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中國在追求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既應該重視藉鑒世界普遍的教育經驗,也不能否定被曆史證明瞭的“中國經驗”。書中的這段曆史昭示瞭,中國固有的私塾教育確實有不少弊端與不足,但也有與中國基層社會實情相契閤的一麵;外來的學校製度並非盡善盡美,還有可能橘化為枳,應盡力找到實現兩者優勢互補的新途徑。
內容簡介
晚近國人的教育觀受到外來思想的深刻改造,對傳統私塾與新式學校均有簡單化的評判傾嚮,多視兩者為落後與進步、野蠻與文明之爭。無論對科舉停廢前大量存在的舊式民間學塾,還是從清末到民國所發生的私塾與學校長期的糾纏競爭,亟待進行深入、持平的研究。
本書不以成敗的標準倒敘與評價曆史,也不發思古之幽情,竭力重構當年的曆史環境與曆史觀念,重建有關近代中國私塾與學堂之爭的諸多重要史實,可為中國追求教育現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麵的參考。
作者簡介
左鬆濤,湖南省江華瑤族自治縣人。華中師範大學曆史學學士、碩士,中山大學曆史學博士,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2015—2016年美國德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曆史係訪問學者,著有《變動時代的知識、思想與製度:中國近代教育史新探》、《辛亥革命史事長編》(第五冊)等,發錶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精彩書摘
科舉停止,學堂競立,人心搖動。1905年,山西舉人同時亦是塾師的劉大鵬觀察到風氣已有替換,認為“下詔停止科考,士心渙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彆圖他業,以使子弟為之,世變至此,殊可畏懼。”
由於前途不再,以教授舉業為主的學塾多有倒閉,塾師齣路堪虞。10月22日,劉大鵬在太榖縣城聚會,“同人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可謂觀感一緻。從11月日記開始,劉大鵬不斷記錄同行停業的消息,11月3日記“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館者紛如,謀生無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記“頃聞同人失館者多”,次年3月19日記“去日在東陽鎮遇諸舊友藉舌耕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緻失館無他業可為”。
類似情形,在其日記中不斷齣現。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資印證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學子硃峙三也注意到:“縣市教書先生今春學生甚少,蓋各生傢庭均觀望城內新開之三堂小學也,紛紛問訊。”
該處小學堂所招學生,基本在十四歲以上,甚至三十多歲者亦有多人前來報考。《圖畫日報》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報道清末上海新年齣現的新現象,稱:“新年已過學堂開,學子莘莘魚貫來。寶貴光陰休混擲,各將子弟快栽培。新學昌明舊俗除,不須香燭把誠舒。皮包一個攜將去,上課鍾鳴即讀書。講堂優禮謁先生,脫帽鞠將右手擎。不比昔時須下拜,磕頭習慣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訓濛,趙錢孫李教兒童。一心隻望新生至,開館收來贄見豐。”
【插圖一】
《開學堂》,《圖畫日報》第196號第7頁
一旦失去瞭“朝為田捨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稍有風吹草動,塾生也就可能棄學塾於不顧,或轉學到一般來說設學地點更為安全的學堂中去。艾蕪曾迴憶,“我的祖父和父親他們,對於讀書這一道,早已厭倦瞭,並不希望我在讀書方麵,有何成就。事實上,科舉既沒有瞭,讀好瞭書除瞭教學生而外,確也使他們看不齣讀書會有多大的齣息。他們不勉強我讀書,不鼓勵我發憤,我也就趁能偷懶的時候偷懶,馬馬虎虎地讀讀算瞭。心裏一點也沒有起過大誌嚮。”
影響所及,部分的傢塾、族塾及若乾同業公會所辦的學塾或改辦學堂,或直接停辦。例如,溫州“自學堂之設,嚮有之數十金、數百金之傢塾,皆不復存立”。族塾設立本意,以培養宗族人纔、振興宗族為宗旨,正如學者多賀鞦五郎指齣的“實際上宗族教育的目的並不是為瞭國傢、民族,它隻是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異族統治也好,族塾並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化”。
但是,清末廢除科舉、興辦學堂,宗族、同業公會等辦理的學塾也逐漸被納入國民教育體係,性質發生改變。宗祠等公所機構最為方便辦理學堂,是公私兩利,朝廷官員及報刊輿論都有一緻看法。
盡管不少民間學塾因為各種原因停閉,但學塾之於學堂,總體上看,優勢還是非常明顯。新知識人聲稱學堂的種種優越之處難以落實,而私塾諸多所謂難以剋服的“弊端”,在普通民眾看來,卻並非問題。
新知識人認為,學堂是陶鑄國民的大工場。然而無論是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難以實現,隻是空談。一方麵,民眾未必認知自己肩負有“國民義務”,也不認為入學堂讀書是“義務”之舉。有人感嘆將“國民義務”這類觀念通過演說等手段灌輸給民眾之難,“你說的話若是程度稍微高一點,他們就不明白瞭。就讓是他明白,你說甚麼是愛國,甚麼保種的些話,他聽著也沒有甚麼旨味。久而久之,他們看著同講耶穌教一樣的,誰也不去聽瞭。”
即使同一陣營中的知識人,也不認同學堂是造就“國民”之地說法。1906年,王國維因丁憂迴籍浙江海寜,地方紳士上門請其擔任勸學所總董,謀劃學堂普及。王國維卻斷然拒絕,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員稱職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學校,如此之教員,欲以造就國民資格,蓋亦難矣。吾傢有兒童及學齡矣,寜委諸私塾,而不願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勸人?”
民眾對於興辦伊始的新式學堂,往往視其為固有的義學,是救濟貧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間就將初等小學等同於義學,認為是下流階層子弟的專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鄉知縣對鄉民演講的白話文可作印證:
本縣仰遵聖旨,要在桐鄉各村,並多設鄉學。已經會同學老師並紳士,籌集經費,挑選本地品性極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莊,教導你們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裏支送,不要你們再齣分文。從前逢年逢節應送先生禮物,現在也不一概要你們送格哉。……此番請的先生通是熱心熱腸,極肯用心教導的,決不像從前的義塾,有名無實瞭。……快把子弟送到學堂去讀書罷,快把子弟送到學堂去讀書罷!
知縣苦口婆心勸學,聲稱學堂的許多妙處,但在民眾看來學堂實際都與原有的義學運作非常類似。學堂教習“會同學老師並紳士”挑選而來,義學塾師也多是如此派定,學童傢長均無權主動參與選擇。學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節禮物,也是義學具有的慈善性。該知縣極力說明學堂“決不像從前的義塾,有名無實瞭”,恰好證明普通鄉民的確將“學堂”與義學對應。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內地各地情形如齣一轍。據餘傢菊迴憶,清季湖北黃陂“其時小學一切皆公費,且月給零用錢數百(文)。鄉人視為平民學校,多不肯入。”
1908年,直隸視學員調查武清縣的學務狀況,稱該縣大良鎮人民“知有義塾,而不知學堂之名稱”,下九百戶村人民“不知有學堂,並不樂聞學堂二字”。
次年,直隸的視學員注意到學堂與私塾學生精神麵貌截然不同,反應齣社會不同階層的分彆:“各私塾學生,氣象多秀靜者;官小學生,氣象多粗野者。風氣不開,於此可見矣。上中社會,皆以疾視學堂,寜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數日加多。中下社會,非不崇私塾,強令子弟入學堂,而學堂之人數日加少。”
新知識人認為,學堂所教授各種“科學”是營謀生活的最佳場所。實際辦理過程中,“科學”威力卻極為有限,以緻構成學堂形象負麵化的要因之一。劉大鵬式舊讀書人心目中,大多認為學堂“以科學為隨從洋人,有違聖教”,固然偏激,但他們對學堂教授的某些知識不滿,卻不能說毫無道理。劉大鵬1905年日記寫到“學堂者外洋各國之民也,其中一切章程全遵日本之所為,最重測算、技巧、格物一門工藝也。講求工藝之精巧,非吾人所謂格物,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學術之壞,不知伊於鬍底耳。”
他敏感體察齣新式學堂與中土學塾,教育理路存在差異。新式學堂注重實用,將知識分門彆類教授,不以一師為範圍,學生轉益多師,師道尊嚴大失。舊有學塾強調道德教育,單純的知識授受,僅是教育的一部分,學塾以一師為中心,所習以老師德行文章為模範,是所謂“師教”。兩種教育理路本各有所長所短,並非一方絕對高明。不過,學堂初興,所謂“科學”大多流於錶淺,甚至買櫝還珠,在移植、傳播過程中變形,不僅可能失去原有精義,甚至格義附會,乃至謬種流傳。清末先讀傢塾,後入學堂的郭沫若後來迴憶,學堂課程極其零亂,“凡是新式課目與數學、格緻之類,教師都不能勝任。對於我自己在傢塾裏已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他在小學堂、中學堂讀書時,感興趣的仍是固有的經學之類。由於學堂學風糟糕,他“開設接觸瞭人性的惡濁麵”、“自暴自棄,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的”。郭沫若後來所讀四川嘉定中學堂,教學比原先的高等小堂更差:
新開設的中學,更是一塌糊塗,笑話百齣。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甚至連講國文的人,不懂得“望諸君”是樂毅的封號,而講為“盼望你們諸君”。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幾個拼音就教瞭我們半年。在這兒不是讀書,簡直是養老。
即或學堂教授的“科學”較之民間學塾所學要精深高明,但多數學生畢業之後,其學問在社會生活中很難發生作用,成為無法實踐的屠龍之技。1908年,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原南洋公學)齋務長陸瑞清撰寫《學生服勞說》一文,論說學堂學生不適應本土社會。新知識人對興學堂以救亡本寄予很大希望,此時希望卻逐漸轉變為失望。文章首先指齣學堂雖未遍設,但數量已多,“沿海各省邑各數十矣,府各數百矣,其學童之列籍者更數韆數萬矣,民智稍稍開,科學稍稍具矣”。但是“試問國也族也傢也,其可免於亡焉、滅焉、喪焉否?曰,仍付不可知之數也。”答案是“學生大半皆惰逸者也”,追索原因,主要是學堂風氣所緻,學生所學“科學間有精深,而豪華之意氣深印於腦紋,一見舊社會之狀態,皆以野蠻目之”。在畢業之後,難以得到社會認可,“某邑高等小學學生數十人,畢業後介紹入商。不三月,而盡行見逐矣。商界中人誓不收學堂學生為徒弟。某女學校之某某齣嫁後,不知烹飪、縫紉之職,而見惡於翁姑,貽笑於戚族。某鎮之人誓不娶女學生為媳。”陸瑞清建議,學堂課程應作改變,學生要從事勞作,“女子中學則於正課手工之外,加應用之縫紉、烹飪焉”。隻有這樣,學生畢業後“其能力足以應用,其見解足以識時,其處置得宜己,閤適者生存之公例,決不見絕於人群。”
這篇文章首先在《申報》刊齣,又在四川《廣益叢報》登載,兩年之後,還作為商務印書館所辦《教育雜誌》的“社說”齣現,其指齣的問題深中肯綮,又難以輕易解決。可見,清末的學堂多與普通人群相隔閡,見絕於實際社會生活。
無獨有偶,幾乎同時有名為董雲龍的北洋師範學堂學生上書當局,指陳普通鄉民仍送子弟入讀私塾,寜願廢學也不入學堂的緣故。他注意到,直隸寜河縣小學堂忽視學生的習字教育,所學的“算術”,僅停留在紙上作業的筆算,而不講習生活需要的珠算。學生畢業之後“寫不能寫,算不能算”,“其無力入中學者,欲就他種職業,每不免有所遺憾”。他以自己以前任教私塾的經曆為例說明,最初教書時,以“讀書、習字、作文三必要”,但當地鄉下人情卻以“能寫能算”為尊貴,因此前來就讀的學生寥寥無幾。揣摩之後,“於三必要中特重習字,又創設珠算教授法”,來學者逐漸增多,年勝一年。
新知識人宣傳,塾生在私塾讀書多年,國文不通,學堂的成效較為明顯。然而,經過短暫實踐,情況恰好相反。1907年,《中國日報》有文章指齣廣東學堂中琳琅滿目的各科教學,實際隻有形式而無內容,“若夫所謂學堂者,則大率虛聲純盜,襲外貌而不計實功。新學既未貫通,舊學轉緻拋荒。其學科則貪多務得,以耀外觀,其章程中如物理、圖畫、天文、地理、唱歌等等,五花八門,有如賽會。究其實,則教物理者多不通算術,教圖畫者隻閤兒戲,有學科而無教員,亦何必以多為貴也。”而私塾科目雖少,但至少語言文字教學基本過關,“夫尋常濛塾,如諺所謂子曰館者,其鬍鬧者固居其大多數,然亦不無認真訓迪,令兒童粗解國文。雖學科未備,新學欠缺,然通解國文,乃中國人之本務。”兩者對照,差彆明顯,“邇來小童入校數年,而國文多全然不通,反不如濛塾之奏效者”。文章的結論是小學堂學科應歸於簡易。
《中國日報》為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機關報,素持革命立場,撰文者當非守舊之人,其說法較具客觀性。這一觀察,多有旁證可資參證。1909年,京師舉行高等小學畢業考試,不僅“經學、國文無一佳捲”,而且“各堂學生於經學、國文殊少閤格”,最後追究原因,在於“均係教授未能認真之故”。
學生經學、國文程度急劇下降,鏇即引起督學局、學部注意。1909年,《教育雜誌》刊齣評論,報道揚州辦理學堂之人,卻不讓其子弟到學堂讀書的怪異現象,“某君言,正初返裏,偶遇學堂職員數人,談及學堂辦法,某君告以欲令子侄入某某學堂。群阻之曰,學堂絕無成效,萬不可進去。餘等非期君,餘等之子弟固不令入學堂也。某君久在申,固知學堂之益者,聞言頗駭異。詰其故,答曰,學堂不主背誦,不施夏楚。君試思,讀書而不背誦,果能記憶乎?不施夏楚,學生果有畏懼乎?吾恐入學堂數年,將字亦不識矣。君疑我言乎?君試往吾校一觀即知其故矣。餘與君至好,故進此言,願留意焉。”
鄭超麟的後來迴憶,印證此事不假。他生於清末福建龍岩書香之傢,其幼年學習經曆是:“本縣已經有瞭官立小學堂(入民國後改名縣立小學校);祖父是校董之一,父親是會計,是校産管理人,但很奇怪地沒有允許我們兄弟進學堂讀書。學堂已經畢業瞭甲、乙、丙、丁四班,我們和若乾同地位的人傢還在私塾讀書。”
1910年3月20日,《申報》“清談”欄目發錶時評稱:“人傢兒童,每有入學堂一二年,轉返而延師課讀者。此其何故歟?豈不以學堂教法未善,兒童之就學者,有紛心而無進步,其父兄乃翻然變計歟?凡有教育之責者奈之何弗思。”
作傢艾蕪迴憶自己經過在其祖父所開辦的私塾一年的學習,讀完瞭“四書”和《詩經》,“在鄉下人看來,一年能讀這麼多的書,那是比新式學堂劃算多瞭。在新式學堂至多隻能讀六本,兩本國文,兩冊修身,兩冊算術。而且都是薄薄的。而且算術在他們眼中,還不能算是書呢。”
學堂教學不主背誦,重視講解,對於理化科目的教學比較適閤,但對於漢語識字階段的教學而言,若不注意成誦,教學效率明顯不高。利用兒童機械記憶力強的特點,不斷重復、大量識字,是私塾在識字教學上比學堂高明的地方。
不僅在知識層麵,學堂脫離瞭本土社會,就是日常生活也體現齣有所區隔。作傢穆木天迴憶自己童年的經曆,對清末吉林學堂的惡感猶在,稱:“巡警隊與洋學生,這是當時的二橫。我永遠不忘的,就是那些學生好打人,就是軍警都怕他們呀。學校門口,掛著兩根紅漆的軍棍和四個虎頭牌子。所謂虎(頭)牌子者,是一個長方形的木闆,上邊是畫著一個橫橫勢勢的虎頭,下邊是四個紅圈圈,每圈裏是一個大大的黑字。那四個虎頭牌子上的字語是‘學堂重地,禁止喧嘩,倘敢故違,定行究辦。’每天,學生大概是不讀書,除一二一二地下體操而外,就是聚在門口,一邊吵鬧著,窺視著行人,如果有人走過來——當然,對士紳們,學生是不敢問津的——學生就開玩笑,說屁話兒,如果反抗或者是不能靜而受之的話,那他們可真是要‘究辦’瞭。幾個學生按著,乒乓地就是二十軍棍啊!”比較起學堂印象,穆木天“在私塾,寂寞雖是寂寞,可是沒感受著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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