，妻子、兄弟与好友又在同一年去世，办报被封，负债累累，这种负债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终结，他的长篇小说差不多都是在预支稿费、限定日期的情况下写作的，为此只能得到远低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稿酬。他性格不擅交往，甚至一度的好友斯特拉霍夫也弃他而投向托尔斯泰，在他死后对他进行攻击。所以，我们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确实感到一种潜藏的、贵族式的
居高临下的态度，甚至在其对财产、婚姻、文化的激烈拒斥中，也包含有某种贵族式的骄傲，在其道德与宗教方面的要求中，有一种精英似的极端彻底和严格。别尔嘉耶夫说：“托尔斯泰的呐喊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的人的呐喊。”他拥有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这一切而想竭力放弃这一切。[1]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却是相当平民化的，是熟谙社会底层，深知其间人们的苦难，尤其是心灵的悲惨状态的。他是和他们在一起怜悯他们。他对自己的苦难也不张扬，不抱怨。他不喜欢谈论自己。默默地受苦、默默地写作、默默地消失，这是我们后来在罗扎诺夫的晚年，在《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及其作者那里看到的同样特征。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格特征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爱我们，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平等的人，而非象屠格涅夫那样有一诗意的距离，也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有一传道者的张扬。他是我们的，在他所有的思想中，所有的痛苦中。他与我们在同一只杯子里浮沉。”[2] 基尔波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中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无贵族那样的骄矜自重，亦无资产阶级那样的故作优雅。”
托尔斯泰出身于富有的上层贵族，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没有上过“死屋”那一课，他的思想中也没有“地下室”那样一种阴深和暧昧。他的思想是单纯的，经常是直线行进的。他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解平民，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了解社会底层，尽管他自认是在为社会底层呼吁。他是如此热烈地渴望与社会底层趋同，然而他还是不很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所爱，所恨，所欲，所求。如茨威格所说，托尔斯泰的作品因此富有说教性，它是教科书，是宣传手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言不发，但他的沉默比托尔斯泰的控诉更有内容。[1] 托尔斯泰对现实的人性和人心的复杂性缺乏一种全面的和深度的理解，他所达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或者说只是某一侧面的深度。他的呼吁是相当精英化的，他是站在高处呐喊，却从未完全浸没在人性和人心的黑暗的深渊。在他的思想历程中，虽然也有种种转折，但在每一个转折完成后的阶段，一切对他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些转折对他来说是为时甚短的，经常是突兀的，他很快就涉过黑暗的深渊而进入了通体透亮的“真理的光辉”之中。他迅速把选择的疑问和烦恼抛到了脑后，抛给了过去，剩下的事情就只是朝着这一新的方向的奋斗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仍然把所有的疑问和困惑仍然保留在自身之中，仍然是在黑暗的深渊中吁求光明，给人的印象是在即将没顶的沼泽中伸出了双手，渴望抓到坚实的彼岸，甚至哪怕只是可以稍许喘息片刻的坚硬的树枝。
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到革命，[2] 而托尔斯泰却为革命所“ 预见” ——革命者预见到托尔斯泰将成为摧毁旧秩序的有力资源。托尔斯泰对传统文化、社会政治秩序、产权与法律的攻击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意义，然而他没有看到另一面：一旦破坏了文化的植被，就很难一下恢复，20世纪的许多灾难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离开了法治，也就不会有自由；摧毁了政治秩序，人们将可能面对更为肆虐的权力；没有了产权，个人面对这种肆虐的权力也将被置于更无法保护自己的地步。他对人的要求很高，而人们却是站在地面上的，甚至是陷在污泥里的，解脱的办法并非是一个难以触及的天堂，而是慢慢可以爬出来的木板。他明于自己的理想却陋于知普通人的人心，他知道精神的一端，却不清楚物质和肉体的另一端。他了解贵族，却不了解百姓，尽管他极力否定自己的贵族气，然而却没有比他这种决绝的否定姿态更具贵族气的了。
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扬陀抑托，他们两人各有自己的伟大之处，许多人的态度可能会像伯尔（H. Böll）一样——他说他很难决定在两者中选谁，也许这个时候选陀，另一个时候选托，“并且，我觉得总是在反复变换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时代”。[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如果说托尔斯泰只接触到一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还通过自己的亲身遭遇而接触到另一端，接触到那浸在污泥中的一端，那人们很难摆脱的物欲和肉体的一端，那多数人所生活和面对的一端。赫克（J. Hecker）也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客西马尼园找到上帝的，他通过死刑、流放学会选择鉴赏悲痛的宗教，并且热爱它，但他也知道另一面：俄罗斯灵魂为生活富裕和幸福所进行的斗争对他也不生疏，他理解俄国大学生们的精神困惑、志向和渴望，所以让阿辽沙还俗。[2] 托尔斯泰只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一面，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却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两面。托尔斯泰的学说也许更适合于少数个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则面对全体。
当然，客观说来，托尔斯泰的思想也可以说构成了对话的一方，但只是一方，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同时出现了对话的双方，或者说出现了多重对话的各方。仅仅站在对话的一方很容易走向实力的“对阵” 而不再是思想的“对话”，这正是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俄国近百年的历史行程中所看到的。首先来临的是托尔斯泰的时代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死后方生”的思想者，但还不是“死后即生”，而是在许多年之后“方生”，而且还可能将“生”“死”许多次。只有在人们意识到实力的“对阵”并不解决问题后，人们也许才可以重新开始思想的“对话”；只有在白昼的辉煌重归黯淡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在黑暗的背景上闪亮。然后，那些命定的思想者可能要学习在漫长的等待中等待黎明。人类没有办法做到让白昼永驻，相反，他们在对他们理想的阳光的直视中倒可能晃花双眼。只有到他们的眼睛重新熟悉周围的黑暗时，他们才能看清楚周围的一切，看清楚哪是“真实的光亮”和哪是“虚假的光亮”。时至今日他们才可能意识到，思想的“对话”比实力的“对阵”更可取，精神的黑暗必须用精神去驱散，而不能用武力去摧毁。

前言/序言

前言　我为什么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为什么要研究？这是我对自己反复提出过的问题。我的专业并非文学理论或批评，而是伦理学及人生哲学，而且我不懂俄语，那么，为什么要研究19世纪的一位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自然，我喜欢文学，对俄罗斯文学还一直情有独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几乎全都译成了汉语，其重要的小说还有多个中译本，但要做研究还是有明显的缺憾与不足，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
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我的问题把我引向了他，他对我最合适不过。对我紧张思考的问题和长期存在的困惑来说，他看来是最好的一个综合，而且还预示着一种难于测其根底的深刻复杂性和一些可能的解决问题的设想。他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且是文学家中最伟大的思想家，而中文世界里还罕见从思想的角度对他的专门研究。
下面我想略微回顾一下我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
一
在我试图从历史正义的角度重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史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1] 我本想按顺序进入20 世纪的中国，去努力认识这一大转变的时代 [2] 以及由此转入的新的社会形态、认识中国革命以及一种或可称之为是中国的“现代性”。我想我的研究也许就在这个时代逗留下来了，因为我关注历史的目标还是为了认识现代社会，我想在这一领域内找一块适合自己训练、才情和兴趣的地方耕耘，重点当然还是围绕着道德与人生。而且我想仿效先前的历史研究，先对这整个过渡时代有一种初步的总体的把握，形成一些基本的解释概念，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大的困难——比如说史料的浩如烟海且层出不穷；社会的转型尚未结束或至少离得太近；解释性概念体系的难以形成和受到的各种限制；乃至还有一些个人的原因等等，使我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试图先从总体上把握的计划，而考虑从其他的途径接近。
另一方面，每年临近岁末的时候，我都习惯漫无计划地读一些 “闲书”，1996 年底主要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渐渐地，我心里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这就是在即将来临的一年中，以19 世纪到20 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变迁为背景，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有关精神与社会、时代与永恒、道德与上帝的问题做一些研究。
长远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试图认识现代中国，包括认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但是，我却走了一条不是直接，而是迂回的路。借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说法或法国学者F. 于连（Francois Juclien，1951— ）的做法，这种研究大概也可说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俄国’”吧。但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以下几点特殊的考虑：
首先是考虑到近百年来俄罗斯对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激荡的百年史的深处，也有一种思想的激荡、观念的激荡。西方思想观念随着坚船利炮一起进入了中国。西方思想的原型、原动力当然是来自欧美，但是，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回应史上，决不可忽视这样一个特点：即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一些“中介者”来接受的。20世纪初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由日文转介西书，迄今我们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由此确定的，看似汉语，却又是日文。中国人不仅自己看西方，也借助“中介者”的眼光看西方。而俄国对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潮，更有几乎是“一锤定音”的效果，20世纪前20年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舞台上竞争不下，而正如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版本列宁主义迅速在思想界具有支配影响并努力掌握实践力量。与此同时，知识者对俄苏文学的关注也日渐加强，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代，俄苏文化对中国社会更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不仅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从列宁服、布琼尼帽、保尔、卓娅和舒拉到俄罗斯民歌、建筑风格……一直到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列宾的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深深浸染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即使中苏交恶之后，各地的插队知青对俄罗斯文学艺术也仍然是一住情深，一些俄苏歌曲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慰藉。
其次是俄苏对中国在实践上的直接影响。在20世纪，欧洲诸国(如英、法)对中国的这种社会实践的影响，明显比鸦片战争及后来的英法联军逞强的19 世纪减弱；甚至越来越多介入中国事务的美国，比起俄罗斯与日本这两个中国的紧邻、也是强邻来，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大概还是有所不逮。俄、日这两个强邻不仅对中国最有企图心，而且都大规模地实际进入过中国。日本对中国的两次战争——19 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和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国内的力量对比。俄国，尤其是后来的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很大，俄国近代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1904—1905 年俄国在中国东北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落败，刺激了清朝政府加速改革的步伐；苏联诞生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后来并未完全履行）也给了中国人以很大鼓舞；苏联还支持了孙中山及后来国民党的北伐，后来又一度通过共产国际指导和资助过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1949 年以后，在外交上“一边倒”倒向苏联的中国，曾经与苏联有过一段蜜月时期，而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接近，并在客观上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总之，中国在20 世纪的历史命运与俄罗斯亦是难解难分。
当然，这种实践的中苏关系史并非我关注的重点，我所萦心于怀的仍然是思想文化和精神信念。我在此只是想提醒自己在关注思想观念的同时不能忽略那些参与了塑造当今中国面貌的重大事件和外部力量。而在这方面，俄、日的介入之深和影响之大是欧美所不能比拟的，而俄、日对中国思想与实践的这种影响，我们也许迄今都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所以，我想我们有必要加深对如俄罗斯、日本这样的“中介者”本身的认识，它们不仅给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打上了自己一些特殊的印记，而且，它们虽然相对于欧美来说是“东方”，是“落后”，相对于中国来说又是“西方”，是“先进”，它们是处在东方与西方的结合点上。它们既是中西之间的中介者，又是一种后发现代化的先行者。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们在近代晚期都还保留有某种世袭的贵族制或武士制。俄罗斯早在彼得大帝起就开始了改革，而从19世纪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较之20世纪中国的西化派与传统派之争更有思想和学术深度的讨论。中俄较之中日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如同样幅员辽阔、同为大陆性农业国家、同样经历过长期的君主集权制等等。在思想文化上，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要超过日本。而尤其重要的正如前述：俄国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先导，这两个成功夺得政权的革命构成了20世纪的最重大事件，把世界历史带入一种根本的转折，并使各自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认识俄国革命的精神和社会起源，无疑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的缘由。
今天我们对自欧美先是“舶来”、后是“空运”的新思潮、新观点诸如新马、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相当熟谙甚至紧紧跟随，而对近百年来深深影响到中国社会变迁的、由俄、日从“陆路”输入，迄今仍在我们的实践生活和制度中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本身的发展却研究不够。而中国与俄日，尤其是俄国，比起与欧美来其实共享着更多的“背景理据”。我们对这两个紧邻常常有强烈的政治军事反应，而深层次的、尤其是涉及精神文化的研究却明显分量不足，比方说，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就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我们对俄罗斯也同样缺乏认真深入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今后能稍稍改变一下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以不至于在一谈到思想学术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时完全是引领翘望西方。
至于为什么要从19世纪俄罗斯文学入手，我想我一直相当关注时代与永恒、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两端，而我相信，最好的文学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能在最深的层次上反映出人们——尤其是那些最杰出也最执着的思想者的精神状况。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尤其在其中叶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就是世界文学的颠峰。
俄罗斯文学在19 世纪突然崛起，并达到世界文学的最高峰，这乍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奇迹，是一个谜，对这个谜当然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解释。从直接推动和代表这一崛起的人物来看，他们多是贵族出身，后来又增加了一些具有贵族精神气质的平民知识分子——即有一种救世思想气质的知识分子。说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奇葩是在贵族精神的氛围中生长起来的并不为过，它一方面试图与专制帝权抗衡，另一方面又试图接近大地和“人民”，这“人民”或者是宗法制的农民，或者是理想中的“无产阶级”。日本的世袭封建贵族，或更准确地说，贵族中那些最敏感最为开明的一部分，也在19 世纪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由于在当时日本的政治格局中有较大的成功的可能性，其精力主要指向实际的政治改革，而俄国的贵族精神却曲折地表现为文学、思想和舆论，最后则导向革命。又由于世袭的特点，俄、日两国的贵族改革者的意志也表现得更为自信、豪迈和果决，而不像中国近代非世袭的、更依赖于传统集权政治和科举制度的“文化贵族”（士大夫）那样文弱、摇摆、浮躁和经常是不堪一击。
无论如何，双峰并屹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们不仅艺术才华横溢，思想也极其敏锐；他们处在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之中，且有意识地、努力以自己的作品来表现这种变动，来探索处在这种变动中的人们的心灵最深处。在他们的作品中并有一种宗教的、渴求永恒的精神维度。这一维度是中国人相对陌生的维度，也是今天观察“现代性”的人们常常缺乏的维度。在某种意义上，20 世纪的俄国革命也早已在其19 世纪的思想文化中孕育生长。我甚至想提出一个“19 世纪俄国文学与精神”的概念，来与“20 世纪中国文学与精神”的概念对照，我相信，比较这两者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的。

二
与欧美人相比，俄罗斯人可能较弱于哲学的缜密分析或体系的思辨构建，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可能都比较弱，但在史学方面却有最悠久的传统。然而，俄罗斯人有悠久丰富的东正教神学传统和在19世纪奇峰突起的文学奇观，俄罗斯的文学也是它最具丰富性和深刻性的哲学。俄罗斯的思想家和作家自己也大都承认或强调这一点。如罗扎诺夫说：“整个俄罗斯文学及其一部部杰作就是最伟大的世界哲学之一，因为它具有那种非常深刻、涉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思维的所有特征。”布尔加科夫也说：“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我国知识分子是最具有哲学倾向的，然而却又完全缺乏哲学教养。……不过如果说我们在哲学上没有卷帙浩繁的有独创性的哲学著作，我们却有最富于哲理的文学作品。”他并且指出：“在我国所有的作家当中哲学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理应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1]
我心里确实还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和冲动，这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识有关，我渴望着一种更为超越和终极的东西，个人也有一种不时袭来的忧伤和一些挥之不去的生命困惑。所以，我的这一研究也确实不止是出于一种知识的兴趣，也包含有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超越存在的关切，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它，我想使自己的探讨和说明仍然保留在较为纯粹的伦理学学术范畴之内。不过，这一研究也可以说是我试图将社会伦理与精神追求、基本规范与最高信仰联系起来考察的一种尝试。我以前的伦理学研究一直倾向于首先把它们区别开来，并首先考察基本规范和底线伦理，我现在也依然坚持这一点，但最低的规范与最高的信仰之间不是确曾有过某种历史联系吗？这种联系的中断意味着什么？它们之间是否还有可能重建某种联系？这些可以说也是我耿耿于怀的问题。可以说，恰在此时，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觉得像是天意，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以前还没有发现过有哪一位思想家或文学家让我产生如此大的吸引力，能够把最低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精神追求在他仅仅一个人的作品中如此富于启发地结为一体。
而我之所以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具体展开我的这方面研究，除了他满足了上述的要求之外，还因为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质：他的思想都是作为问题出现的，他是那些天才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又是这类思想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提问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敏锐的预见者，他能从一些最初的征兆中预感到时代的变革，预感到俄罗斯的命运，预感到人类在20 世纪、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所以，他能有力地提出不仅是他的时代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即整个“现代性”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许多问题自然是有自己的强烈的倾向性的，但他并不把他的见解塞给读者，甚至常常有意让他赞同的意见出现于那些他并不赞同的人物身上，或让他不赞同的意见出现在他赞同的人物身上。他保留了一种思想的张力，一种可供对立意见驰骋的宏大空间，巴赫金因此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成是一种“复调小说”而非托尔斯泰式的“独白小说”的确独具只眼，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思想的对话性质，同时也是听到了一个终归要来临的多元对话时代的声音。
至于这些问题的内容，在我看来，它们主要围绕着道德、上帝与人的范畴展开。这些问题包括：近代以来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不是在分解乃至崩溃？人类是否由于进入现代社会而面临了一个根本的转折点？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出于某些理由，常常是不失为高尚和优越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就可逾越道德的界限？如果没有永恒与不朽，道德禁令的绝对性是否无论如何要成为疑问？假如“上帝死了”，是否什么事都可以做，一切都可允许？人类是不是始终都可分成多数与少数两种人？多数人是否总是比那少数更趋向物欲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而非自由、更依从权力、权威而非自身的判断、更相信外在的奇迹而非具有真正内在的信仰？这种状况是否根本就不可改变？如果不能，近代“启蒙”尤其是“解放”的方案是否就成为问题？甚至于，是否假如“死去的”上帝重返，人间最终也将依然如故？人究竟对自己可以有何种期望等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问题也正是我的问题，是我长期深深关注的问题，我想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整理、分析和澄清我的问题，包括对他提出的问题继续提问，尤其是他以最为生动有力、鲜明而又复杂的形式提出了我内心一个最感困惑的问题。他在他后期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中都在阐述这个问题，都是指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达到了最高峰，这就是有关自由与人性、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我不能期望再多了：如果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不仅提出了这样多富有意义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个对我来说极其困惑而又重大的问题，而且将这个问题阐述得如此深刻、生动和有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这些涉及时代与社会、道德与人生以及终极关切的问题作为现代人一种深刻的内心困惑提出来的，而他的目的与其说是求得一个简单的解决，不如说是邀请对话者和参与者。我的目的也是如此，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会顽固地存在，我们对它们的不同态度包括置之不理，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追求和生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的学术取向和做学问的方式。
当然，我不希望以我的关怀来曲解我的研究对象，我必须警惕和反省自己的立场和冲动。我希望这种研究本身是独立的，是要求得一个研究对象的真相，是要尽量显示对象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和思想，所以，我基本上还是采取一种文本分析、思想分析的方法，尽量去接近作品的原意，尽量用作品本身来说话。当然，我不能不提出一个整理和分析其思想问题的解释框架，我也想借此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诸如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恶毒的天才”等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会让人感觉沉重，但就像罗扎诺夫所说的，我从来没有觉得作者“病态”，而是觉得他和我们无比“亲近”。我的解释框架是在仔细研究对象的主要作品之后提出来的，并依其思想不断做出修改。在我的这一研究中，我也避免过多地谈到中国，避免与中国进行简单的类比，我甚至忘掉了我前面所说的长远认识目标。因为，在这一研究中，我的优先和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并通过他来认识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精神。
……

何怀宏
一九九八年岁末初稿
二〇〇九年仲秋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