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語際書寫》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與通常意義上的思想史寫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對重要思想傢重新評述，或對經典著作重新進行詮釋的方法，而是立足於語言和語言之間，特彆是西方語言與漢語之間的相互碰撞、交融、衝突和翻譯的曆史過程中，試圖以語言的“互譯性”為基點，去為思想史寫作尋找新的理論框架。

劉禾運用瞭大量的語言文字材料，如《紅樓夢》、劉三姐的傳說，以及老捨、魯迅、蕭紅的小說，為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跨語際“認識論”的研究提供瞭極其豐富的內容和解讀綫索。通過復原語言實踐中各種曆史關係賴以呈現的場所，分彆考察瞭新詞語、新概念的興起、代謝和在本國語言中發展的過程，為思想史寫作尋找新的理論框架。

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識傳統作基礎和背景，來討論‘全人類’或‘全世界’所麵臨的問題的那種時代是否應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壓迫是否應使人們考慮尋找新的立場和方法討論文化交往與知識建構的問題？” 總體來說，這本書的寫作就是試圖對這一類的問題展開思考。

作者簡介

劉禾（Lydia H. Liu），美國古根海姆（Guggenheim）大奬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研究所所長，東亞係終身人文講席教授，並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雙聘教授。

英文著作有 The Freudian Robot（2010），The Clash of Empires（2004），Tokens of Exchange（1999），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等，已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種文字。

中文著作有《六個字母的解法》，《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以及主編的《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和《天義•衡報》校注版（與萬仕國閤編）等。

目錄

目錄

修訂版序言

代 序

第一章 互譯性：現代思想史寫作的語言盲區

第二章 個人主義話語

第三章 國民性理論質疑

第四章 不透明的內心敘事：從翻譯體到漢語敘事模式的轉變

第五章 民俗學與現代通俗文藝

第六章 民族國傢文學的性彆

附 錄 敘述人與小說傳統：比較文學讀書筆記

後 記

精彩書摘

代序

李陀

我以為有兩件事使當代理論研究的格局處於大變化的前夕，其中之一是後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在近幾年的飛速發展。這種發展使得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知識上的優勢不僅受到多方麵的質疑，連後結構主義本身也像其他西方傳統理論一樣被看作某種“西洋景”，並不具有普遍主義的品格。而且，跨文化、跨語言的理論寫作和研究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以緻人們有理由懷疑：如今還有什麼樣的知識問題能夠單純地隻在西方語境中被提齣和解決？另一件事即冷戰結束後“全球化”運動的狂潮。在這一狂潮的席捲下，被半個多世紀的冷戰所凍結瞭的，一般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對立，或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對立來描述的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跨國資本的“喜氣洋洋”的凱歌行進，一方麵使前社會主義國傢和前第三世界國傢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市場和意識形態有瞭更復雜錯綜的密切關聯，一方麵又使一種建設“跨國文化”的戰略漸顯端倪——“後現代”成為新的文化目標；以“多元文化”為掩護，使後發現代化國傢成為世界市場的附屬成分；the Internet在跨國資本的哺育下正在形成一個不受任何政府控製的國際性文化空間，等等。這一切所構成的一個前所未有的環境，使人不能不對知識的發展作全新的考慮。例如：完全以西方知識傳統作基礎和背景，來討論“全人類”或“全世界”所麵臨的問題的那種時代是否應落下帷幕？“全球化”

的壓迫是否應使人們考慮尋找新的立場和方法討論文化交往與知識建構問題？如果理論不甘心睏守於象牙塔，那麼它該對這世界新形勢作齣什麼樣的反應？是否應更認真地考慮建立新的理論、新的認識論的可能性？

有種種徵兆錶明，理論領域，尤其是人文理論的寫作正在發生變化。當然，自冷戰後，無論在西方或東方，人文領域的理論發展一直處在急劇變動之中，新舊交迭，流派紛呈，有如萬花筒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但是，這些變動的主要動力往往都來自西方知識傳統的內部。問題是，在後殖民和後冷戰的新語境裏，理論的發展能否不局限於在西方知識傳統內部提齣問題？能否麵對這新的語境和曆史形勢，更多地在各種文化和各種語言之間考慮知識問題？

能否在各種文化交往和信息交換之間發現新的理論課題？

總之，在這種種“之間”下手，或許是迴應後冷戰曆史的一個理論突破口。在這個意義上，劉禾的《語際書寫》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嘗試。

《語際書寫》是一本思想史的著作，但與通常意義上的思想史寫作不同，作者采用的不是對重要思想傢重新評述，或對經典著作重新進行詮釋的方法，而是立足於語言和語言之間，特彆是西方語言與漢語之間的相互碰撞、交融、衝突和翻譯的曆史過程中，試圖以語言的“互譯性”為基點，去為思想史寫作尋找新的理論框架。從錶麵看，此書各章的論題似乎有些分散。涉及“個人主義話語”“國民性理論”“內心敘事”“民族國傢文學”“現代漢語敘事模式的轉變”等多個方麵，但是，劉禾卻用一個大主題將各章有機地貫穿在一起，那就是：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互譯性”是如何曆史地建構起來的？(如“文化”何以等同於“culture”？

“個人主義”何以等同於“individualism”？“國民性”何以等同於“national character”？等等)這種“互譯性”對漢語寫作和中國的話語實踐産生瞭什麼樣的作用？如果文化交往是描述並理解世界近代史——這段曆史以資本主義的擴張和帝國主義侵略為最顯著的特徵——非常關鍵的一環，那麼這種“互譯性”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遭遇與衝撞中又扮演瞭

什麼角色？它們對西方文化的詮釋或翻譯以及反過來對中國文化的自我認識又産生瞭怎樣的“認識論”上的重大後果？

劉禾提齣的“互譯性”這個研究角度(一個常被人忽視而其實又非常重要的理論領域)，從字麵上可能會被人誤解，特彆是熟悉翻譯理論的人更容易發齣疑問：各種語言之間通過翻譯來實行交往，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常見的、普遍的手段，它何以突然獲得這樣不尋常的意義，以緻可以從這裏齣發去尋找思想史寫作的新框架？如此提齣問題的一個前提，仍然是承認語言的透明性和翻譯的透明性，並認為概念、範疇、理論等思想的東西，可以原封不動地以本來麵目越界而進入另一種語言和文化，或另一種文化原先就有與之相對應的語詞和意義。翻譯隻不過起瞭一個中介的作用，把對應的意義找到並凸現齣來。但劉禾此書的一個重點(也是全書的一個支點)恰恰是對語言翻譯上的這種傳統觀念做瞭破除和瓦解。她的批評是：語言之間 透明地互譯是不可能的，文化以語言為媒介來進行透明地交流也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詞語的對應是曆史地、人為地建構起來的，因此語言之間的“互譯性”也必須作為一種曆史的現象去理解和研究。任何互譯都是有具體的曆史環境的，怎樣譯、如何譯，都必然被一定的具體的條件和話語實踐所規定。英語“culture”和漢語“文化”之間，英語“individualism”與漢語“個人主義”之間，英語“democracy”與漢語“民主”之間，並無本質的同一內容規定。不同語言互譯中詞語之間的“相等”，是一種人為設定的對等性。以“democracy”一詞的漢譯來說(詳細分析見劉禾1995年齣版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此種虛擬的對等性並不是一次完成的。“民主”一詞在古漢語中就有，如“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書•多方》)，這裏“民”與“主”不是現在的主謂關係，而是修飾關係，即民的主宰者的意思，多指帝王或官吏。《左傳•文公十七年》：“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選•班固〈典引〉》：“肇命民主，五德初始”，蔡邕注：“民主，天子也”，等等。比較接近現代漢語“民主”一詞的用法，最早齣現在美國傳教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在1864年他與學生翻譯齣版的《萬

國公法》(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一書（高名凱等人將現代漢語的“民主”歸為來自日語的藉貸詞，是不準確的)，不過，當時“民主”是被用來翻譯“republic”，即所謂“民主之國”，相對於“君主之國”（monarchy）這個概念。“民主”與“democracy”一詞之間對等性的設定，齣現得稍晚，見於王芝1872年版的《海客日譚》，而“republic”一詞的漢譯則逐漸被日本的翻譯“共和”一詞所替代。至於英語“democracy”一詞的漢字音譯如“德謨剋拉西”，齣現更晚，而最終還是像現代漢語中的大多數漢字音譯詞一樣，逐步遭到淘汰。

劉禾所倡導的這種跨語言、跨文化的思想史研究，一個基本齣發點就是關注以一個詞對應另一個詞，以一個概念對應另一個概念，其對應中的 虛擬對等是如何設定的——在什麼樣的語境中？齣於何種話語實踐的目的？此種話語實踐又與當時當地的社會實踐和曆史運動有什麼樣的關係？等等。以這樣的框架去重新對待思想史寫作，則思想史寫作的目的、重心就不能不發生重大偏移，變為“要考察的是新詞語、新意義和新話語興起、代謝， 並在本國語言中獲得閤法性的過程，不論這過程是否與本國語言和外國語言的接觸、撞擊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當一個概念從一種語言進入另一種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生瞭‘轉

型’，不如說在後者的地域性環境中得到瞭(再)創造。在這個意義上，翻譯已不是中性的、遠離政治及意識形態鬥爭和利益衝突的行為。相反，它成瞭這類衝突的場所，在這裏被

譯語言不得不與譯體語言對麵遭逢，為它們之間不可簡約之差彆決一雌雄，這裏有對權威的引用和對權威的挑戰，對曖昧性的消解或對曖昧的創造，直到新詞或新意義在譯體語言中齣現”(見本書第二章)。而新詞和新意義的齣現，常常不僅在話語領域中引起衝突和波瀾，而且還要經過種種中介進入社會實踐，甚而成為社會變動的思想動力。《語際書寫》中《個人主義話語》和《國民性理論質疑》兩章即對這種思想和社會運動做瞭相當細緻和深入的分析。

對上述思想，劉禾在她的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有更詳盡的闡述，《語際書寫》與這本英文著作恰可以相互發明，相互補充。兩書的主旨都在分析、研究中西方文化之間“相互認識”的理論前提和曆史內容，同時對當代語言哲學理論、文化批評及後殖民理論提齣一些批評和質疑。雖然劉禾的研究主要以中／西交往之中的現代思想史和文學史為對象，盡可能把種種討論都落實到確定的學科領域之內進行，但兩書的主旨使她的討論不能不突破“學科研究”的樊籬，從而進入方法論、認識論的比較抽象的理論層麵。這主要錶現在兩書所提齣的“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這一理論。對此，劉禾有這樣一個聲明：“我

希望跨語際實踐的概念可以最終引申一套語匯，協助我們思考詞語、範疇和話語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適應、翻譯、介紹，以及本土化過程(當然這裏的“本土化”指的不是傳統化，而是現代的活生生的本土化)，並協助我們解釋包含在譯體語言的權力結構之內的傳導、控製、操縱及統馭模式。”如果僅從現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來看，劉禾提齣的“互譯

性”理論似乎是以漢語的變革為主要對象，但這個理論的意義顯然大大超齣瞭漢語和中國思想史的範圍。我以為它或許為在當代語境中如何發展認識論開闢瞭一條新的思路。

以往的認識論不論在其漫長發展中有過多少變化和鼎革，但由於它深深地紮根於西方的語言和思想之中，因而其“認識”總是以主客二分為基礎這一點則很少動搖。弗洛伊德、拉康及今天的後結構主義諸學，或許是對這一認識論不可動搖的基礎的最大衝擊。特彆是福柯，錶麵上雖然很少正麵接觸西方傳統哲學那些經典論爭，但實際上他的理論又重新提齣瞭康德當年的問題：認識如何可能？知識如何可能？隻是福柯置主客二分之類形而上學的假設於不顧，從而另闢蹊徑，把事情歸結為權力—知識的關係。西方傳統認識論雖然至今在歐美哲學講壇上仍有半壁江山，但從福柯之後，抽象地討論人的認識(以及人的認識能力)問題，已經顯得多少有些迂腐。如果語言先於主體，如果認識過程與權力機製密不可分，那麼認識問題顯然要在比主客二分更復雜的層麵上討論，例如人的認識和語言是什麼關係？人的認識在一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相碰並發生意義交換時又是怎麼迴事？一個文化“認識”另一個文化的內在機製如何？語言的互譯又在其中起什麼作用？這種認識是平等地進行的嗎？它們與具體的曆史發展如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後冷戰與後殖民時代等等又是什麼關係？這些難道都不是認識論問題嗎？

如果這些問題是真實的，可以成立的，我想“跨語際實踐”的理論無疑是對迴答它們跨齣瞭重要的一步。

前言/序言

增訂版序言

《語際書寫》是我二十年前寫的一本書。

迴想起來，我那時生活在美國的西海岸，執教於伯剋利加州大學。其時正值1990年代中期，冷戰剛結束不久，一切堅固的東西即將冰融雪消，人們熟悉的那個兩極世界正在遠去，福山言之鑿鑿地宣布，曆史已經終結。當然，後來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此。

今天再檢閱此書，不由生齣許多感慨。雖然本書寫於一個思想激變的年代，但它所見證的，並不是曆史的終結，而是北美理論界和學術界的一次思想大轉型。它發生在三十多年前，於九十年代突飛猛進，以至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不僅美國知識界，而且整個世界的知識界都山河變色，那情景恰如後冷戰時代的世界——舊的思想世界離人們逐漸遠去，新的思想萌芽蓬勃地浮齣地錶。

說起來很幸運，我正是在這一場思想大變革當中，完成瞭自己的博士學位，開始步入學界門檻，並且不由自主地捲入其中。一個人有瞭這樣的經曆，她的思考和寫作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響，同時也不可能不對這一切作齣自己的判斷和反省。本書第一章“互譯性：現代思想史寫作的語言盲區”，它可以讓讀者對那一次思想大轉型獲得某種程度的瞭解，也反映瞭我當年的種種思考。現在藉用李陀在“代序”中的文字，不妨這樣來錶述：在今天，“完全以西方知識傳統作基礎和背景，來討論‘全人類’或‘全世界’所麵臨的問題的那種時代是否應落下帷幕？‘全球化’的壓迫是否應使人們考慮尋找新的立場和方法討論文化交往與知識建構的問題？” 總體來說，這本書的寫作就是試圖對這一類的問題展開思考。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語際書寫》是我在撰寫自己的第一本英文著作Translingual Practice（中譯《跨語際實踐》）期間同時進行的，其中有些篇章的寫作初旨本來就是麵對國內讀者，分彆發錶於《讀書》《今天》《文學史》等刊物。為此，兩本書的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不可避免有相互交叉，重疊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第2—4章。上述情況使得《語際書寫》中的章節，有相當一部分是直接以中文寫成，剩下的部分先用英文寫作，後由幾位朋友幫助譯成中文。有關過程，我在“後記” 中有所說明，在此不贅。

從齣版年代的先後次序來看，我的英文書Translingual Practice麵世更早，於1995年由美國斯坦福大學齣版社齣版，兩年後，《語際書寫》的繁體字版纔在香港天地齣版社印行，而簡體字版，則是在1999年由上海三聯書店齣版。因此英文版的Translingual Practice在先，《語際書寫》在後；不過，在中文世界裏，《語際書寫》的齣版要早於英文書的中譯版《跨語際實踐》（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語際書寫》多年前就銷售告罄，不少朋友好心督促我說，當下的思想發展，有如韆帆競發，相互衝蕩，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引起巨大的和多層次的反響，在國內也是驚濤拍岸，正在引發知識界和理論界的根本性的改變；在這樣的形勢下，這本《語際書寫》看來並不過時，是不是該再版？這種督促是我同意再版這本二十多年前的舊作的原因。

最後，我要特彆感謝廣西師大齣版社的編輯範新先生，正是他的努力和熱心支持，2016 年的新版《語際書寫》終於成為現實。

劉禾

寫於2016年

這本書挺好的，看完後很受用。很好的一本書。

係列不錯，強迫癥要收集齊

好書，值得推薦，送人非常閤適。

包裝嚴實，書籍完好，滿意的一次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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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挺好的，物美價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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