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英国对袁世凯意图称帝持何种态度?
洪宪帝制运动时期中日关系为何恶化?
袁世凯如何以协约国列强承认帝制作为中国参加一战的条件?
洪宪帝制运动期间英国和日本如何争夺对东亚的主导权?
日本为何一定要袁世凯下台?
……
《洪宪帝制外交》参照中、英、日三国外交档案,将中国外交与东亚及全球外交联结,探讨洪宪帝制外交的复杂面相及其影响。
作者简介
唐启华,1955年生于台湾基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台湾东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从事民国外交史的研究,著有《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2~1928)》《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等。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英国购买中国军火交涉
第一节 欧战爆发后的东亚局势
第二节 巴克斯军火案
第三节 巴克斯案的后续发展
第四节 梁士诒军火案
第二章 帝制推动时期的外交(1915年7月~10月中旬)
第一节 顾维钧出使与帝制外交
第二节 日本对帝制的态度
第三节 英国对帝制的态度
第四节 帝制正式推动与各国反应
第三章 列强第一次劝告(1915年10月14日~11月11日)
第一节 东京决定干涉
第二节 三国劝告
第三节 北京的答复
第四节 中日延缓帝制交涉
第四章 1915年11月中国参战交涉
第一节 中国参战问题
第二节 英国与法、俄、日政府的咨商
第三节 日本反击
第四节 英日妥协
第五章 列强第二次劝告到云南起事(1915年11月18日~12月24日)
第一节 再提劝告之交涉
第二节 接受推戴与对日妥协
第三节 列强第二次劝告
第四节 中日较劲与云南起事
第六章 护国军起事到延缓登基(1915年12月25日~1916年1月21日)
第一节 护国军对帝制外交之谴责
第二节 登基与承认交涉
第三节 周自齐特使赴日交涉
第四节 日本反袁与暂缓登基
第七章 暂缓登基到袁世凯去世(1916年1月21日~6月6日)
第一节 缓正大位与日本实力干涉
第二节 撤销帝制
第三节 对内收拾与对日妥协
第四节 日本扼杀袁世凯
结论
征引书目
索引
精彩书摘
《洪宪帝制外交》:
同时莫理循也介入此事。莫理循虽是袁世凯之政治顾问,在许多重要事件中被咨询,提供国际局势发展的意见,但未得中国人信任,很少发挥重大作用。11月初他向蔡廷干建议中国参战,但对后来的发展完全不清楚,见事情似无进展,错误地猜测朱使未将此建议呈交伦敦。11月中旬他自行游说北京法、俄、比公使馆,说此计划来自中国,并提及朱使不知道的相关财政安排。①比利时政府告诉白厅:中国政府政治顾问说中国对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做出提议,要求比国政府建议英国同意这个计划。②此事虽经朱使与莫理循及比利时代办沟通后澄清了,但艾斯顿担心:“希望这没有造成伤害,莫理循应该想到如此闯入的必要性;当他发现他对英国使馆没有什么分量时,倾向于让其他公使馆‘看重自己’。”
同日,朱尔典回复白厅确认北京态度:“中国不会冒着被拒绝的危险,出于自身动机比现在所做的更进一步,或向协约国提出对德决裂的任何建议。但若由协约列强尤其是日本邀请对德断绝关系,我认为中国将毫不迟疑地实行。对华提出劝告不会有把她推向德国的危险。”艾斯顿建议:我们应该向石井暗示实际上确认了中国的同意,并向俄、法政府建议通知日本外务省。
18日白厅电令驻俄、法大使,秘密紧急通告两国外长日本外相石井提出的问题以及英使的答复,并说德国在华反印度阴谋证据增加,我们不可能停止此事。我们相信中国对德宣战,会让此阴谋以在华引起最少麻烦的方式处理。我建议加上:我有理由相信如果由协约列强,尤其是日本,建议对德国断绝关系,中国会毫不迟疑地实行,给她建议不会有让她倒向德国的危险。训令询问两国外长是否同意。
俄、法政府的考虑
18日驻东京俄、法大使访问格林,表示尚未收到政府支持在东京提出建议的训令,法使读了一段法国政府电报云:“中国政治领袖看来亟欲对德决裂以取得政治及物质上的利益,例如承认帝制、参加战后和会、不付赔款借款等,协约国方面也有相当的好处,诸如使用兵工厂、技术工人、军火等,更不用说驱逐德国人、摧毁德国贸易及影响力等。”俄使说几天前接到外交大臣电询他对日本政府可能的态度的看法,但未提及兵工厂计划。他答复:日本签署《伦敦宣言》后,很难公然不与协约国共同行动,她可能不喜欢让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由此让中国自日本影响与霸权中解放的想法。此建议会让日本陷入不愉快的两难,事实上不合乎她的政策,尤其是军方的对华政策。两位大使都同意把兵工厂计划放在对华提议之首,比反转次序与步骤把宣告对德公然决裂放在首位要好,比较不会在东京引起反对。格林解释石井外相曾表示他个人意欲尽力协助协约国,但是除了内阁态度不明外,此间还有政府任期不确定的弱点,以及政党政客的嫉妒,尤其是关于中国的任何事务。
……
前言/序言
本书探讨1915年6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约一年间围绕帝制问题的中国外交。严格来说,“洪宪”年号之决定与采用在1915年底,到1916年3月22日撤销,即俗称的83天,但后来一般都称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为“洪宪帝制”,本书采用约定俗成的说法,以“洪宪帝制外交”指称这一年的中国外交。
中文学界对洪宪帝制相关历史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内政发展,外交史方面的著作数量不多,而且早有定论,即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而向日本出卖国权;并且欠缺与当时国际政治背景相结合,能与他国观点对话的严谨研究。
事实上,洪宪帝制之成败与当时的外交关系密不可分,若只从国内因素考察,很难有较全面的理解。1914年夏欧战爆发,波及远东和中国。欧洲列强分裂成两大阵营,集中全力于欧陆争胜,日本乘势夺取远东外交主导权,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而洪宪帝制也与欧战息息相关,诸如英国购械、中国参战、协约及同盟阵营在华竞争、英日争夺东亚主导地位等,都是当时的重要外交背景,与帝制运动的走向与成败密切相关。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袁世凯与北洋派一直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在历史论述中常遭忽视与贬抑,而袁世凯更是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对他的历史评价,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理解的枢纽之一。然而仅由中国内部的视角,很难突破百年来史料与诠释架构的限制。外交史研究讲求使用中外档案与史料,可提供不同的外部视角与多元的叙事脉络,常可大幅度丰富国人的历史理解。关于袁世凯卖国称帝的历史论述
过去关于洪宪帝制外交的历史论述,受政治宣传影响甚大。袁世凯的历史定位可谓“革命史范式”的脊梁,不少人坚持“袁世凯不可翻案”;而中文学界及英、日文学界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和对他的评价,差距颇大。
近年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指出袁世凯并不像过去说的那么不堪,对他在戊戌政变前夕的所谓告密,辛亥革命期间的背叛清室、修改逊位诏书窃取政权,民初的北京兵变、宋案、镇压二次革命、停闭国会等劣迹,都有比较公允的重新评价。然而迄今对洪宪帝制一案,尚未能有力地为袁氏辩解。诚如澎湃新闻记者徐萧在《百年回眸: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之路》一文中所云:“近些年来,论者对于袁世凯无论如何‘平议’、‘翻案’,都不得不承认,袁世凯恢复帝制是他最大的败笔,于己身败名裂、遗恨千古,于国则纷争踵至、细民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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