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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以政治事件史及政治制度史为主，后来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了许多学者瞩目的课题。这种学术研究方向的转移，固然有其内因及学术群体的个别兴趣，但是也不可忽略20世纪后期整体文化思维倾向的影响。
　　影响来自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想弄清中国在世界史一体化中的地位，要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在明清时期，相对于欧洲勃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停滞”，以至于“落后”？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套用毛泽东讲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观点，利用方志、文集、契约文书等史料，深入探索了商品经济在各地发展的情况。近年来又流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模式，以“全球化”发展史的脉络，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世界各地“相倚相存”（inter-dependent）的现象。然而，这些皆是全球化的“宏观调控”解释模式，都不足以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自成一体中的复杂变化。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这个纵深的影响，到了明代，已经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与智慧，演化出自成一体的内在发展规律，既不奇怪，也不特殊，更非畸形，只是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当今的学者，似乎比较接受这种平和的态度，重新回到细部的历史现象研究，而且以多元角度，重新审视明史丰富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看到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面貌。*显著的学术方向变化，就是对具体细节的深入研究，而且先不设定任何“理论架构”，让个别的历史经验讲话，让个体（或个别群体）发出生命体验的声音。
　　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倾向的变化，颇似近几十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脉络：先是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型研究，逐渐转为社会生活史及个体生命经历的把握。也许是到了21世纪，全球化相互影响局面已成，学术风气由欧陆直接影响中国，也无足为怪。

作者简介

　　郑培凯，曾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教授、主任。2015年起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著有《文苑奇葩汤显祖》《茶余酒后金瓶梅》《古琴的传承与开拓》《陶瓷下西洋》《品味的记忆》《雅言与俗语》等。

目录

立国宏规——明初南京皇城、宫城的建立徐泓
明清的上层社会与宗教李孝悌
商业文化与明清地方文化范金民
明代社会转型之一——以江浙为例徐泓
明代社会转型之二——以明清之际潮州为例陈春声
晚明文人与旅游风气周振鹤
朱载重——被人忽略的明穆宗王天有
明代中日韩关系——从丰臣秀吉侵韩战争说起王天有
西洋火炮——明朝最后的救星与克星韦庆远

精彩书摘

　　《名家讲坛：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
　　唐初以后，孑L庙的礼仪大致完备，从祀制度亦告确立。此后，国家祭孔就成为帝王扶腋、承续“道统”的重要象征。但另一方面，在明清例行性的国家祀典之中，祭孔只是一小部分。天地山川、云雨风雷、岳镇海渎等自然现象的存在，因为其所具有的“超自然”力量而格外受到尊奉。从国家祭祀对象的选择和祭礼的规格来看，圣人的教化和神秘不驯的自然力量，圣道和神道，理性和非理性，同样具有神圣不可轻慢的地位。在我们泛泛地纳入儒家“礼”教传统的这个范畴内，其实蕴含了强烈的超自然的成分。换言之，在明清礼部所经管的祭祀仪典之中，既包括了纯粹仪式性的世俗之礼，也包括了具有神秘宗教意味的泛灵、多神崇拜。
　　但在同样的泛灵、多神崇拜之中，还是有所谓合不合“礼”的争辩。官僚学者们往往用不合古礼来批评某些地方性、民间性或由僧道主持的祭祀活动，虽然他们引经据典，大力提倡的古礼，在本质上往往和后者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有关北岳祀典的争执，让我们看到官僚士大夫如何为一个严肃的礼制问题进行争辩时，程度不等地透露出各自的宗教取向。
　　先是，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要求朝廷将岁祭北岳恒山的地点从真定府的曲阳县移到大同府的浑源州。接着，巡抚大同都御史胡来贡也题请改祀北岳于浑源州。礼部奉命对这项提议进行研究。主张迁祀浑源的官员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浑源州志》内有关州南二十里古北岳庙的记载。根据这项记载，这座古北岳庙是陶唐氏所建：“舜时北巡狩至于北岳，值大雪，遥祀之。忽飞一石，坠帝前，名日安王石。乃建庙于大茂山。又五载再巡狩，其石又飞于曲阳，复建庙于曲阳。”洪武十二年（1379），重修古北岳庙碑文中也记载了这段“飞石东迁”的神话。胡来贡等即依据这些记载，要求将北岳祭祀地点从曲阳迁到更古的浑源。
　　礼部尚书沈鲤承命调查后，给皇帝上疏，请求将祭祀地点依旧定在曲阳。沈鲤承认胡来贡的请求，“固非无据”，但“载籍虽博，必折中于经传。典礼至重，难轻信乎传闻。”胡来贡等人引用的《虞书》的记载，虽提到祭于恒山，却未提到恒山在什么地方，而沈鲤所引用的典籍和历史，证明“曲阳之祀恒山，又非肇始于五代，盖历二千余年而明裎如一日。诚考据精确，非漫然沿袭也”。所以纯就双方所诉诸的经典权威而言，沈鲤显然认为自己的比对方的更精确。
　　沈鲤可以凭典籍证明过去一向是在曲阳祭北岳，主张恒山在浑源的人，却只能依靠地方的州志和碑文，而这些资料中有关“飞石”的传说，即使胡来贡亦“谓其不经”，怎么能够据以改祠？更何况曲阳恒山“孕灵已久”，实在不该轻易毁庙废碑。沈鲤等人最后的结论是：“臣等再三酌议，北岳恒山之神，委应遵依宪典，仍祀于曲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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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明史的研究，在20世纪前期，以政治事件史及政治制度史为主，后来重点转移到社会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到社会结构的转型，成了许多学者瞩目的课题。这种学术研究方向的转移，固然有其内因及学术群体的个别兴趣，但是也不可忽略20世纪后期整体文化思维倾向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来自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想弄清中国在世界史一体化中的地位，要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在明清时期，相对于欧洲勃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停滞”，以至于“落后”？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套用毛泽东讲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观点，利用方志、文集、契约文书等史料，深入探索了商品经济在各地发展的情况。近年来又流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模式，以“全球化”发展史的脉络，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与世界各地“相倚相存”（inter-dependent）的现象。然而，这些皆是全球化的“宏观调控”解释模式，都不足以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自成一体中的复杂变化。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这个纵深的影响，到了明代，已经累积了几千年的经验与智慧，演化出自成一体的内在发展规律，既不奇怪，也不特殊，更非畸形，只是与其他文明有所不同。当今的学者，似乎比较接受这种平和的态度，重新回到细部的历史现象研究，而且以多元角度，重新审视明史丰富而具体的生命经验，看到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面貌。最显著的学术方向变化，就是对具体细节的深入研究，而且先不设定任何“理论架构”，让个别的历史经验讲话，让个体（或个别群体）发出生命体验的声音。
　　有趣的是，这个研究倾向的变化，颇似近几十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变化脉络：先是宏观的经济、政治、社会体系型研究，逐渐转为社会生活史及个体生命经历的把握。也许是到了21世纪，全球化相互影响局面已成，学术风气由欧陆直接影响中国，也无足为怪。
　　本书所辑九篇论文，来自七位明史专家。这些论文经他们自己挑选，由我们几经商讨安排成书，希望能呈现一个首尾贯通的脉络，反映当前明史研究的不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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