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傅斯年，胡适称之为“人间稀有的天才。记忆力强，理解力也强”。

　　杰出的学术领导人，优秀的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学者。

　　精装装帧，典雅大气，适合收藏。

　　配以精致古版画插图，可读性极强。

　　欲了解民国学术之魅力，则傅斯年先生不可不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傅斯年1928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所留下的《诗经讲义稿》，是近代《诗经》研究史上一部重要并具有典型性的著作，呈现了作者所带有的鲜明时代性的研究方法、理念和内容。该书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第一部分，以叙录《诗经》诸篇为主，共分为《周颂》《大雅》《小雅》等几部分，对《诗经》有很深的研究，涵盖了诗经研究史，诗经研究方法，诗经的地理、诗经的艺术诸多方面的问题，显示出一个具有深厚的国学积淀和系统西学思想素养的年轻学者的学术眼光，放在今天依然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及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治学既严谨，又有创新精神，他将中国近代的治学方法和西方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为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其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古代中国与民族》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孟真是人间一个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强，理解力也强。他能做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能办事、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胡适

目录

目录

叙语

泛论诗经学

一、西汉《诗》学

二、《毛诗》

三、宋代《诗》学

四、明季以来的《诗》学

五、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周颂》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大雅》

一、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二、《大雅》的时代

三、《大雅》之终始

四、《大雅》之类别

《小雅》

一、《小雅》、《大雅》何以异

二、《小雅》之词类

三、“雅者政也"

四、《雅》之文体

《鲁颂》、《商颂》述

一、《商颂》是宋诗

二、《商颂》所称下及宋襄公

三、《商颂》非考父作

《国风》

二、四方之音

三、“诸夏”和《国风》

四、起兴

《国风》分叙

一、《周南》、《召南》

二、《邶》、《鄘》、《卫》

三、《王》

四、《郑》

五、《齐》

六、《魏》

七、《唐》

八、《秦》

九、《陈》

十、《桧》

十一、《曹》

十一、《曹》

十二、《豳》

《诗》时代

周诗系统

非周诗

《诗》地理图

《诗》之影响

论所谓“讽”

《诗三百》之文辞

精彩书摘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他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他以前，且看二千多年中议论他的大体上有多少类，那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他的源流的。《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甚么周汉唐宋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他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