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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经济政策的原则/西方现代思想丛书18》主要内容包括：集中指导下的经济政策：批判、调节体系、社会问题、抗衡力量、集体所有制和社会问题、中间道路的经济政策、充分就业政策、部分集中调节经济过程的政策和职业阶层秩序政策等。

目录

中国需要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
欧肯及其经济思想简评
中文第一版序言
第一编 关于秩序政策问题的初步定位
第一章 关于任务
经济过程的调节
关于社会问题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第二章 丧失个性、权力斗争与意识形态
第三章 秩序思维

第二编 经验和批判
第四章 自由放任经济政策
学说
市场形式——垄断问题
结论
第五章 经济政策试验
第六章 集中指导经济过程的政策——概论
第七章 集中管理经济的经济过程（集中管理经济理论）
前言
经济过程的总体特性
经济过程的各个方面
结语
第八章 集中指导下的经济政策：批判
调节体系
社会问题
抗衡力量
集体所有制和社会问题
第九章 中间道路的经济政策
充分就业政策
部分集中调节经济过程的政策
职业阶层秩序政策
第十章 试验的经济政策——结果

第三编 自由和秩序
第十一章 再论这一问题
一些后果
秩序的相互依赖性
社会问题
失败原因
第十二章 发展必然性的神话
引言：有关思想
矛盾
经济政策思维的基本形式
……
第四编 竞争秩序及其实现
第五编 支撑力量

精彩书摘

　　第三章 秩序思维
　　一多变性与多样性是各种经济现实的一个基本特点。只要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经历，就可以明白这一点。1914年之前，欧洲国家对经济过程的调节就与1918年之后不同。自1929年至1932年的经济危机以来，又是另一种调节办法。此后，经济形式的变化迅速不断，而且各国，如德、苏、法、英，各不相同。经济现实好像缺乏任何形式上的共同点。每个国家的每个历史时刻好像与其他任何时刻都无相似之处。难道不能在经济现实中找出对未来经济政策可能具有意义的秩序形式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从经验中就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取得可资借鉴的东西了。因此，完全怀疑我们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就不无道理了。
　　二但是，在这里，科学的形态学结论给我们以启示。倘若我们想从极其繁杂的历史多样性的紊乱中解脱出来的话（这种多样性使一切认识与行动变得无法把握），那就必须寻找一个阿基米德点（即观察事物的突破点——译者），从这一点出发，可能认识经济现实的各种形式及其日常的运行过程。形态学向我们提供的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这样的事实：不管何时何地，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计划基础之上的。为了克服物质的稀缺，无论是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还是中世纪的农民或今天的工人和商人，都毫无例外地有自己的计划。计划的准确度因时而异，差别很大。但是，无论何时何地经济行为都是以计划为根据的。这一简单的事实是确定无疑的，是所有进一步探讨的坚实基础。
　　科学的形态学对经济现实进行了精确的研究，即对现在的和过去的企业和家庭进行具体的调查，了解它们以何种形式与其他家庭和企业保持联系。例如，某地方有一家机械厂，1948年年初，它从中央管理部门得到配给的铁和煤，并且必须把自己制造出的一部分机器提供给中央计划部门指定的单位，另一部分可以自由出售给私人。对有些原材料，如石油，这家企业只能用实物交换办法取得，其他原材料则支付现金。工人也是由劳动局分配来的。大部分工人有自己的菜园子，生产土豆和蔬菜，以供自家之需。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它说明存在不同的经济秩序形式：集中管理经济、交换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要是我们再深入一步观察，便会发现，企业的市场价格——就其在自由市场中而言——的形成是千差万别的。尽管它在自销的机器方面可能拥有垄断地位，但在购进石油时又可能与其他企业处于竞争之中。在另一家机械厂里，经营形式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例如，它根本不能自由销售机器。1948年年底，实行货币改革之后，这两家工厂和其他许多工厂及家庭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物交换受到抑制，自给自足经济形式和集中管理经济形式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对个别企业和家庭分别进行的分析首先表明，存在一种极为普遍的多样性现象，即个别经济形式并存和形式迅速变化。接着人们会立即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组成一切具体经济秩序和市场的纯粹形式会重复出现。我们要是把这一分析延伸到过去时代，也会发现同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对托勒密（Ptolemaer）时代埃及的官办工场、18世纪德国东部的容克地主庄园、15世纪科隆的批发商或者19世纪初德国西部的农庄作一番调查，虽然证明各种经济和当时的经济秩序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个性和多样性，但是，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多样性都是由较少的几种纯粹经济形式融合而成的。这样，科学研究便从所有这些经济现实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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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一
　　一 本由一个德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中叶所著作的书能否引起21世纪中国读者的兴趣？在我的序言中，您将得到非常肯定的回答。未来十年中，中国必须对建立怎样的经济秩序做出抉择，因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用瓦尔特·欧肯的话说是“试验性的经济政策”，参见第十章），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将某些经济政策框架和核心特征长期确定下来的时候了。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并将马上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在达到这一阶段后普遍遇到了发展瓶颈，比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20世纪所遭遇的增长乏力。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群体，他们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追求自己的利益，然而他们利益的实现往往需要以牺牲整个社会利益为代价。这些特定的利益集团获益于经济的增长，在经济政策方面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开放和自由的竞争被施以限制，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被削弱。迅速的经济增长为所有人提供丰富的机会，市场和社会变得更加开放，阻碍社会流动性的传统障碍被经济和社会的剧变撕得粉碎。但同时新兴的利益集团不断壮大，也有一些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旧的利益集团存活下来，它们共同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导致国家不断丧失其独立性，各项政策逐渐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
　　现代经济学倾向于认为，偏离共同福祉的目标属于正常情况，通过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福祉非常不现实，它更像是乌托邦式的童话。但瓦尔特·欧肯不这么认为。他著作中最重要的洞见就是指出，经济政策总有沦为利益集团维护其既得利益工具的危险，而同时关键在于存在着某种政治意愿，使其脱离利益集团的控制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着眼于全社会的福祉。对于欧肯来说，经济秩序的建立是一种具有深刻伦理一政治意义的历史性行为，这不仅要求政治精英们在尊重某些特定原则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做出抉择，更需要将这些“原则”与“历史性契机”相整合（参见第十五章），对于那些原则，欧肯在他的著作中做出了详细的推导和阐述，而“历史性契机”则会因一种特定历史性格局的形成而出现，这一格局允许一国确立这些经济政策原则，但同时要求考虑到其特殊性。这种政治创举由一种“建立社会和伦理秩序的意愿”所驱动。毫无疑问，在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历史性契机，众多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也已经感觉到，必须将经济富强（wirtschaftlicher Wohlstand）与实现共同福祉（Gemeinwohl）紧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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