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郭贵春文集·第六卷:学科建设研究》从学科专业研究人员、高校工作者、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视角,探讨了学科发展、建设和高等教育等相关问题;文章体裁除了论文之外,还包括访谈录、书评等。
《郭贵春文集·第六卷:学科建设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建设问题的研究,还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山西省高等教育改革、大学发展、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等方面剖析了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
《郭贵春文集·第六卷:学科建设研究》可供科技哲学及相关专业的学者、师生,以及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研究的人员阅读参考。
目录
序言
精神分析学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的“转向”与跨学科研究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
迷人的“语境”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在“转向”中运动——20世纪科学哲学的演变及其走向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与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探讨——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案例分析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未来发展展望
科学争论与科学史研究
美国工业实验室的研究传统及其变迁
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联系
也论科学哲学研究的方向——兼与吴彤教授商榷
如何理解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量子计算动摇了丘奇-图灵论点吗——兼纪念图灵逝世50周年
试论科学哲学的“心理转向”
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与定位
科学哲学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现状与发展
当代科学哲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科学实在论的进步及其走向——访郭贵春教授
欧洲大陆和英美哲学传统之间的区别、关联与融合——记与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诺义萨教授的谈话
德国科学哲学的发展与现状——访汉斯·波塞尔教授和李文潮教授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访郭贵春教授与成素梅教授
凝思深重落笔沉稳——读“认知与方法丛书”
探索科学编史学的开拓之作——《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
回眸历史慨而慷——《自然辩证法通讯》计量学分析
多学科视野下的高等教育资源研究——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协调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义
山西高教改革20年的回顾及21世纪的发展选择
多元化教学方法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教学方法探讨
浅谈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及发展取向
提高本科课堂教学质量
强化学科特色增创竞争优势
着力建设更具先进性的校园文化
把握科学最前沿开拓学术新领域
创新和丰富大学文化提高核心竞争力
学派建设与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
实现“五个转向”理性选择学校发展战略
研教贯通打造最优化的基层学术组织
论研究教学型大学的特征
理性爱国更具时代性
大学教师:大学文化的守护者
强化省部共建高校特色的探索与实践
论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高水平大学的内涵建设
统筹协调区域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中西部省部共建高校
发挥省部共建高校的引领示范作用
关于大学规范性建设的思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好省部共建高校
新机遇催生地方大学发展新作为
论大学学科建设的“十个转向”
建设具有地方示范作用的研究型大学的战略选择
把省部共建高校建成引领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高水平大学
精彩书摘
《郭贵春文集·第六卷:学科建设研究》:
一、科学史研究为何应当关注科学争论
1.简短的历史回顾
毋庸置疑,科学是一种在争论中达成一致的活动和过程。然而,在一些强调科学知识累积性增长的传统哲学家眼中,事情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科学从基础到结论是一个可靠、稳妥的过程,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一致和争论。另一些传统研究者则认为,虽然科学不大可能是这种纯逻辑的过程,但科学争论并不是科学所独有的现象,它同样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研究科学争论对理解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家往往是通过直觉、猜想等方式先得到假说,尔后以实践检验其真伪的。在此过程中,虽然可能出现批评,但由于反驳的证据通常是确定、明晰的,故而不会产生长时间的争论。
这种知识观也深深地影响着科学史研究。不仅早期科学史研究者如普利斯特里、休厄尔如此,科学史的主要奠基人萨顿,也把科学,或者说“实证知识的获得和体系化”看作是“人类唯一的真正累积的和进步的活动”。因而,萨顿在其科学史研究中,不但将占星术、炼丹术、观相术和释梦术当作伪科学而不予考虑,甚至将盖伦的生理学理论亦斥之为荒谬。他指出:“读者将会在我的这部著作中找到占星术和其他谬见的简短的历史;我并不打算用任何完美的方式去讲述这一历史,因为错误的历史是无止境的,这也是很自然的。此外,既然我决心要解释人类文明进步的趋势而不是退步的趋势,所以我就把这些谬误留在它们适合的背景之中了。事实上,它们从来也不代表人类努力的主流,倒是很像海洋底层的潜流。”以此实证主义和乐观的进步思想为指导,萨顿在科学史研究中较少注意有关科学争论的研究。此后,思想史学派倡导的概念分析方法逐渐为人们所认可。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就显示了一种新的编史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认为:“科学本质上是对真理的理论探求,科学的进步体现在概念的进化上,它有着内在的和自主的发展逻辑。”不过,尽管柯瓦雷也注意到了一些“超科学的思想、哲学、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思想”对科学思想的促进作用,但却容不下那些在他看来不利于科学进步的东西。因此,尽管萨顿和柯瓦雷对科学史研究方法的认识差异颇大,但他们在希望借重科学史以显示科学进步这点上,并无太大不同。例如,柯瓦雷对牛顿遗留下来的数十万字的炼金术手稿,就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柯瓦雷的这种观点,也限制了他从更广泛背景考察科学争论的可能性。类似地,无论是反对科学史中辉格解释的巴特菲尔德,还是为辉格解释辩护的霍尔,实质上都并未走出萨顿、柯瓦雷关于科学史应当展示科学进步高度一致性的天地。特别是巴特菲尔德,虽然他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批判了那种“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的编史方法,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学研究中的某种内在困境,但他自己写出的科学史名作《近代科学的起源》却是一本典型的辉格式作品。概言之,可以说内史论者更多关注的是构筑一幅前后一致的科学进步图像,而较少考虑,或即便是注意到了科学演进中的争论,也只是先入为主地肯定或否定了争论的某一方。虽然库恩提醒内史论者,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科学史家应当特别留意他的对象的明显错误,这不是因为错误本身而是因为这些错误揭示了更多的实际思想,而不只是给出科学家如何记录下现代科学依然保留的那些结论和论据”,但实际情形仍然难尽人意。
……
前言/序言
1978年,当思想解放的春风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吹遍神州大地之时,我作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开始了自己且行且探索的学术生涯。对我而言,走向科学哲学这一博大精深而又需具有广厚知识背景的领域,并不是最初预设的选择,而是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自然到必然的不断流淌的过程。我个人的学术价值取向、存在价值取向乃至生活价值取向,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扭结在一起,并得到实现、完善和升华。我感恩上苍赋予我这一丰富而又充满意义的过程。
我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播,涤荡着过去思想理论界所存在的各种教条和框框,也使我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充满了激情与反思。一方面,由于在大学期间,经常去听物理系的课,同时深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我对当时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的文献格外关注,许多前沿的、启迪人们思维走向世界的科学观念令我震撼不已;另一方面,由于我在上大学之前在电信学校读过载波通信专业,并且一直在电信部门工作,所以对信息、传输、结构、系统、功能、反馈、网络、测量、计算等一系列的结构系统概念有着自身内在的理解。这两方面自然的结合和统一,促使我试图用结构系统性的分析方法去解读和阐释人类的认识过程,以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说明有更强烈的科学意义,而不仅仅是思辨的解释。于是,我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拟订为“试论人类认识的结构系统性”。带着这个想法,我特意拜访了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副主任夏甄陶先生。夏先生对我的构想及论文题目予以充分的肯定,并鼓励我沿着这个方向做更多创新性的探索。对我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激励。而后,我按照这个既定的题目,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学术之外的困难,最终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
毕业留校工作之后,我将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凝缩成一篇题为“用系统原则研究人类认识结构的必要性”的文章,投送给了《山西大学学报》。没想到,评审专家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是,退稿通知竟激发了我强烈的自信,遂将其重新投送给了中国哲学界最权威的理论刊物《哲学研究》。同样令人意外的是,不到三个星期,时任《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的章士嵘先生亲笔写信给我,告知我的文章已被选用并将尽快发表,不要再投给其他刊物。在系办公室拆看这封信时,我激动不已,并将这一消息告知了在场的几位同事。更匪夷所思的是,当《山西大学学报》的那位评审专家获知这一消息后,马上通报给了《山西大学学报》的主编,并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抢先发表了我的这篇文章。这个结果令我非常不快且又尴尬不已,立即写信给章士嵘先生禀告缘由并表示道歉。章先生不仅没有责怪我,还写信给我讲这种事情并不鲜见,同时鼓励我以后有文章继续给《哲学研究》投稿。令人欣慰的是,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新华文摘》于1983年第2期转载了,从而扩大了它的影响力。这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研究的文章,标志着我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走向自然辩证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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