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從人類學的視野深入研究瞭日本曆史上的婚姻、族譜、王位繼承、財産相續、養子製度等。對照中國傳統社會,作者指齣,日本社會不存在中國宗法製度這樣的儒傢文化載體。同為“東亞文化圈”的中日兩國在應對西方近代化時齣現不同的應對結果,對此學界眾說紛紜,作者在論證傢族血緣結構的差異中,解析東西方異文化衝突的原因與融閤的條件,並嘗試以此為視角進一步探討社會變遷的前提條件。
作者簡介
官文娜,1953年齣生於武漢。1982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曆史係。1999年取得京都大學日本史博士學位。2001年至2004年為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彆研究員。2007年受聘於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13年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2016年受聘為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國人研究員。
目錄
導 言/1
第一部 日本傢族的血緣結構
第一章 日本古代的血緣集團/3
前 言/3
第一節 日本“氏姓集團”的研究史/4
第二節“繼嗣集團”與“雙方親族集團”的論爭/17
結束語/28
第二章 文化人類學的“繼嗣”理論及其意義/30
前 言/30
第一節 文化人類學的“繼嗣”理論及其意義/32
第二節 “成員資格”的意義及其認定方式/44
結束語/53
第三章 日中社會的婚姻形態和血緣結構比較/55
前 言/55
第一節 “姐妹型一夫多妻婚”和“同父異母兄妹婚”/59
第二節 皇族、豪族的婚姻實態及日本人的“一族”意識/70
結束語/81
第四章 日本氏姓集團“非繼嗣係譜”的特徵/83
前 言/83
第一節 日本的係譜/86
第二節 “戊戌敕”所見“氏族係譜”的特徵/99
第三節 “氏族係譜”的“非繼嗣”特徵考察/105
結束語/121
第二部 王位繼承製與財産相續製
第五章 日中王位繼承製之差異與血緣集團結構之特徵/135
前 言/135
第一節 王位繼承的含義/137
第二節 “兄弟姐妹繼承”的實態和“直係”說/139
第三節 女帝的繼承/165
結束語/172
第六章 平安時代的養子製度和蔭位製/174
前 言/174
第一節 “聽養條”和“養子承分事”/177
第二節 養子與養父母間的關係/183
第三節 養子與“傢”/189
結束語/202
第七章 近世日中養子文書之比較/205
前 言/205
第一節 “單獨繼承製”和“傢督製”的確立及養子條/令207
第二節 武傢的“養子願書”和庶民傢的“養子證文”/214
第三節 中國有關解除收養關係的法令文書/235
結束語/247
第八章 中國史上的“皇考”之爭與日本尊號議”之比較/250
前 言/250
第一節 西漢“皇考廟”和“恭王廟”/256
第二節 宋代的“濮議”和明代的“大禮議”/262
第三節 顯陵——特殊的明朝帝陵/271
第四節 日本貞成親王與典仁親王的“太上天皇”尊號/280
第五節 繼嗣與繼統、親權與皇權/290
結束語/294
結 論/296
附 篇 “禮”和“傢·國一體化”及其文化特徵/311
後 記/322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官文娜來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到訪我研究室的情景,至今我都記憶猶新。當時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簡稱“日文研”)剛剛設立,連研究中心的建築都還沒有完成,工作人員在附近藉用的大樓裏辦公和開展研究工作。因此無論是教授還是副教授的辦公桌和書桌都並排地擠在一個大辦公室裏,真是有些“煞風景”,但這裏卻洋溢著濃厚的研究氣氛!
官女士到訪以前,我曾一度前往北京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講學,她不時到課堂上聽我演講,我想她是不是從中獲得瞭一些新的思考。官女士剛到京都時,在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飛鳥井雅道教授(已故)的指導下開始做研究。由於在留學期間必須考慮今後的發展,而官女士希望就讀京都大學研究生院,但這必須要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我很快瞭解到官女士關注的是中國與日本社會和文化的比較,特彆是中日傢族結構差異所導緻的中日近代化發展的不同路徑和不同的價值取嚮。基於這一思考,她決定做中日傢族結構的比較研究。她的研究目的和方嚮十分明確,研究的題目也定為“日中傢族結構的比較研究”。我知道做這樣的比較研究是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為做這類比較研究,她不僅要把中國的宗族結構厘清,還需要徹底深入學習和研究日本傢族結構形成的曆史。於是後來每個星期官女士都嚮我匯報研究的進展情況。
其實從她的研究中得到學習的也許是我。“近親婚”在日本並不罕見,而中國的宗族卻實行“同姓不婚、異姓不養”,這對我來說的確是很新鮮的事情。這樣定期的研究報告一直堅持著,官女士就是帶著這些研究成果,實現考上京都大學研究生院的理想,進入瞭日本史專業的博士課程。
官女士在京都大學研究生院為瞭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在朝尾直弘教授的指導下繼續刻苦學習。這一時期她雖然隻是偶有近況匯報給我,可是努力鑽研的睏難是可想而知的。最讓我驚訝不已的是,有一天我得知官女士已取得瞭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我這時隻有佩服她!她在經濟如此睏難的狀況下還這麼努力!之後,她的博士學位論文由在京都享有最高學術地位的思文閣齣版社齣版。我看瞭書的內容纔真正瞭解到最初到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來訪的官女士是怎樣努力學習、刻苦鑽研的。像這樣的研究,如果不是對比較的雙方有深入的瞭解是不可能完成的,這是誰都做不到的事情。從這一意義上說,官女士的研究在學術史上留下瞭可喜的業績。此書今後會繼續激勵中日兩國的學者。
我不斷地迴憶這些,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官女士來日後的長期研究生活中,我給予的指導僅僅停留在最初的一些建言,官女士能取得這樣的研究成果,完全取決於其後官女士自身的、實實在在真摯而不懈的努力。作為一名日本文化的研究者,官文娜女士已經羽翼豐滿,可以自由翱翔在學術領域,這是我真實的感受,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讓我高興的瞭。不管怎樣,我都衷心地祝願她踏踏實實地繼續做研究,獲得更大的成就。
村井康彥
2016年11月
序
官文娜女士曾在京都大學文學院研究生院讀博士課程,專業是日本史,研究中日兩國社會和文化結構的特質,特彆關注兩國的傢族文化,尤其注重日本古代傢族血緣集團的結構和中國宗族結構的比較,提交瞭博士論文《日本古代擬製血緣傢族與中國宗族結構的比較研究》,並獲得京都大學博士(文學)學位。
當時我任日本史學教授,擔任官女士的博士生導師。為瞭徹底明確日本社會的基礎結構,她從日本古代史入手,在鐮田元一教授的指導下,學習嚴謹的實證史學的方法,研究日本古代的“氏姓集團”,並論證瞭日本傢族集團的非“繼嗣”和“無血係”的性質,為日本社會的研究做齣瞭很大的貢獻。之後,官女士繼續在其他研究機構鑽研和積纍研究成果,在日本齣版瞭《日中傢族結構的比較研究》一書。
其間,官女士在研究史上所做貢獻的特點,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把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引進日本古代史學的研究中,並取得瞭相應的成果;二是發揮瞭閱讀難解的古代文獻典籍和古代史料的能力。關於前近代日本傢族製度的典籍可謂汗牛充棟,也積澱瞭龐大數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真正以實證為分析前提的、與中國傢族製度的比較研究可以說十分罕見。官女士的業績就在於她在縝密的實證分析基礎上,導入瞭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從外麵給日本的傢族製度研究帶來瞭光明,體現齣新的研究特質。像她這樣掌握縝密的比較研究技能的研究者,所做的這種比較研究正是我們所期待的。
官女士在之後的比較研究中擴展到日本和中國的養子製度差異,並嘗試用實證分析的方法研究王位繼承法則與傢族結構關係等問題,修正瞭以往的研究史。隨著曆史時代的推移,官女士論證瞭曆史上平安時期貴族社會的養子繼承、蔭位製以及律令製時代“傢”製度對曆史發展深刻影響的事實,並且還關注到日本社會特有的“婿養子”製度。在與中國社會基於父係血統法則下的養子製度進行比較的過程中,她進而考察日本社會這種非血緣養子中的契約意義。關於王權繼承的問題,官女士通過夏、商、周王朝的“父子相繼”的中國古代王位繼承製,對比古代日本社會特有的傢族結構,指齣日本無論是兄弟還是姐妹都具有王位的繼承資格,並以此解析日本傢族結構是如何決定日本古代政治史的架構的。
官女士近年來的這些研究,無論是在實證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具有獨創的見解。她在把握既往研究的成果上,踏踏實實地拓展研究的曆史時代,深入地朝著綜閤研究的方嚮邁進。官女士的研究態度極其真摯,她毫不動搖地朝著既定的學問課題邁進。她的這種研究態度被學界眾多學者認可。我堅信官女士在研究東亞問題上仍將具有卓越的研究實力。
朝尾直弘
2016年11月16日
自 序
本書的中文版終於在日文版問世近十二年後與讀者見麵瞭。我十二年後纔齣中文版是因為日文版齣版後不久,我就到瞭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做中日傢族企業文化的比較研究,我在香港大學做的課題可以說是在中日傢族結構研究基礎上的繼續與深入。這項研究不僅拓展瞭我早前研究的寬度、豐富瞭內容、夯實瞭基礎,也成為我在香港學術生涯中難得的歡樂。來香港之後身體情況一直不佳,於是我總希望在自己還有精力做研究時,爭取不斷充實史料,再多一些思考。由於中日傢族研究涉及諸多專業術語,為準確起見,我對這些專業術語反復推敲和慎重斟酌,中文譯稿也一拖再拖,中文版的事宜就耽擱下來,直到退休之後,我纔開始真正係統地整理翻譯稿件。
本書中文版基本上是日文版原書的翻譯。由於日本部分地使用漢字,許多詞形相同而詞義不同,看似漢字的日文學術詞匯如直接照用,那讀者還真的就讀不懂瞭。於是我在中文版裏對所用專業詞匯做瞭大幅度的改動,其原則是在忠於日文原意的基礎上讓讀者準確理解該項研究。因此,我對翻譯後的文字進行瞭慎重的斟酌,這也造成瞭書稿齣版的延宕。好在齣版方予以充分理解並對中文稿的質量予以好評,我也感到些許欣慰。
中文版的結構以及所用史料和史籍都基本保留瞭原樣,隻是刪除瞭原著中為瞭日本讀者方便瞭解中國的宗族,所附的《中國宗法製和宗族及其研究的曆史與現狀》一文。原因是本書的篇幅較大,中文讀者對其並不陌生,且相關研究較為充分。齣於同樣的原因,我也刪除瞭幾份中國傢族係譜圖,需要者可以根據注釋查找。
日本古代曾大量地吸收中國的典章製度,因此研究古代至近代以前日本傢族的結構,必然會與中國相同發展階段的宗族進行比較。正是在這樣的比較中,我們看到瞭中日兩國文化的重要差異。這個差異的核心在於中國的宗族是文化人類學中典型的“父係單係繼嗣”結構,維係這一結構的是“同姓不婚”、“異姓不養”,這是“父係單係繼嗣”結構的重要規則。
該規則下的傢族組織、成員組成的邊界十分清晰。人類學的理論錶明,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下,社會組織呈封閉狀,不鼓勵社會成員的流動。也隻有在這樣血緣結構的傢族組織中,纔可能形成中國傳統儒傢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基於這三綱的“仁、義、禮、智、信”,以及“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等倫理觀和價值體係,而且宗族的族長、長老在其宗族內實行族內私法,甚至判處傢族成員死刑。可以說儒傢文化與宗族組織是互為錶裏的,宗族是儒傢文化的社會載體。
相反,在日本古代社會,血緣近親婚和收養異輩分養子,甚至收養異姓養子都十分普遍,這一直是日本社會的風俗習慣。因此,在不強調血統、沒有宗法清晰的婚姻製度和收養製度下,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父係”、“母係”或“父係和母係並存的雙係”傢族血緣結構的。人類學的研究錶明,在這樣的血緣構造下,傢族血緣集團成員組成的邊界模糊不清,集團成員的流動性也遠遠大於“單係繼嗣”的傢族集團。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儒傢的“君臣”等級、“三綱五常”、“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這種因宗族中男性血統齣生的等級序列而形成的一係列核心價值觀和族內私法,也因此從未在日本社會紮根。
本書對日本傢族血緣結構,包括婚姻規範、傢族係譜、財産相續、王位繼承、收養養子和解除養子關係等進行研究。這些研究都展示瞭日本是一個不同於中國的非儒傢文化的社會。以男性血統為核心的、長幼尊卑、上下輩分分明的以“父傢長”為“一體主義”的傳統儒傢文化無法在不注重血統、宗法的日本社會成為主流。
英國法學史傢梅因(H..S..Maine)在1861年齣版的《古代法》中總結瞭歐洲傳統社會嚮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並指齣:“可以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是一個‘從身份製到契約’的運動。”這一論述,從根源上揭示瞭中日傢族文化差異的核心。
不認識到中日文化在傢族製度上的根本差異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更不可能解釋日本近代為什麼曆經艱難麯摺,最終能躋身世界近代資本主義國傢的行列。無論當今我們如何去評判它,這一結局已是不爭的曆史事實。
時至今日,相關研究不僅對於中國認識日本文化,而且對從比較中深刻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仍具有現實意義。現代社會,因血緣裙帶關係、熟人關係而涉及傢人、傢族的貪腐行為雖在亞洲一些國傢並不鮮見,然今日中國這樣的“結構性貪汙”、“傢族式腐敗”,又有哪一個不是涉及傢族內幾乎所有的成年成員呢?隨著政府打擊貪汙的深入,其揭示的貪汙案件及傢族成員範圍之廣泛、貪汙數量之巨大、腐敗行徑之惡劣,都已超齣想象。今日中國社會,除權力誘惑、製度的不完善之外,趨使一些權貴者肆無忌憚地貪腐,傳統文化中的男性血統上的香火賡續、富貴傳傢、光宗耀祖等也是重要的誘因。為什麼那些到瞭西方社會的貪腐官商子女,可以安然享受而無法拒絕父輩貪汙的骯髒果實呢?究其文化原因就是傢族血統使之與上輩連為一體,這樣的文化基因已經深入骨髓,難以化解,哪怕是父輩和子輩生活在不同價值體係的社會中。
本書的日文書稿完成後,我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遇到竹內實先生。竹內先生知道我研究的題目後,立即興趣滿滿地將還在“繈褓”中的稿子拿去,力圖從中看到中國一個傢族的真實曆史。一個星期後,竹內先生把書稿還給我時,麵帶憾色地對我說,“我以為你會寫你的傢族呢,怎麼完全沒有涉及呢?”我當下的反應是,竹內老師是做比較文學研究的,與我的史學專業不同,思考的問題不同是自然的,所以當時也沒在意。但是竹內先生的這句話,卻留在我的腦海裏。
完成本書後這麼多年,中國發生瞭很大改變,我的傢族也發生瞭很大變化。這些年我經曆瞭親愛父母的亡故和三姐的病故,以及隨之而來的傢族意外,讓我痛苦不堪……學界的好友、恩師都勸我把它記錄下來,認為這無疑是一部最好的傢族變遷史!幾經死亡般的摺磨,我已有心在本書齣版、完成中日傢族企業文化比較研究的整理以及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計劃好的研究課題後,把我們這一傢的曆史和變遷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這或將是我做傢族研究的最後篇章。
十分慶幸的是在本書開始排版之時,我再次受聘於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繼續做日本研究。時隔十多年後,我再次迴到該研究中心做研究,實為高興。到京都後我瞭解到當年我的博士生導師、京都大學的日本史學大師朝尾直弘先生近三十年因身患帕金森病,從2015年12月後就不能再繼續參與具體的研究工作瞭。在與老師聯係並徵得他同意後,我將先生寫於2007年對本書的書評作為此次中文版的“序”。先生在如此身體狀況下,還一字一句地閱讀瞭當年的書評,訂正瞭文中的兩個文字,並用不停顫抖的手堅持為此“序”簽字留名以示首肯。近三十年來一直是我學術生涯中慈父般的恩師、被學界譽為“村井文化史學”大傢的村井康彥先生,在百忙之中為本書寫“序”。兩位先生都是日本學界榮獲國傢最高勛章的史學大師。我在此特嚮兩位高齡且身體欠安的大師錶示深深的感謝!這也是我一生中的殊榮!
最後,對於本書的齣版我還要深深感謝溫元凱先生的齣版資助!感謝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鬍亮編輯的認真審編和給予的種種協助,感謝總編助理童根興給予的多方支持,使本書得以順利齣版。
2016年11月22日
於日本京都禦陵大枝山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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