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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照本宣科易受人蒙蔽，
戏说演义会误入歧途。
须求真致用，亦雅俗共赏。

内容简介

《历史的第三种读法》是国学名家、古代思想史和军事史专家黄朴民教授的历史随笔精选集。
本书分四部分，二十九篇，十余万字。本书既不同于“阳春白雪”的历史学术研究之作，也不同于“下里巴人”的历史戏说与演义，而是采用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第三种读法”，反思历史上重要人物的功过得失。从春秋争霸，到帝王权谋，到功臣荣辱，再到思想文化鼻祖，文章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基，以活泼生动的随笔形式为文，既有对历史规律和战略大势的宏观把握，又有历史细节和人物性格等微观考察，不戏说，不颠覆，见解独到，让人耳目一新。这是本书*突出的特点，也是其独特价值之所在。

作者简介

黄朴民，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会长、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图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史。
代表性专著有：《春秋军事史》《天人合一》《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孙子评传》《何休评传》《大一统：中国历代统一战略研究》《道德经讲解》《孙子兵法详解》《黄朴民解读论语》《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等；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文献》《学术月刊》等海内外各类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目录

第一章　有人欢笑，有人忧——帝王的权谋与格局　 001
历史总是重演——春秋争霸与大国角逐　002
都是虚名惹的祸——夫差之死　008
君子斗不过小人——越王勾践灭吴　016
理想甚美，现实更酷——王莽的改革悲剧　019
亲手摧毁北魏根基的孝文帝——“全盘汉化”看上去很美　026
格局决定结局——隋文帝的狭隘与偏执　035
和谐为本——“贞观之治”的时代精神　041
用冗员、贪官换得皇权稳定——赵匡胤的权谋　045
第二章　君心难测英雄泪——名将的无奈与尴尬　 047
不知退进的恶果——“亚父”的尴尬　048
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李广难封的真相　055
都是朋友圈害的——论诸葛之失　060
昏君枉死英雄——败给皇帝晕招的哥舒翰　067
自污自晦，善终谢幕——郭子仪的圆满人生　073
祸从口出，因忠罹难——岳飞的莫须有罪名　081
能打胜仗，不会站队——戚继光被封杀　087
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092
第三章　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思想文化面面观　 099
道法自然——老子与《道德经》　100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庄子为何选择游世？　113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的教育境界　118
能谦让，有睿智，敢担当——孔子的君子气象　122
当我们谈国学时，我们谈什么——“儒”的文化史考察　126
礼乐文明的传统影响和现实意义——门外说“礼”　131
《武经七书》的文化密码　137
第四章　没有人能掌握全部历史——历史研读闲话录　 147
历史，究竟是什么？——宜兰县史馆遐思　148
求真致用，雅俗共赏——历史的第三种读法　154
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悲歌——拿道德唱高调的教训　158
无关忠义——《赵氏孤儿》的血腥真相　161
“盛世”下的危机——太平时代不太平　173
白璧微瑕——大学者的学术失误　179

精彩书摘

历史总是重演——春秋争霸与大国角逐
开展文化对话，增强包容理解，化解分歧对立，深化互信合作，是普遍的共 识，也是正确的选择。历史的经验是重要的资源。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就值得高度重视，充分借鉴。 春秋时期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是动态性。政治上有大的变革，大国争霸，诸侯称雄，王权下移，争战 无已。经济上也在变革，原有的井田制被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在建立，原有的城 乡格局——国野制也被打破，新的城市兴起，人口增长，商业发达，手工业进一 步发展。军事上更有重大的变化，战争的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大到江苏、浙江、安 徽、湖北、湖南一带，步兵、水兵，甚至还有少量骑兵的加入，这就改变了原本 以车战、阵地战为主的作战模式。另外，此前的战争讲究堂堂正正之阵，现在的 战争却是《孙子兵法》中所讲的“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这一套大行其道。文 化领域也同样动荡，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学术下移，私学勃兴，各种思想学 派形成。 第二个特征是过渡性。春秋时期的前脚已经跨入了新时代，也就是与战国时 代无缝接轨。实际上，春秋后期的战争、政治变革和战国时代的战争和变革已经 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后脚还停留在旧的时代，即那个讲究“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的礼乐文化时代，是西周古典文明的自然延续。当时核心价值观乃是“尊王 攘夷”。 第三个时代特征是不平衡性，地区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春秋时期，中原大地 及其周边国家，同楚、吴、越这些国家的发展观念、文化观念、道德伦理是很不一样的，地区性的特征非常明显。这种地区间的差异性使得春秋历史显得很复杂，但同时也使得春秋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特别丰富多彩的面貌。
环顾今天的世界，其现实的特征同样可以用动态性、过渡性和不平衡性来概括。这就是旧的格局业已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旧的主宰者不甘心退出中心位置，新的势力发展势头已无法抑制。大国关系正在重组，利益结构正在调整。
春秋时期诸侯国众多，但一等强国只有四个：第一个是晋国，即今天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第二个是齐国，即山东北部和河北的一部分。第三个大国是现在陕西、甘肃一带的秦国，最后一个是以湖北为中心，包括湖南、安徽和河南一部分的楚国。
这四个一等强国很像当前国际对峙格局中的四个国家。用并不怎么恰当的比喻来形容：晋国相当于美国，他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是所谓中原地区“核心价值观、普世价值”的体现者、诠释者，是最强大的头等大国。中国的境遇似乎接近于楚国，被中原那些自以为是的诸侯列国看作是南夷、南蛮。在他们眼里，“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是对旧有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而楚国“观兵周疆，问鼎之轻重”的进取姿态，更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所以，所谓“尊王攘夷” 的“夷”首先针对的就是楚国。这些守旧的诸侯总是千方百计勾结在一起来和楚国作对。但楚国同时又是新兴的大国，拥有强大的国力，让周边各国忌惮。唯一能跟晋国拍板顶牛、挑战晋国霸主地位的就是楚国。秦国在这四国中扮演的是搅局者角色。他的力量偏向哪一方，往往会对当时“国际”战略局势变化产生很大的作用与影响。因此秦国就有点像今天的俄罗斯，看似综合实力不强，但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而处理国际事务的手法，往往强硬而坚决。齐国好像类似于当今的英国或者欧盟，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唯晋国马首是瞻，但同晋国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总的趋势是进行战略合作，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楚国。
一等强国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四个一等强国，晋国的位置在北边，齐国的位置在东边，楚国的位置在南边，秦国的位置在西边，他们的战略地缘优势非常明显。现在也是如此，能够发展起来的大国，都占有有利的战略地缘形势。比如美国，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大西洋，南边的墨西哥、古巴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北边的加拿大不如他，而且他们价值观是一致的，一般也不会起冲突。所以美国的地缘位置是最优越的。中国的地缘位置也比较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留下的一些后遗症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俄罗斯也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俄罗斯除了在立国之初曾一度和西边的北欧瑞典诸国长期较量、难分伯仲以外，从乌拉尔山这边往东发展很容易，所以说他有个回旋的空间。
晋、楚、齐、秦成为大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有非常有利的战略地缘优势。他们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主动、有利位置，而不处于内线作为战场的位置，所以在战略上很主动，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例如，秦国励精图治，养精蓄锐至秦穆公时，决定向外扩张，东出函谷关向中原发展，但却在崤之战为晋国所大败，“匹马只轮不返”，东进中原的道路被阻断。秦穆公暂时放弃东进，调转矛头，转而吞并了周边的小方国、小部落和少数民族。《史记·秦世家》上记载， 秦国公曾经“灭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就是通过蚕食周边，扩张并积蓄实力，逐渐成了地区强国乃至天下强国的。楚国也是如此，北上争霸多年，城濮之战为晋国所败。楚国争霸暂时遭受重大挫折之后，转而对付汉水、淮河流域的少数部族和小国家，“汉阳诸姬，楚实并之”。至于那些淮夷小国，更是在楚军兵锋所到面前，顷刻覆亡。有了这样的积累，楚庄王时终于等到机会，再次北上中原，“陈师周疆，问鼎之轻重”，高调逐鹿中原。
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一等强国，除了明显的地缘优势之外，还因为除晋国外的其他三国都不在中原核心文化圈内，文化上受周礼的传统影响不是那么的严重。这些国家不受传统的礼乐文明规定的束缚，反而可以放手一搏。这也就是为什么春秋时期，许多制度变革都是从晋国、楚国、秦国首先兴起和推行的缘由之所在。
事物的利弊一定是相杂的，于国家发展而言，传统既是一种资源，但同时也是个沉重的包袱。美国自建国以来，只有短短200 多年的历史，没有太多传统可言，但相对来说，发展起来也没什么包袱，可以轻装上阵。没有传统束缚的国家，敢想敢做，反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春秋时代列国的举措，如国与国之间的结盟，中小国家对大国的依附，都和这些国家的战略地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些国家的许多战略措施、方案的选择也与其地缘关系直接相关。

前言/序言

一张试卷中的历史记忆
1982 年，我很侥幸地考上了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研究方向，导师是黎子耀教授。
说“侥幸”，并非矫情，因为我的入学考试成绩并不理想，虽然中国通史、历史文献等科目考出较高分数，政治一门更取得了76 分的高分（好多考生都栽倒在这门科目面前，当年的及格线也就45 分），可是，外语是惊悚过关，不多不少60 分，而专业课先秦史，才得56 分。好在总分较高，遂以特例被破格录取。说句实在话，我是混入研究生行列的。另外6 位校内外考生就不如我幸运了，2 个名额只用掉了1 个，我成了唯一的幸运儿。后来，我曾询问过子耀师，为什么他的给分手这么紧？子耀师答: 于先秦史，我自己也就60 多分的水平，给你56 分已是很高的分数了。难怪乎，子耀师经常会给考生打出很低的分数，20、30 分很正常，最低时曾打出过8 分的成绩。要是换成在今天，子耀师是招不到学生的。可这就是当年老一辈学人的风格。
那一年，子耀师已是78 岁高龄，是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除老主任沈炼之教授之外最年长的一位老师。他的年龄，加上当时没有必须在教室里上课之类的硬性规定，所以，我的硕士生专业课程都到先生家里上。刚开始时，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师兄周鹏飞老师也一道旁听。后来他回陕西上岗，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子耀师对我讲:“每周一次，我讲的内容你消化不了，两周上一次课稍稍从容些。”于是， 我就每半个月上先生家聆听老人家的教诲。
虽然，上课的密度不高，可学习的压力却相当大。子耀师的课是互动式的， 我不但要带着耳朵用心地听，更要开动脑筋专志地答。他在下课前会宣布下堂课将讲授的主题，并布置相关的课前准备要求。偷懒是不成的，糊弄更是连门也没有。所以，下课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跑图书馆，老老实实地为两个星期后的课程作准备。
记得有一次，为对付夏代文化的课，我在学校图书馆整整泡了10 天，竭泽而渔， 将当时有关夏文化的专题研究论文通通翻看了一遍，并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做了提要，梳理线索，归纳观点，并加上读后心得，这样才在接下来的课上勉强过关。
子耀师最为推崇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成就，认为在先秦史研究中，王氏的“二重证据法”是屡试不爽的最佳利器。所以，在我印象中，收录在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的《卜辞中所见的殷先公先王考》一文，是他重点讲授与讨论的内容， 连讲四次，几占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
我读《观堂集林》，更喜爱读的是王氏另一篇宏文《殷周制度论》，曾问先生为何不讨论该文。子耀师答道: 该文恢宏壮阔，气势磅礴，纲举目张。但是宏观之文，易生以偏概全之弊。看上去头头是道、义正辞严，但往往理大于事，疏漏多有。即使高明如王静安，也难以避免。该文有启示，但可商榷处亦不在少数。初学者宜从根本做起，夯实基础，尤其要端正学风，专志笃实，切忌好高骛远， 大而化之。高屋建瓴、大开大阖是学者晚年的事。至于初学者，倘若一开始就进入和效法，那便是误入歧途、缘木求鱼了。当时，先生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可谓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的半吊子文人习性还是让我过早地告别了传统的治学之道，率性而为，写一些大而无当的东西，实在是愧对先生的一片苦心了。先生若九泉有知，一定会深感失望，斥我顽冥不化， 是一个不可教的“孺子”了。
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子耀师的“先秦史专题研究”课程也进入了尾声。当时的研究生教育虽说是自由开放，但再自由再开放，期末的考试这个程序还是要有的。所以，子耀师就按学校的规定，命题对我进行考试。
幸运的是我至今仍保留着他当年出的“先秦史专题研究”考试题目。它不是印刷的试卷，而是在一张64 开的小纸片上的手写稿。四道试题今谨抄录如下:
一、《国语·鲁语》载虞、夏、商、周吉礼，就中所言殷礼在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否？
二、王国维考证卜辞中的王亥，结论如何？有何证据？
三、西周金文中所见的土地转让情况如何？
四、试言近年探索夏文化的由来和现状。
我现在也忝居高校教师之列，也时不时会想到一个问题: 一位老师的水平高下体现在什么地方？其实，这是多余的遐想。因为老师的高水平在任何地方都是能够得到反映的，讲课精彩、成果丰硕固然是水平，考试出题到位同样也是水平。子耀师的这张试题卷，就是很好的例证。
细加体味，子耀师的四道题，把握了先秦史学习与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环节:
第一，先秦史学习上内容重点的掌握问题。
第二，先秦史研究中方法要领的掌握问题。
就先秦史学习的内容而言，夏文化探索，关系到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了解与认识，其重要性固不待言。礼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孔子云: 周因于殷礼，其所损益可知也。故讨论殷礼，并进而认识西周礼乐文明，也是先秦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历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尽可能复原历史的真相。殷商年代邈远，复原真相最为不易，从研究殷商先公先王谱系入手，则是最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工作。连殷商的历史都能复原，遑论其余？实可收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土地制度的演变是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演变的基础，把握了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 则整个社会形态的递嬗及其规律、影响亦可思之可半了。
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子耀师的这份试题也同样渗透着他高明的治学理念， 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讲，就是所谓的“预流”。众所周知，研究先秦史的最大难题， 一是资料贫乏、文献遗阙；二是有限的文献资料真伪混糅、年代界定困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学术界特别重视用地下考古发现新材料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的缺憾。换言之，如果没有地下考古新材料的支持，先秦史研究就难以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二重证据法”，的的确确是无可动摇的先秦史研究最佳方法、正确途径。所谓“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在1925 年有明确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陈寅恪先生后来更简洁地概括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是一种把新出土或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自提出之后，便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服膺，被公认为一种高度科学的学术正流。
子耀师对文献熟悉的程度是惊人的。98 岁辞世前，在双眼患白内障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他仍以口述的方式，撰就《周易密义》《老子密义》等多部学术专著， 旁征博引各种文献，全凭记忆。但是，他一样很关心和重视地下考古新发现，而且认为初学者尤其要掌握正确的治学方法。这在先秦史研究中，就是要以了解和运用“二重证据法”为起点，一开始就走上正道。
为此，他不但在讲课过程中苦口婆心加以强调，而且也在考试中有意识地予以倡导。四道试题，都包含了“二重证据法”方法论运用上的具体要求，都是地下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互为印证的案例。这种良苦用心，是他对学生负责的具体体现。至今念及，犹为泫然。
30 余年转眼就过去了，我已不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回答这四道试题的，也不清楚子耀师当时是否满意我的答案，究竟给我这门课的考试打了多少分……及格大概是肯定的，否则我在1985 年也就无法正常毕业了。但是，所幸的是，当年的试题， 我保存了下来，成为我手中难得的子耀师遗墨。这张试题纸颜色已渐渐转黄，质地也越来越松脆，可是我脑海中子耀师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是那么的清晰。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情怀，他的境界，永远是我这个弟子所不可企及的巍峨山峰。
一张小小的试卷，贮存着太多了的历史记忆，让我睹物思人，无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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