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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拂去曆史的塵埃，解密遺落的檔案。芳香的書頁裏，有修身的“青雲梯”，有齊傢的“規矩”，有治國的“利器”，有平天下的“他山之石”。踵武前賢，敦勉後學。思想在路上……

內容簡介

《唐浩明評點曾國藩語錄》，從處世哲學、持傢養生、修養之道、做人哲學幾個方麵分類，並進行瞭詳細的注釋、翻譯、評析。在介紹曾氏傢訓內容的同時，重點引導今人藉鑒吸取有益成分。這一部曾氏語錄，既有掀天揭地的軍國大事，也有木頭竹屑的零碎小事；既可以看到曾國藩如何修身，也可以看到他如何辦事；既可以看他如何從湘鄉農傢子弟成為異材，又可以見證相對魯鈍笨拙的他，如何超過當時的各個天纔，成為晚清重臣。

作者簡介

唐浩明，1946年生，湖南省作傢協會名譽主席，著有長篇曆史小說《曾國藩》《張之洞》《楊度》等，整理齣版《曾國藩全集》。《曾國藩》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 《張之洞》獲中宣部第九屆“五個一工
程”入選作品奬、第二屆姚雪垠長篇曆史小說奬，《楊度》獲第三屆國傢圖書奬。

目錄

書劄
湘中士人集團的領袖賀長齡
早具堅車
忍耐冷苦勞閑
人纔高下在誌趣
可為浩嘆者
獨賴耿耿忠心
集思廣益當內持定見
力去害民之人
選將官的四個條件
不可專恃糧重餉優
討厭寬厚論說模棱氣象
如雞伏卵如爐煉丹
對苟安風氣痛十艮刺骨
矯枉過正
成敗不復計
普通人喜從眾
荊軻之心萇宏之血
戒懼惕厲與傲兀鬱積
自救與破敵
急於求效導緻外重內輕
常存有餘不盡之氣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赤地新立
可聖可狂
敬與恕
以聲聞過情為戒
維持是非之公
高明與精明
悍鷙與驕及安詳與惰
於敬與恒欠缺
心常用則活
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
趨時者
……

精彩書摘

　　《唐浩明評點曾國藩語錄（套裝共兩冊）》:
　　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使製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舊：“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閤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魅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齣圖，有“吾已矣夫”之嘆，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適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其隱然以天命為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
　　譯文
　　孟子說社會的治與亂、興與衰等狀態，都由人事來決定，本來就不與天命相關，故而說“對齊王而言如同反手之間”，說“可以製造棍棒來笞撻秦國楚國的堅甲利兵”，都是以人的謀略來操必勝的權柄。這就是所謂禍與福無不是自己求來的：董仲舒也說“治與亂、廢與興在於自己，不是上天所降下來的命令不可違反”，與孟子的話相符閤。孔子曰“上天在我身上生就優秀品德，桓魑能把我怎樣？”“上天沒有不要斯文，匡人能把我怎樣？”也好像是深信權柄是握在自己手裏的。但是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再浮齣圖典，於是有“我這一生算是完瞭”之嘆，又好像將天命歸之於不可知之數。故而他迴答子服景伯說“道能得以推行，這是命；道將被廢止，也是命”，對南宮適說“此人是個君子，此人崇尚道德”，隱隱然視天命為難以推測。
　　……

前言/序言

梁啓超嚮曾國藩學什麼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湖南一師教授楊昌濟與他的得意弟子毛澤東聊天時，談到毛的傢世。楊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傢為湘鄉人，亦農傢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傢多齣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這一年，曾國藩（滌生）去世四十三年，梁啓超（任公）也剛好四十三歲初度。將梁與曾氏並列作為農傢子弟中的卓異代錶，大概不會始於楊昌濟，但二十二歲的毛澤東，此時很可能是第一次從他所崇敬的師長口裏聽到二人並提的話。

楊昌濟並列曾、梁，著眼於同是農傢子弟、同樣聲名卓著，至於其他方麵並沒有過多論及，當我們稍稍接觸一些梁的文字後，便可以明顯看齣曾、梁之間還有另一層關係，即曾氏對梁影響甚為深遠，或者說，梁刻意嚮曾氏學習。

梁是廣東人，因地域及由地域而産生的種種隔閡的緣故，他直到二十八歲纔在國外讀到曾氏的書。光緒二十六年春夏間，旅居美國檀香山的梁啓超，在給其師康有為及朋友的信中，多次談到初讀曾氏傢書時的震動：“弟子日間偶觀曾文正公傢書，猛然自省，覺得不如彼處甚多。”“弟日來頗自剋勵，因偶讀曾文正傢書，猛然自省，覺得非學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

從那以後，梁便將曾氏引為人生榜樣。直到晚年，其對曾氏的景仰之情依舊不改。他對人說：“假定曾文正、鬍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的。”

梁啓超為什麼會如此推崇曾氏？他在曾氏身上學到些什麼呢？一九一六年，梁在政務著述異常繁忙之際做瞭一樁大事，即從曾氏全集中摘抄部分語錄，匯輯成一部《曾文正公嘉言鈔》，並為之作瞭一篇序言。從梁的這篇序文和他所選語錄中，可以清晰地看齣他對曾氏的認同之處。

梁認為，曾氏不僅是有史以來不多見的大人物，也是全世界不多見的大人物，而這個大人物，並沒有超倫絕俗的天纔，反而在當時的名人中最為魯鈍笨拙。那麼是什麼使得曾氏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梁說曾氏的“一生得力在立誌自拔於流俗”。他自己首先在這一點上著意嚮曾氏學習。

曾氏初進京時刻苦研習程硃之學，並身體力行，要做一個無愧天地父母所生的人，同時對自己身心各方麵提齣嚴格要求，且撰《五箴》即立誌箴、居敬箴、主靜箴、謹言箴、有恒箴以自警。梁也“以五事自課：一曰剋己，二曰誠意，三曰立敬，四曰習勞，五曰有恒”，並效法曾氏以日記作為督察的方式：“近設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

人的一生最難做到的是“恒”字。曾氏以梁所謂的鈍拙之資成就大事業，靠的就是這個“恒”——數十年如一日的勞心勞力。梁雖天資聰穎，但隻活瞭五十六歲。自從二十多歲成名後，一生便在忙碌中度過，除大量的政事、教學、社交等占據他許多寶貴的時光外，還要承受動蕩不安的流亡歲月的乾擾，而他卻留下一韆四百萬言的精彩著述，其內容幾乎涉及文史哲的各個領域。如此巨大的成就何以取得？靠的也就是持之以恒的勤奮。他說他“每日起居規則極嚴”，“所著書日必二韆言以上”。他的學生說他“治學勤懇，連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課，不稍休息。他精神飽滿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梁的精力充沛或許有天性，但更多的則是齣於自律。他在給朋友徐佛蘇的信中說：“湘鄉言精神愈用則愈齣，此誠名言，弟體驗而益信之。”湘鄉即曾氏。曾氏所說的這句話，見於鹹豐八年四月初九給他九弟的信。梁不僅將這話記於心、付於行，而且又將它抄下來，編於《嘉言鈔》中，提供給天下有誌於事業者。

從梁所輯錄的這部《嘉言鈔》中，我們看到梁大量摘抄曾氏關於立誌、關於恒常、關於勤勉、關於頑強堅毅方麵的嘉言，足見梁對曾氏這些方麵見解的看重。這部《嘉言鈔》的問世，使更多的讀者可以看到曾氏當年“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的具體做法，在一段鮮活的曆史過程中，得到對當下生存的啓示。

作為近世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動傢，梁更看重學問的經世緻用。他在序文中說：“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群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明矣。”以自己所做的實事來報答社會，這是梁啓超的人生選擇。接下來，他談到自己從政二十年來的重要體會：既要做事，“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既思以己所信易天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煉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若何而後能遇事物泛應麯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梁的意思是，要做事，便得與濁世打交道，在此濁世中如何讓自己的身心得到磨煉，從而立於不敗之地；如何能很好地應付方方麵麵，不至於受挫受阻。這就是人世間的最大學問。他認定曾氏便是這樣一個擁有最大學問的人。

曾氏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典型代錶。湖湘文化最突齣的特色是注重經世緻用。過去都說曾氏是理學傢。其實，他對理學的學理並沒有大的推進，他的貢獻是在實踐上。在如何將理學用之於身心修煉及事業建立這方麵，曾氏是一個成功的踐履者。曾氏以中國學問為教材，不僅盡可能地完善瞭自我健全的人格，而且成就瞭一番事功，並因此改變近代中國曆史走嚮，這就是所謂的“內聖外王”。除此之外，在平時生活中，他也是一個好兒子、好兄長、好父親、好丈夫、好朋友。曾氏認為，人生的“絕大學問即在傢庭日用之間”。在這一點上，曾氏與梁啓超的看法完全一緻。於是，我們在這部《嘉言鈔》裏，可以看到曾氏是如何修身的，又是如何辦事的。這事情中既有掀天揭地的軍國大事，也有木頭竹屑的零碎小事。梁啓超說曾氏“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曆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既親切，又實用，這就是當年梁讀曾氏文字的感受。

此外，我們讀《嘉言鈔》時還有一個強烈感覺，即梁特彆注重曾氏對當時墮落風氣的譴責以及對扭轉時風的自我期待與擔當。梁不惜反復摘抄曾氏在不同時期對不同人說的有關言論，於此不僅能看齣梁對曾氏這些議論的認可，還可感受到梁本人對移風易俗改造社會的責任感。這一點，或許正是這兩位曆史巨人最大的心靈相通之處。

梁在《說國風》一文中說：“吾聞諸曾文正公之言矣，曰‘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纔齣焉’……夫眾人之往往聽命於一二人者，蓋有之矣，而文正獨謂其勢不能不聽者何也？夫君子道長，則小人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勉為君子焉而不可得也；小人道長，則君子亦必不見容而無以自存，雖欲不比諸小人而不可得也。”

顯然，梁是在引曾氏之說來為自己的文章立論。曾氏認為，處在眾望所歸之地位的一二人，對一時的社會風氣是負有引領之責的，而風氣一旦形成，便又會影響各個層麵上的人，從而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曾氏一嚮是以“一二人”自期的，作為名滿天下的維新派領袖，梁又何嘗不隱然以“一二人”自許呢？在這一點上曾、梁之間可謂惺惺相惜。

“一二人”靠什麼來扭轉風氣呢？理學傢曾氏是主張以道德的力量來轉移社會的，即先做到自我道德完善，再以此來感化身邊人及屬下，然後再靠他們去影響更大的群眾麵。對此，曾氏有過錶敘：“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眾，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為物，控之若無有， �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裏應，窮天下之力而莫之能禦。”

革新傢梁啓超對曾氏這種以德化人的理念甚為贊賞。臨去世的前兩年，他曾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們，有過一次懇切的長談。他說：“現在時事糟到這樣，難道是缺乏智識纔能的緣故麼？老實說，什麼壞事不是智識分子的纔能做齣來的？現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它留下的殘餘根本去鏟除。我們一迴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瞭，他們一麵自己嚴厲地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互相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劄中考見……他們就用這些普通話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隻好讓他們這般人齣來收拾瞭。所以以曾、鬍、江、羅一般書呆子，居然被他們做瞭這偉大的事業。”

梁早年係維新變法派，後來轉為共和製度的堅定擁護者，對於張勛復闢清王朝的做法持堅決反對的態度，而曾氏則是徹底的大清王朝的保皇派。在某些人看來，梁不應學曾氏而要咒罵他纔對。其實，人類文化中的精粹是從來不受政治觀念和時空限製的，梁所看重的那些曾氏嘉言，正是屬於人類文化精粹的部分。梁說曾氏是“盡人皆可學焉而至”的，他自己學習而有成效，於是想讓大傢都來學習，遂在百忙中抽空編瞭這本《嘉言鈔》。梁認為他所編的這部書，對於中國人來說，好比穿衣吃飯一樣不可一刻離開。筆者也一嚮認為曾氏可學而至，且有感於“布帛菽粟”這句話，遂在評點曾氏的傢書、奏摺之後，不嫌一而再、再而三的麻煩，又來評點一番梁所輯錄的這部《曾文正公嘉言鈔》，無非是想讓梁啓超的意願在二十一世紀的讀者中得到更好地實現。

最後，還有兩點要嚮讀者諸君交代。

一、梁啓超對他所輯的《曾文正公嘉言鈔》還有過體例上的說明，為方便讀者閱讀，擇其重點如下：

“是編從金陵刻本《曾文正全集》中書劄、傢書、傢訓、日記、文集五種摘抄。其餘嘉言散見他種遺著者則付闕如。”

“是編所取自便省覽，故務求簡要，往往一段之中僅節數語，不嫌割裂，但求受用耳。亦有因此一義而屢見屢抄者，以存文正強聒不捨之真，亦使讀者得日習而悅之益。”

“文正居大亂之世，半生治軍，是編所抄言戰事者亦什之一二。其為軍人寶鑒而無待言，即非軍人，亦當涵詠其理而善推之於用。蓋人生天地間，本以奮鬥為生涯，何時何事非在戰爭中者？是編所抄關於軍事諸條，吾確信凡任事者苟能體其意而服膺之，必終身受益不盡也。”

“是編所抄關於觀人用人之諸條，讀者可以為文正秉權勢居高位故能爾爾，吾儕則無需此。其實不然。人無論居何地位執何職業，皆須與人共事，求友求助。苟善讀此，無往而不自得師也。”

“文正於學術文藝獨得處甚多，垂訓亦至精，今所抄從略。”

二、梁啓超所編的《曾文正公嘉言鈔》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七年齣版。一九三四年，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齣版瞭一部名曰《曾文正公嘉言類鈔》的書，無編者署名。一九九三年，嶽麓書社重印此書，以梁啓超作為此書的選編者。梁啓超是否此書的選編者雖是疑點，但此書所選的言論卻的確齣於曾氏全集，且此書所選嘉言頗多，又分類匯編，有利於無法通讀全集的讀者更好地閱讀曾氏。鑒於此，筆者亦對此書加以評點，並附錄於後。此書也有“割裂”“屢見屢抄”的現象，其用心當與梁氏所說者同。另，這兩本書免不瞭有重復之處，為保存原貌，亦不作刪節。

嘉言鈔即語錄，為便於當今讀者認同，此書齣版時定名為《唐浩明評點曾國藩語錄》。我認為這是可以的，特此說明。

丙戌初鼕

於長沙靜遠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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