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命始于原生家庭和和延伸家族。家庭外的我们也生活在不同的团体中。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不同团体生活塑造了我们。心灵的创伤是关系的创伤，也唯有回到关系中修复。团体治疗便是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团体成员，在团体咨询中我们会遇到哪些议题和困惑？作为团体带领者，如何设置、组建、开启、运作及结束一个团体？如何应对挑战性的情境？在本书中，两位作者凭借40年团体实践经验，结合丰深厚理论功底和大量案例，给出他们的回答。心灵的相聚是多么纯粹、真挚、令人动容，相信无论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还是对心理学、对了解自我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获得滋养。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福克斯学派基本的团体理论和实践模式。两位作者以此为基石，构建了当代团体分析实践的画卷，带领读者认识在此领域中快速发展的新思想。我认为本书是迄今为止全面、完整的临床团体分析教科书。

　　本书主要讲述了分析性团体治疗实践中会遇到的多种议题和任务。两位作者以在团体治疗的教学和督导中善于列举临床案例而著称，读者会在书中阅读到大量临床案例。我特别欣赏他们在讲述“评估”“为团体治疗准备患者”以及“新团体的早期阶段”这些重要内容的技术问题时生动的对话。“行动中的团体”这一部分戏剧性地重现了这个领域内两位资深巧匠的工艺，提醒我们在仔细维持必要设置的情况下关注福克斯学派模式的价值、优点和治疗效果，以启迪心灵。

作者简介

哈罗德·贝尔（Harold　Behr）

1963年毕业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金山大学（Witwatersrand　University）医学专业，在Maudsley医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医院完成精神科医生的培训。1975—1996任伦敦中央米德尔赛克斯医院儿童精神科会诊医生。1975年成为伦敦团体分析研究所的团体分析师。他是《团体分析》杂志前任编辑，研究所在挪威奥斯陆的培训项目的召集人，1994年被挪威团体分析研究所授予荣誉会员。他目前是伦敦团体分析研究所的教师、督导师和团体分析师，在北伦敦团体治疗中心私人执业。

莉赛尔·赫斯特（Liesel　Hearst）

1949年获得英国精神病学的社会工作资格，随后在英国国家精神卫生协会工作。生育了两个孩子之后，她在赫特福德郡的儿童与家庭精神科诊所任心理治疗师和团体分析师。1974年成为伦敦团体分析研究所的团体分析师，之后参与在丹麦、挪威、德国和瑞士的培训项目的工作。她是德国海德堡团体分析研究所和瑞士苏黎世团体分析培训研究所的荣誉会员。她目前是伦敦团体分析研究所的团体分析培训师和督导师，在北伦敦团体治疗中心私人执业。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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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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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1.i.6

团体分析是在经过认真构建的设置中进行的。设置是团体作为整体的一个物理表现形式。“动力性管理（dynamic administration）”是指治疗师为创造和维持这个设置而展开的各式各样的活动。这个概念包括看似平凡的工作，如摆放室内的家具、草拟给成员的信，表面看来这些事可以委托给秘书或管理人员去做，但事实上治疗师需要承担这些工作，因为它们具有动力学意义，应把它们作为分析的材料纳入分析过程中。

治疗师和团体之间的分工

交流不管是发生在团体内部还是外部，都属于同一个网络，也就是说动力管理与发生在治疗内的分析性干预一样重要。然而，这两个治疗任务的分配方式具有明显的差异。创造和维持设置的任务由治疗师独立负责，分析任务则由其他团体成员与治疗师共同承担。这就允许治疗师作为团体稳定性的守卫者，与作为治疗性改变中介的团体，产生创造性的相互作用。稳定的设置常能提供丰富的移情素材，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如当治疗师坚持既定的设置时，出现对父亲般的权威的挑战；当界限得到保护时，体验到母性的包容；通过帮助治疗师准备治疗室，表达能够为父母提供帮助的愿望。

出于同样的原因，治疗师不会与团体成员协商团体的动力性管理安排。诸如座椅的位置、团体时间安排表和新成员加入团体的时机等问题，也可能常常会在团体内谈论，但要把这些讨论引入分析中去，而不是像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一样来处理。这样的话，在有关如何使团体保持最佳状态的决策上，治疗师可以自由地做决定。对于付费团体，也应由治疗师决定收费标准和付费方式。

应对信息

动力性管理的另一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应对缺席，以及如何处理（外界）向团体传达的信息和团体（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所有外界与团体之间的交流都应由治疗师接洽，评估它们的动力性含义，决定何时把持、何时将其带入团体。一些团体治疗师在治疗开始时就告诉团体有关缺席或迟到的信息；另一些治疗师更愿意在公开信息之前等待动力浮现，将此信息置于团体背景中去理解。所有的交流都以这种方式最终加入构成团体矩阵的网络中。

治疗室的动力学意义

除了对舒适、稳定和前一章提到的避免被打扰等实用性方面的考虑，治疗室对每位成员和整个团体都具有独特的意义。例如，治疗室可被体验为治疗师的身体，只要不改变则相安无事，但如果有变化，就会激发焦虑或吸引注意。

案　例

治疗师邀请团体想象在她缺席的情况下展开一次治疗。有关治疗的地点和时间的热烈讨论接踵而来，有些内容非常有趣，令人兴奋：这次团体应该在隔壁的酒吧、公园进行吗？一位成员邀请大家到她家里去，但这个邀请被忽视了。最后治疗师请团体注意一个未表达出来的潜规则，即治疗师缺席的治疗不能在通常的日子、时间和治疗室进行。似乎所有这些都属于治疗师本身，她不在时就不属于他们。这种占有治疗室的可能性增加了占有她的身体的焦虑，这使他们如此焦虑，以至他们不能仔细去思考这种可能性。

中间的桌子

在一圈同样的椅子中间放一张小圆桌，这是个好主意，只要其大小不妨碍看到全体成员。圆桌为这个圆圈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和真实的中心。桌上可放一盒纸巾，有些治疗师也喜欢在上面留言，如有关缺席、电话的信息或某位度假的成员寄来的卡片，它们会被成员拿起、阅读或被忽视，对它们的反应是个体即刻做出的，整个团体都能看到。

如何安排座位？

团体治疗师安排座椅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治疗师允许团体把治疗师安排在一圈座椅的任何位置。其他人，明示或暗示，他们更愿意保持自己的座椅，要一直为他们留着，直到他们到来，坐下。无论座次如何，它本身都有动力学意义。谁坐在治疗师旁边？谁朝着门坐？为什么男性选择坐在一起？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含义，是团体非言语交流的组成部分。只有治疗室的物理环境保持稳定，才能明确这些现象的动力学意义。

空椅子的动力学意义

如果一个成员提前告知团体他将缺席一次治疗，那么围成一圈的椅子中，这个空椅子应被移走吗？有些治疗师根据成员总数摆放座椅，不管是否有人已告知将要缺席；有的治疗师会把已知的缺席者的椅子移走，则圆圈内任何空出的空座椅直白地显示该成员意外地缺席了治疗。前一种安排更准确地表达出团体作为一个人的概念，因为不论在场还是缺席，团体成员都属于团体。通过强调它的象征性意义，治疗师鼓励团体谈论缺席的人，表达他们的关心、愤怒或漠视，这些都成为团体分析的素材。

案　例

在一个8人的、有男有女的团体里，当有空椅子出现时，一位年轻的女性总是会表现出不安。她会问其他人是否知道此人为何没来，即使在前一次治疗中相关原因已经被明确提及过，她却记不起来此类信息。起初她对缺席表达了不赞成，似乎参加治疗是一种道义；随着治疗推进，她开始意识到空椅子引起了她的高度焦虑，“感到好像在失去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使我不能在此恰当地思考和感受……我好像成了残疾人……”（她在童年期经历了家庭的破裂，现在空椅子使她再次体验到这种感受）

有人说他很适应这种情况，因为“留给我更多”。与其他获得公平待遇的成员相比，他需要得到团体治疗师更多的关注和治疗时间，这与那位需要完整的座椅圈以提供整体感的女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位患者的潜意识情感需要都通过座椅圈得到了表达。

机构的干扰

当团体是在医院或诊所里开展时，即使治疗师在开始团体前对环境做了精心的准备，但因为治疗室“属于”机构，所以仍然避免不了其他具有优先权的情况凌驾于团体治疗的安排之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有必要对团体的反应给予治疗性关注。设置受到干扰和接踵而至的机构与治疗师间的紧张关系，会使团体通过保护治疗师而产生超强的凝聚力。团体成员强有力地运用投射性防御，这样团体内的每个人都变成好人、可爱的人，所有的敌意和破坏性都被体验为医院所代表的外部世界发出和引起的。

案　例

一个新的门诊患者团体每周在医院的同一间治疗室相聚。成员不规律地参加团体，并且他们之间互不喜欢对方，治疗师对团体的干预也遭到抗拒。然后在一个晚上，就在治疗开始后不久，一位不知道团体正在进行活动的医院员工声称要用这个房间。治疗师与这位员工进行了激烈的争吵，最终团体被安排到另一个房间，治疗继续进行。团体接着讨论治疗中断之前的主题，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在随后的治疗中，团体的出席率戏剧性地提高了：不再有迟到和缺席，成员彼此间的交谈也变得生动多了。新出现的紧急情况似乎紧紧抓住了团体，团体急切地寻求并仔细地听取治疗师的干预，不再表达拒绝和攻击。直到数周之后，治疗师提出了“驱逐”这个话题（因为此事已众所周知），并在团体里对此进行了修通，团体成员才重新恢复了拒绝性和攻击性这些具有重要治疗性意义的表达。

团体的时间界限

开始和结束一次治疗的确切时间是固定的、不变的、没有商量余地的独立存在。乔治范德维尔（Gregory Van der Kleij）简要地描述了治疗师对此的立场应决不妥协：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团体成员的实际互动与他们身处的整个世界之间的界限上。问题在于并不是说下午5:30开始治疗了，团体成员就能把周围的世界排除在外。恰恰相反，他们在5:30开始与周围的世界对话。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以前无法达成自己的期望，否则他们就不会在那儿（团体里）了。为了促进无比复杂的对话，我（作为治疗师）的任务恰恰是确保，这一次，周围的世界不再使他们转个不停。我想让那世界停着别动，可以说，把它钉在那里，这样就能进行真正的交谈了。（van der kleij，1983）

费用

许多团体分析师发现付费团体与不直接向治疗师付费的团体的动力性发展并无差异，并且坚定地认为付费因素对治疗性的工作联盟没有影响。其他治疗师则发现“付费”促进了成人式的工作联盟，它反过来允许成员更深地退行到婴幼儿期的体验模式。人们常常观察到不付费团体有对延长时段的需求和愤怒。这种团体里的治疗师被体验为全能的、总是给予的、总是克制的、任性的和独裁的。事实上，治疗师成了婴儿早期阶段母亲般的人物，团体成员只能通过无能的暴怒和克制住自己的行为，才能接收、接受其独裁性的意见。这些状态也是付费团体整体构成的必要组成部分，只是付费行为本身保留了存在于团体与分析师所组成的工作联盟中的部分自我，这使它能与人格中退行的那部分自我共同存在。

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团体每月付费1次，提前付费，全年12个月都需付费。这样做强调了也象征着成员都稳定地、连续地属于一个团体，无论成员是否参加每次治疗，也不论团体是否在治疗间歇相聚。理想的情况是所有成员的治疗费都一样，虽然可以接受因成员的经济状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但大多数治疗师对此仍有争议。因收费不同所致的情绪反应使一些有关于偏爱、羡嫉以及成员对治疗的看法等重要的治疗话题浮出水面。

案　例

在一个8人的团体里，一位患者（是一名教师）在初始访谈中表达过收费标准对他来说太高了。他加入团体1个月后，团体治疗费涨价了，此时治疗师提议他的治疗费可保持不变。这个患者接受了提议，在随后的6个月内继续按较低的原标准付费。然后在第7个月时，他交给了治疗师一张和其他人一样金额的支票。当治疗师在团体里提出此事时，患者第一次说出了对治疗师“怜悯他”感到非常愤怒。他说感到自己和其他成员不一样，能力较差，是个需要被关照的局外人。患者在8个月大时被领养，通过这次有关付费的讨论，属于早期阶段的过度需求和对他人的依赖情感第一次在团体内浮现。通过这次投射，尽管浮现了重要的治疗素材，但也暗示出在费用方面对患者做出让步可能是一个错误。

前言/序言

关于我们自己

我们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的方式，源自我们个人经历的与源自我们职业培训的一样多。写这本书时，我们主要涉及专业领域，但如果不补充一些个人的简介，以使读者有机会判断我们的偏好并与自己的工作进行比较，读者就不能看到全貌。当然这些个人简介经过了精心挑选，起到了遮羞布的作用，但我们仍希望它们能成功地揭示真实的情况，令读者能看到形成团体分析师身份的社会文化动机。

Harold Behr记得他的团体分析是这样开始的：“我生长于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八九岁时我已经知道自己被分类为‘欧洲人’。我逐渐明白我被分在这个团体很幸运，因为它给了我很多特权，相反我周围的许多人被分类为‘非欧洲人’。同时困扰我的是看到我这个阵营—‘欧洲人阵营’的儿童和成人—那么恶劣地对待其他阵营的儿童和成人。我特别注意到‘欧洲人’表现出嘲讽姿态、侮辱和暴力行为，而他们所面对的人们只是畏缩地承受，丝毫没有报复的迹象。

那时，我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街道附近走动。那里的人群吸引了我，特别是那些因政治目的聚集的人们。其中一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个安全的办公大楼顶层望去，我看到约翰内斯堡市政厅的台阶上有一群怒火中烧的人。后来我得知是工会领袖Solly Sachs在做反政府集会演讲。我喜欢他们发出的众多诘问，同时我也感到害怕。俯瞰下去，另一群人正集结而来。一队警车停在街道上，从车里出来很多身穿卡其布外套的警察。他们围成了几个圈，每个圈都包围了一小部分人群。这些圆圈收紧，挤压所包围的人群，朝着警车的方向来回地摇摆。一些人头部被警棍击中，他们被推搡进警车，然后警车开走了。

回顾这段经历，我知道这一幕已经根植在我脑海里，告诉我团体既令人激动，又充满了危险。像19世纪晚期的群体心理学家一样，我无意去区分群体与其他任何类型的团体。似乎如果你在错误的地方，或站在错误的一面，或说出了错误的言论，头部就可能被打，被带走，受惩罚。但如果你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是因为属于一个错误的团体，又该如何？对此我还没有答案。

20年后我有了首次带领治疗性团体的经历。那是在开普敦沃肯伯格医院（Valkenberg Hospital）登记的精神病患团体。沃肯伯格是典型的精神病院，远离主干道，有大片由病患精心照管的场地。我和一位职业治疗师一起带领一个由4位患者组成的团体。每位患者的诊断都不相同，但因特殊的需要，他们要待在一个封闭病房，这使他们联结在一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不能把他们的主诉与医疗人员一丝不苟地给出的诊断结合起来。实际上看上去那些诊断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病情并不相关，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不公正的居住条件、对加药或减药的焦虑以及病情改善转到开放病房的可能性。团体的第二课：专业人士与患者的客观世界出现隔阂。这两个世界在团体里相遇时，要建立有意义的沟通，专业人士的视角必须要有所矫正。

心理治疗之于我就像是疏离荒漠中的绿洲。在Maudsley医院的心理治疗科，我第一次接受了Bob Hobson、Malcolm Pines和Heinz Wolff对分析性团体治疗的督导，事实上他们认为在团体里与患者对话是值得重视的临床行为。条条大路通往伦敦团体精神分析研究所，在那里我结束了自然的学习，完成了可靠的培训；但是，我一直都认为团体可能产生不良效果，要么是在履行一个意识形态的议程的过程中，要么因缺乏专业性的理解。”

Liesel Hearst的职业生涯有不一样的开端。

“我生于维也纳，我的家庭对什么构成了‘好的社会’、如何在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中践行它具有强烈的信念。有些信念是错误的，有些甚至变得危险，但他们给了我清晰的团体身份和归属感以及婴儿通常在功能良好的家庭里所能获得的其他内容。在此情况下，我体验并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环境对其情感形态、对生活的理解、个人的渴望—事实上，个体的整体人格—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正好体验了在一个自我定义的、强大的、不能容忍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差异，把自己的信念强加给整个国家的团体的粗暴攻击下，这种团体归属感是多么强烈和有影响力。我和家人属于幸运的人，通过移民逃离了灭顶之灾。但与祖国隔绝是我第一次经历被团体排除在外，成为局外人，不得不放弃所珍爱的身份感。我不得不重新去体验。

最终我加入了另一个团体—英国军队。可能因为这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自愿的行为，对军队我没有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些感觉。我并没有把我的部分自我委派给最高统帅，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领导者’。我很清楚，我的目的碰巧与当时英军的目的一致，即击败德国纳粹。对我、英国人、德国人而言，它就是关乎生死的事情。

当生活再次正常地在年轻人面前展现时，个人必须要做出选择，承担责任。我决定拥抱英国，把它当作我的新家乡。我在那里定居，研究社会科学，结婚，养家。在我看来，由出生所决定的属于一个国家团体的原初感觉从来都不曾被取代；但当失去它时，却会有所得：有意识且充分地体验选择的含义。

大学毕业后我在饱受战争威胁的伦敦从事很有意义的社会精神病学工作。患者的勇气、达观和永不改变的归属感，帮助我靠近这个新世界。身为‘外国人’，我置身于英国阶层之外，使病患更能近距离审视我。我能帮助他们看到社会给了他们哪些团体归属感，哪些是他们本来就拥有的。我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这成为我职业生涯的特点。

在实现成为团体分析师的终极职业目标之前，有一个团体—跨学科的儿童和家庭精神病诊所，我是其中的一员—帮助我成长。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最令我满意的团体体验之一是与尊重、欢迎具有不同职业技能和取向的团体一起工作。正是这个团体鼓励我接受培训，在新成立的伦敦团体分析研究所先接受心理治疗师的培训，然后是团体分析师的培训。”

这两种不同的背景形成了持久的、种类繁多的职业合作。我们的初次合作犯的错误及由此产生的学心理动力学团体分析——心灵的相聚（万千心理） [Group-analytic Psychotherapy: A Meeting of Minds] 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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