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写了历史和个人相融合的文学上的八十年代。冯骥才认为八十年代不仅是中国当代史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在这本书里，作者记述了他亲历的新时期十年的文学活动，以及作者对整个新时期文学现象的反思。

　　出版背景：冯骥才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8-1979）、《激流中》（1979-1988）、《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他五十年精神的历史。他已经把前两本写出来出版了。现在《激流中》的十年记述了激流奔涌的八十年代，向读者展示了作者人生一个跳跃式转换的季节——由寒冬快速转入火热的炎夏。

目录

目录

身返激流里（自序）

一、当头一棒

二、下一步踏向何处？

三、四只小风筝

四、拐点

五、爱荷华生活

六、波涛汹涌

七、世间生活

八、海外纪事

九、双管齐下

十、一个时代结束了

附录：

致大海

爱在文章外

话说王蒙

怀念老陆

精彩书摘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开过，我扛着热烘烘的一团梦想返回天津，准备大干一场。此时这种感觉我已经充分又饱满地写在《凌汛》中了。心中想写和要写的东西很像如今春运时车站里的人群——紧紧地挤成一团。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内潜藏着一种危险，很可怕的危险。记得当时我对人文社的一位责编说，我有一种要爆发的感觉，我信心满满，洋洋自得，好像我要创造一个文学奇迹，记得当时我还不知轻重地写过一篇随笔《闯出一个新天地》，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了，要出大问题了。我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1979年整整一年，我都陷在一种冲动中，片刻不得安宁，不得喘息。半夜冲动起来披衣伏案挥笔是常有的事。这一年我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中篇就有三部：《铺花的歧路》《啊！》《斗寒图》，都是从心里掏出的“伤痕文学”。还有许多短篇和散文随笔。往往在一部作品写作的高潮中，会突然冒出一个更强烈的故事和人物，恨不得把正在写的东西放下，先写这个更新更有冲击力的小说。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感觉自己整天是在跳动着。我那时烟抽得很凶。因为有了稿费，可以换一些好牌子的烟来抽，把“战斗”换成“恒大”。不知是因为好烟抽得过瘾，还是烟有助于思维？我的烟抽得愈来愈多。烟使我更兴奋更有灵感，还是更理性与更清晰？于是我小小的书桌上天天堆满大量的手稿、信件和堆满烟蒂的小碟小碗。有时来不及把烟蒂放进小碗，就带着火按灭在书桌的侧面。烟头落了一地。这是一种带点野蛮意味的疯狂的写作。

　　刺激我写作的另一种力量来自读者的来信。

　　那时一部作品发表激起的反响，对于今天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真如雪片一般扑面而来。在没有电话的时代，读者迫不及待想要与你说话时只有靠写信。那个时代的读者可不是盲目的粉丝，他们都是被你的作品深深打动了，心里有话渴望对你说，要与你共同思考的陌生人。每天读者的来信塞满了我的信箱，我不得不动手用木板自制一个更大的信箱，挂在院中的墙上。每当打开信箱时，读者来信会像灌满的水一泄而出，弄不好掉了一地。我每次开信箱时要用一个敞口的提篮接着。

　　那是一个纯粹的时代，所有的信件都是纯粹的。信件包裹着真实的情感与真切的思考。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使用各式各样的信：有的人很穷，信封是用纸自己糊的；有的读者不知道我的地址，信封上只写“天津作家冯骥才”，甚至“天津市《×××》（我的某篇小说的篇名）作者冯骥才”。这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小说《万卡》，九岁的万卡第一次给他乡下的爷爷写信时，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址，在信封上只写了“乡下的爷爷收”。还好，由于我的信太多，邮局里的人熟悉我，只要上边有我的名字，我都能收到。

　　这些信有的来自遥远的村镇，再远的来自边疆，大多地名我从来没听说过。信里边的内容全是掏心窝的话，全是被我感动、反过来又深深感动我的话。他们向你倾诉衷肠，倒苦水，把心中种种无法摆脱的困扰告诉你，把你当作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甚至不怕把自己的隐私乃至悔恨告诉你；还有的人把厚厚一沓请求平反的材料认认真真寄给你，他们把你当作“青天大老爷”。碰到这种信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样，我才知道当时大地上有那么广阔无边的苦难与冤屈。那部《铺花的歧路》招致那么多老红卫兵写信给我，叫我知道时代强加给他们的苦恼有多么深刻。尤以一种来信给我的印象至今不灭。这种信打开时会发出轻轻的沙沙声。原来这些读者写信时，一边写一边流着泪，泪滴纸上，模糊了字迹。我原先不知道眼泪也有一点点黏性。带泪的信折起来，放在信封里，邮寄过程中一挤压，信纸会轻微地黏在一起，打开信时便发出沙沙声。这极轻微的声音却强烈地打动我的心。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写作，竟与这么广泛的未曾谋面的人心灵相通。文学的意义就这样叫我感悟到了。

　　197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的社会职责》。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职责是“回答时代向我们重新提出的问题”，作家的写作“是在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开始的，姗姗而来的新生活还有许多理想乃至幻想的成分。”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必须探索真理，勇于回答迫切的社会问题，代言于人民。”我在这篇文章中专有一节“作家应是人民的代言人”。这是“文革”刚刚过去的那一代作家最具社会担当与思想勇气的一句话。

　　这样一来，不但让我自觉地把自己钉在“时代责任”的十字架上，也把身上的压力自我“坐实”。我常说“我们是责任的一代”，就是缘自这个时代。它是特殊时代打在我们这一代骨头上的烙印，一辈子抹不去，不管背负它有多沉重，不管平时看得见或看不见，到了关键时候它就会自动“发作”，直到近二十年我自愿承担起文化遗产保护——这是后话了。

　　现在，我要说说我个人经历的一场灾难了。

　　在长期各种——外部的和自我的压力下，我的身体发生了问题。最初出现了两个迹象：一是在1979年初冬一个夜里，我埋头在自己抽烟吐出的一团团银白色浓雾里写作时，脑袋忽然有一种异样感。我感觉我对所有东西好像全都隔着“一层”，没有感觉了。这十分奇怪。我叫醒爱人，说我脑袋不大舒服，出去散散步，便下楼出门，走到大街上。那时城市汽车很少，也没有夜生活，路灯昏暗，但十分安静。我走了一会儿仍然感觉脑袋是空的，我试着背诵几首古诗，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袋好不好使，这些古诗倒还都记得；再想一想自己正在写的小说，却什么想法也没有，好像机器停摆了。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病，走了一大圈也不见好，回来倒下便睡。早晨醒来竟然完全恢复，头天夜里那种离奇并有点可怕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脑袋里一切如常，我就接着干活。以前除去感冒我没生过什么病，眼下又急着写东西，便没有把昨夜诡异的感觉当作一个危险的信号。

　　过了几个月，《人民文学》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短篇小说的“交流班”，与陈世旭、贾大山、艾克拜尔?米吉提等五六个人同住一屋。后来才知道我们都是1979年全国优秀小说奖的获奖者。我们天天在屋里聊天说笑，可是我又出现一个毛病，经常感到有一种身体突然往下一掉的感觉，同时还有种断了气那样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时地出现，这又是什么毛病呢？反正我年轻，能扛得住，先不理它。那时获得全国小说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心里的兴奋把潜在的疾患压住了。由北京返回天津那些天，这种身体的不适竟然也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认为这就过去了呢。

　　一天，百花文艺出版社请我去讲一讲北京文坛的情况。那时，文坛的前沿和中心都在北京，我一半时间在北京，又刚刚获奖归来，各种情况知道得多。我到了出版社，和编辑们坐下来兴致勃勃地刚刚一聊，突然感觉胸部有很强的压抑感，呼吸吃力，甚至说不出话来。大家发现我脸色不对，前额竟流下冷汗来，叫我别讲了，说我肯定这段时间太累。我天性好强，不舒服也不肯说，逢到头疼肚子疼，向来都是忍一忍。我在编辑部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一些，便起身告辞。当时我急于回家，很想马上躺下来。

　　百花文艺出版社离我家很近，平时一刻钟就可以到家了，可是那天我感到两条腿真像棉花做的，身体很沉。我骑上车从胜利路拐向成都道时，忽然肩膀酸疼起来，胸闷，刚才那股劲儿又来了。我从来没有过心慌，我感觉心慌得难受，跟着心脏像敲鼓那样咚咚响，猛烈得好像要跳出来。这时我已经骑到黄家花园拐角处，远远看到我家所在的那条小街——长沙路的路口了。我想我要尽快骑回家，到妻子身边，可是忽然我好像没有气了，心脏难受得无以名状，我感到已经无力回到家了。第一次有要死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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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身返激流里

　　（自序）

　　二月惊蛰已过，还是很冷，不敢减衣，春天好像还远，它远在哪里，远得如同隔世一般吗？忽然一位朋友从微信发来拍摄于南方某城的一段视频，打开一看叫我惊呆！高高的天上，一队队大雁正列阵飞过，每队至少一二百只，它们或是排成极长的一横排，手牵手一般由南朝北向前行进；或是排成美丽的人字，好像机群，一队队源源不绝地飞过。我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壮观的景象，据说此时这个城市的飞机都停飞了，是为了飞行安全，还是为了给它们让路？我不曾知道归雁竟然这样气势如虹！

　　我想，此时即使是在南方，高天之上也很冷吧。然而，再寒冷也挡不住春回大地时刻大雁们的勇气。它们一定要最先把春之信息送到人间，让我们心中陡然燃起对春天的渴望，焰花一般冒出对新一年生活浪漫的遐想。尤其是一队队归雁中领队的那只头雁，让人分外尊敬。它充满豪气地冲在最前边，它伸长的头颈像一把剑扎进寒风里，刺破僵死的冬天世界，翅膀不停地扇动着从南国带来的风。它叫我们感到，大自然的春天和生命的力量无可阻挡。它叫我激情洋溢。不知为什么，我心中竟然一下子莫名并热烘烘冒出了一个过往的时代的感觉——八十年代！

　　那个激流奔涌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学。同样的勇敢，冲锋陷阵，激情四射，精神纯粹和不可遏止。于是，无数人和事，无数叫我再次感动的细节，像激流中雪白的浪花照眼地闪耀起来。我有幸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也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中的一个呢。

　　于是，我有了按捺不住要继续写出我心灵史的第三部《激流中》的渴望。《激流中》所要写的正是从1979年到1988年我亲历的社会与文学，还有我的生活。

　　此前不久，我还同样有过一次动笔要写《激流中》的冲动。那是在去年的十月份。我在意大利中北部做了一次路途很长的旅行，跑了许多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曾经光彩夺目的大大小小的古城。我寻访古迹，拜谒那些大名鼎鼎的博物馆，为的是体验那场伟大的人文运动的精神与气质。当我从中强烈地感受到西方人由中世纪黑暗时代挣脱出来所爆发的无穷的激情与创造力时，我也情不自禁联想到我们的八十年代。尽管在本质上绝非一样。但这种生命的爆发、这种不可遏止、这种天地一新，却令我同样激动，让我怀念，也使我沉思与叹喟。

　　八十年代是我必须用笔去回忆的。我一直揣着这个想法。

　　我承认，我有八十年代的情结。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当代史一个急转弯，也是空前又独特的文学时代。当然，它还是我人生一个跳跃式转换的季节——由寒冬快速转入火热的炎夏。

　　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也是一个反常的时代；一个百感交集的时代，也是一个心怀渴望的时代；一个涌向物质化的时代，也是一个纯精神和思考的时代；一个干预现实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一切都被卷在这个时代的激流中——特别是文学和文坛，还有正值中青年的我。可是，现在为什么看不到几本记录和探索这个非凡时代的书呢？为什么？

　　在屈指可数的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书籍中，有一本马原的作家采访录，书名叫作《重返黄金时代》，让我怦然心动。他竟然用“黄金时代”来评价那个时代。只有俄罗斯把他们的十九世纪初的文学称作“黄金时代”。然而马原的这个称呼并没有引起格外的注意。尽管八十年代已成为历史，但它至今还得不到历史的“认定”。

　　可是我一动笔，太多的往事、细节、人物、场景、画面、事件、观点、冲突、恩怨、思想、感动，全都一拥而至。这个时代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文字是线性的，无法把这些千头万绪的内容全都放进书里。最后我只能这样为自己解脱——如果我能将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和气息真切地表达出来了，我的工作便算是完成了。

　　当然，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一个时代，没有人能够把历史真正地说明白，可是我们却能把个人的经历和体验说真实。当然，还不能小看这“真实”二字，因为真实的后边需要诚实和勇气。这时，我想到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老天叫我从事文学，就是不叫我辜负时代的真实。

　　于是，我转过身来，纵入昨日——八十年代的激流中。

　　20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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