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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上海史研究方面，熊月之等学者就曾指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研究不均衡的问题。尽管法租界在上海近代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在学术领域，上海法租界的专门史研究并不深入。有学者表示，受限于语言以及资料获取的难度，学界对上海法租界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在上海公共租界之下。上海保留下来的法文档案和资料很多，但上海精通法文的人实在太少，而通法文又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本书的出版，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标志着法租界史与上海城市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内容简介

　　上海法租界史研究自第一辑创刊以来，得到学界肯定，并受到不少学者关注和支持。本书为第二辑，主要收录了和上海法租界有关的专题论文、史料和口述等。研究主题包括法文报刊、道路开发、交通管制、电影院分布、学校教育等。有些史料为首次披露，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还收录了追忆倪静兰老师的文章。倪老师翻译的《上海法租界史》是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她的翻译水平历来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和赞扬。但是，长期以来，倪老师的个人生活非常低调。本书收录了马军和罗苏文两位学者的回忆文章，追思了倪老师的学术生涯和日常生活。

作者简介

　　马军，1969年11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上海史、中华民国史、中外近现代军事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史。主要成果有：《上海通史?当代文化》（合著，1999年）、《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1946—1953年）》（合译，1999年）、《泰西新史揽要》（点校，2002年）、《1948年：上海舞潮案》（著作，2005年）、《中国近代科学家徐建寅传略》（编著，2005年）、《近代中国高校校歌选》（编纂，2006年）、《国民党政权在沪粮政的演变及后果（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著作，2006年）、《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合译，2009年）、《舞厅?市政——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著作，2010年）。

目录

目录
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代序)马军
专题论文
研究上海法租界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宝库——《法文上海日报》（1927—1945）赵怡
上海租界电影院空间分布的演变过程及原因探析（1919—1943）赵伟清
上海法租界交通管理情况概述（1908—1943）——以治理有轨电车交通事故为中心谭欣欣
法租界会审公廨、警务处与薛华立路的开发（1900—1939）蒋杰
从中法国立通惠工商学校到私立中法高工——上海法租界内一所校园的风雨弦歌王细荣
两次淞沪抗战中的震旦大学与难民救助任轶
上海法租界广播审查制度述论（1923—1943）郑潇
中美学界关于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之研究综述杨涛羽
口述历史
我在中法学堂的学习经历琐记董鸿毅
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中法学堂董鸿毅口述曹炽康整理
新史料
有关“法电”罢工的翻译资料（一）佚名译劲草整理
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员录》陆烨整理
上海首次轨道交通规划史料编译王争宵编译岳钦韬校
书评·会讯
延续与创新:法文史料视阈下的上海法租界研究——“法租界与上海城市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李玉铭
书评:《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东西艺术融合交汇的剧场空间》刘喆
学林往事
倪静兰老师的晚年罗苏文
读史杂记
“洋泾浜”“洋泾滨”还是“杨泾浜”？邵贻正
文献目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人员译校《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篇目汇编马军编
征稿启事

精彩书摘

　　“洋泾浜”“洋泾滨”还是“杨泾浜”？
　　邵贻正
　　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先由上海道台宫慕久拟订，再请英方管事官译出，由宫慕久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以官方告示形式加以公布。后来，1853年9月7日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起义军攻占了上海衙门。上海初建的英国领事馆因1870年12月24日深夜的一场大火被烧毁。上海经历了这两次突发事件，导致大批珍贵资料被毁，《上海土地章程》中文原件亦告失传。长期以来，人们所能依据的只是刊载于1852年1月27日《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上的英译本及其中文回译。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中英学者通力合作，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一份抄本（档号PRO.F.O.233/96，pp.155）。原件共11面，每页直栏9行，以毛笔正楷抄写，无修改痕迹。此文本的最后一页有英文附注:TrueCopy,W.H.MedhurstInterpreter,ShanghaiCousulate，意为准确的抄本，为可信之物。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全文经《档案与史学》编辑部重新标点后发表，发表在该刊1995年第1期第3至6页上。上书:
　　查照条约，就上海地势民情，前经议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地基租给英商建房居住，兹将所宜遵行者，由本道会同贵管事官酌议数条开列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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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后，第一个从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并全文抄录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的学者是台湾的王尔敏。他将该章程全文录入他的论文《外国势力影响下之上海开关及其港埠都市之形成（1842—1942年）》（台湾《中华学报》第2卷第2期，1975年7月，第129—166页）。王尔敏的主要贡献是他发现《上海土地章程》的原始中文抄本并没有失传，而是完好地收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在论文中，《上海土地章程》涉及的北界址，他按照抄本，正确地抄录为“李家厂”，从而纠正了民国时期学者从英文回译中文时产生的“李家庄”或“李家场”之误。但该论文中，也有一个易被人忽视的瑕疵，是他将《土地章程》的南界址“杨泾浜”错写成“杨泾滨”。查国内出版的汉译词典，“浜”的繁体字仍是“浜”，然王尔敏却误认为“浜”的繁体字是“滨”。
　　30多年后，他又推出了一本专著《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虽然该书资料丰富、学术价值颇高，而且很有影响力，但遗憾的是，在第314页和311页上仍分别将“洋泾浜”写成了“洋泾滨”，将“泥城浜”写成了“泥城滨”笔者更注意的是，当初宫慕久在拟定《上海土地章程》时，所划定的南界址，在当时上海县地图上已明确标记为“洋泾浜”，其地理位置在今延安东路上。笔者上寻二百多年，直至明朝万历、崇祯年间，各时期的上海县地图亦均将该水道标为“洋泾浜”（例如康熙《松江府志》、崇祯《松江府志》、万历《上海县志》）。然而，宫道台却将南界址写成是“杨泾浜”而非“洋泾浜”。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宫道台犯了错，或者是找到了某种出典？
　　笔者由此猜测，可能在某个历史时期之前，这条流向黄浦江的水道，不称为“洋泾浜”，而称为“杨泾浜”。经向上追溯，笔者果然在陈威、顾清纂修的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卷二页二十六上找到了“南杨泾北杨泾”的记载，比对其附近河流的记载，它和后来“洋泾浜”的位置是吻合的。
　　或许这就是宫慕久在《上海土地章程》中写下“杨泾浜”的原因，或许洋泾浜最早的称呼真是叫杨泾浜。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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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探寻倪静兰女士的轨迹(代序)
　　马军
　　关于《上海法租界史》的翻译者倪静兰女士，已经有一些文章谈及了她的生平和事迹，例如章克生撰《深切悼念倪静兰同志》（《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1辑》）、罗苏文撰《倪静兰老师的晚年》（见本书后文）等。但她留给我们的形象，依然是线条的、隐约的。这位对上海法租界史研究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学者、译者，引起我莫大的好奇。
　　久违的真容:三张照片
　　作为一个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史比较熟悉的人，我翻遍院所各种各样的纪念册，却始终找不到倪静兰的照片，甚至连一份简历也没有。后来我才知道，倪在1983年7月去世时，尽管劳苦功高，《上海法租界史》的中译本又出版在即，但她竟连个副译审（副高职称）的申请也未获得上级部门的允准。所以，既非离休干部，又非高级职称的她，自然就在各种人为设定的“线条”之外了。
　　此外，倪的丈夫吴乾兑先生亦在2008年去世，他俩又没有子女，两人的遗物早已无存，有的遗稿甚至流落民间，在网上被拍卖。
　　我还曾询问过若干当年和倪氏共事的老同人，是否保存有她的照片，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一张20世纪50年代末倪静兰为加入上海历史学会而填写的表格，上面只有最简单的信息，也没有照片。《上海历史学会会员登记表301—350》，C43—2—295，第10—11页，上海市档案馆藏。
　　百般无奈之中，我突然想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档案室或许保存有倪的个人档案，其中应该有她的照片。不料按照现有规定，我这样一个一般的研究人员是无权查阅此类档案的，只能请所办公室主任金颖华先生代劳。金主任一出马，竟轻易地拍摄到了三张报名照，并很快传给了我。
　　打开电脑页面，我终于能够一睹久违的真容了。这三张照片，第一张青涩、腼腆，大概摄于初高中时代；第二张清秀、俊朗，应该是大学时代或者是工作之初；第三张则明显步入了中年，或许是超负荷的工作和疾病的折磨，已使她的笑容显露疲态……
　　我打开照片时，本所同人吴健熙先生恰在身边，他迅速起立，向倪的遗照深深鞠躬，口中还念念有词：“上海史老前辈，老前辈啊……”
　　“多面手”
　　倪静兰女士以《上海法租界史》的翻译者而闻名，但她的成绩当然远不止于这本书。历史所老一辈的翻译家、倪静兰的领导和同事章克生先生曾称赞她是一个“多面手”。据笔者查阅所史档案，自1957年末从上海外语学院调入历史研究所至“文革”前的9年间，她参加了所内许多重大的资料编纂、翻译和研究项目，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非基督教运动（1923—1927）史料选辑》《美帝国主义侵华史专题资料选辑》《国棉二厂厂史》《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五卅运动资料汇编》《江南传教史》等。由于她是少有的法文专才，所以常在其中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起，她又应邀参加了上海外语学院主持的《法汉词典》编写项目。该项目组人员最多时达到63人，最少时也有24人，倪静兰是其中最重要的21名编者之一。这是一项繁重而仔细的任务，编者对于每一词条的释义、例证、用法等都得反复琢磨推敲，精益求精。为得到一个正确的释义，往往需要查阅大量的原版辞书。为了保证质量，从选词到定稿，前后有十几道工序。可以说，词典中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符号，都凝聚着编者大量的劳动和心血。由于词典内容广博，正确度要求又高，故要完成、编写，需投入的人力物力特别多，耗时也特别长，直至1979年10月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共收录6.2万个词条。（此前在1977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收录2.6万个词条的《袖珍法汉词典》）现在推算起来，也就是在倪静兰为这部中大型辞书尽心竭力之时，可怕、可恨、可误的癌魔找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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