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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人类学的视野深入研究了日本历史上的婚姻、族谱、王位继承、财产相续、养子制度等。对照中国传统社会，作者指出，日本社会不存在中国宗法制度这样的儒家文化载体。同为“东亚文化圈”的中日两国在应对西方近代化时出现不同的应对结果，对此学界众说纷纭，作者在论证家族血缘结构的差异中，解析东西方异文化冲突的原因与融合的条件，并尝试以此为视角进一步探讨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

作者简介

官文娜，1953年出生于武汉。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99年取得京都大学日本史博士学位。2001年至2004年为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2007年受聘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13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名誉研究员；2016年受聘为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外国人研究员。

目录

导　言／1

第一部　日本家族的血缘结构
第一章　日本古代的血缘集团／3
　　前　言／3
　　第一节　日本“氏姓集团”的研究史／4
　　第二节“继嗣集团”与“双方亲族集团”的论争／17
　　结束语／28
第二章　文化人类学的“继嗣”理论及其意义／30
　　前　言／30
　　第一节　文化人类学的“继嗣”理论及其意义／32
　　第二节　“成员资格”的意义及其认定方式／44
　　结束语／53
第三章　日中社会的婚姻形态和血缘结构比较／55
　　前　言／55
　　第一节　“姐妹型一夫多妻婚”和“同父异母兄妹婚”／59
　　第二节　皇族、豪族的婚姻实态及日本人的“一族”意识／70
　　结束语／81
第四章　日本氏姓集团“非继嗣系谱”的特征／83
　　前　言／83
　　第一节　日本的系谱／86
　　第二节　“戊戌敕”所见“氏族系谱”的特征／99
　　第三节　“氏族系谱”的“非继嗣”特征考察／105
　　结束语／121

第二部　王位继承制与财产相续制
第五章　日中王位继承制之差异与血缘集团结构之特征／135
　　前　言／135
　　第一节　王位继承的含义／137
　　第二节　“兄弟姐妹继承”的实态和“直系”说／139
　　第三节　女帝的继承／165
　　结束语／172
第六章　平安时代的养子制度和荫位制／174
　　前　言／174
　　第一节　“听养条”和“养子承分事”／177
　　第二节　养子与养父母间的关系／183
　　第三节　养子与“家”／189
　　结束语／202
第七章　近世日中养子文书之比较／205
　　前　言／205
　　第一节　“单独继承制”和“家督制”的确立及养子条／令207
　　第二节　武家的“养子愿书”和庶民家的“养子证文”／214
　　第三节　中国有关解除收养关系的法令文书／235
　　结束语／247
第八章　中国史上的“皇考”之争与日本尊号议”之比较／250
　　前　言／250
　　第一节　西汉“皇考庙”和“恭王庙”／256
　　第二节　宋代的“濮议”和明代的“大礼议”／262
　　第三节　显陵——特殊的明朝帝陵／271
　　第四节　日本贞成亲王与典仁亲王的“太上天皇”尊号／280
　　第五节　继嗣与继统、亲权与皇权／290
　　结束语／294

结　论／296
附　篇　“礼”和“家·国一体化”及其文化特征／311
后　记／322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官文娜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到访我研究室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忆犹新。当时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简称“日文研”）刚刚设立，连研究中心的建筑都还没有完成，工作人员在附近借用的大楼里办公和开展研究工作。因此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的办公桌和书桌都并排地挤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真是有些“煞风景”，但这里却洋溢着浓厚的研究气氛！
官女士到访以前，我曾一度前往北京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讲学，她不时到课堂上听我演讲，我想她是不是从中获得了一些新的思考。官女士刚到京都时，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飞鸟井雅道教授（已故）的指导下开始做研究。由于在留学期间必须考虑今后的发展，而官女士希望就读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但这必须要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我很快了解到官女士关注的是中国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比较，特别是中日家族结构差异所导致的中日近代化发展的不同路径和不同的价值取向。基于这一思考，她决定做中日家族结构的比较研究。她的研究目的和方向十分明确，研究的题目也定为“日中家族结构的比较研究”。我知道做这样的比较研究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为做这类比较研究，她不仅要把中国的宗族结构厘清，还需要彻底深入学习和研究日本家族结构形成的历史。于是后来每个星期官女士都向我汇报研究的进展情况。
其实从她的研究中得到学习的也许是我。“近亲婚”在日本并不罕见，而中国的宗族却实行“同姓不婚、异姓不养”，这对我来说的确是很新鲜的事情。这样定期的研究报告一直坚持着，官女士就是带着这些研究成果，实现考上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的理想，进入了日本史专业的博士课程。
官女士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为了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在朝尾直弘教授的指导下继续刻苦学习。这一时期她虽然只是偶有近况汇报给我，可是努力钻研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有一天我得知官女士已取得了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这时只有佩服她！她在经济如此困难的状况下还这么努力！之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在京都享有最高学术地位的思文阁出版社出版。我看了书的内容才真正了解到最初到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来访的官女士是怎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的。像这样的研究，如果不是对比较的双方有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谁都做不到的事情。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女士的研究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可喜的业绩。此书今后会继续激励中日两国的学者。
我不断地回忆这些，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官女士来日后的长期研究生活中，我给予的指导仅仅停留在最初的一些建言，官女士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完全取决于其后官女士自身的、实实在在真挚而不懈的努力。作为一名日本文化的研究者，官文娜女士已经羽翼丰满，可以自由翱翔在学术领域，这是我真实的感受，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的了。不管怎样，我都衷心地祝愿她踏踏实实地继续做研究，获得更大的成就。

村井康彦
2016年11月


序

官文娜女士曾在京都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课程，专业是日本史，研究中日两国社会和文化结构的特质，特别关注两国的家族文化，尤其注重日本古代家族血缘集团的结构和中国宗族结构的比较，提交了博士论文《日本古代拟制血缘家族与中国宗族结构的比较研究》，并获得京都大学博士（文学）学位。
当时我任日本史学教授，担任官女士的博士生导师。为了彻底明确日本社会的基础结构，她从日本古代史入手，在镰田元一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严谨的实证史学的方法，研究日本古代的“氏姓集团”，并论证了日本家族集团的非“继嗣”和“无血系”的性质，为日本社会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之后，官女士继续在其他研究机构钻研和积累研究成果，在日本出版了《日中家族结构的比较研究》一书。
其间，官女士在研究史上所做贡献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日本古代史学的研究中，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二是发挥了阅读难解的古代文献典籍和古代史料的能力。关于前近代日本家族制度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也积淀了庞大数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真正以实证为分析前提的、与中国家族制度的比较研究可以说十分罕见。官女士的业绩就在于她在缜密的实证分析基础上，导入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外面给日本的家族制度研究带来了光明，体现出新的研究特质。像她这样掌握缜密的比较研究技能的研究者，所做的这种比较研究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官女士在之后的比较研究中扩展到日本和中国的养子制度差异，并尝试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王位继承法则与家族结构关系等问题，修正了以往的研究史。随着历史时代的推移，官女士论证了历史上平安时期贵族社会的养子继承、荫位制以及律令制时代“家”制度对历史发展深刻影响的事实，并且还关注到日本社会特有的“婿养子”制度。在与中国社会基于父系血统法则下的养子制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她进而考察日本社会这种非血缘养子中的契约意义。关于王权继承的问题，官女士通过夏、商、周王朝的“父子相继”的中国古代王位继承制，对比古代日本社会特有的家族结构，指出日本无论是兄弟还是姐妹都具有王位的继承资格，并以此解析日本家族结构是如何决定日本古代政治史的架构的。
官女士近年来的这些研究，无论是在实证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独创的见解。她在把握既往研究的成果上，踏踏实实地拓展研究的历史时代，深入地朝着综合研究的方向迈进。官女士的研究态度极其真挚，她毫不动摇地朝着既定的学问课题迈进。她的这种研究态度被学界众多学者认可。我坚信官女士在研究东亚问题上仍将具有卓越的研究实力。

朝尾直弘
2016年11月16日


自　　序

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在日文版问世近十二年后与读者见面了。我十二年后才出中文版是因为日文版出版后不久，我就到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做中日家族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我在香港大学做的课题可以说是在中日家族结构研究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入。这项研究不仅拓展了我早前研究的宽度、丰富了内容、夯实了基础，也成为我在香港学术生涯中难得的欢乐。来香港之后身体情况一直不佳，于是我总希望在自己还有精力做研究时，争取不断充实史料，再多一些思考。由于中日家族研究涉及诸多专业术语，为准确起见，我对这些专业术语反复推敲和慎重斟酌，中文译稿也一拖再拖，中文版的事宜就耽搁下来，直到退休之后，我才开始真正系统地整理翻译稿件。
本书中文版基本上是日文版原书的翻译。由于日本部分地使用汉字，许多词形相同而词义不同，看似汉字的日文学术词汇如直接照用，那读者还真的就读不懂了。于是我在中文版里对所用专业词汇做了大幅度的改动，其原则是在忠于日文原意的基础上让读者准确理解该项研究。因此，我对翻译后的文字进行了慎重的斟酌，这也造成了书稿出版的延宕。好在出版方予以充分理解并对中文稿的质量予以好评，我也感到些许欣慰。
中文版的结构以及所用史料和史籍都基本保留了原样，只是删除了原著中为了日本读者方便了解中国的宗族，所附的《中国宗法制和宗族及其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文。原因是本书的篇幅较大，中文读者对其并不陌生，且相关研究较为充分。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删除了几份中国家族系谱图，需要者可以根据注释查找。
日本古代曾大量地吸收中国的典章制度，因此研究古代至近代以前日本家族的结构，必然会与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的宗族进行比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重要差异。这个差异的核心在于中国的宗族是文化人类学中典型的“父系单系继嗣”结构，维系这一结构的是“同姓不婚”、“异姓不养”，这是“父系单系继嗣”结构的重要规则。
该规则下的家族组织、成员组成的边界十分清晰。人类学的理论表明，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社会组织呈封闭状，不鼓励社会成员的流动。也只有在这样血缘结构的家族组织中，才可能形成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基于这三纲的“仁、义、礼、智、信”，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伦理观和价值体系，而且宗族的族长、长老在其宗族内实行族内私法，甚至判处家族成员死刑。可以说儒家文化与宗族组织是互为表里的，宗族是儒家文化的社会载体。
相反，在日本古代社会，血缘近亲婚和收养异辈分养子，甚至收养异姓养子都十分普遍，这一直是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因此，在不强调血统、没有宗法清晰的婚姻制度和收养制度下，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父系”、“母系”或“父系和母系并存的双系”家族血缘结构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这样的血缘构造下，家族血缘集团成员组成的边界模糊不清，集团成员的流动性也远远大于“单系继嗣”的家族集团。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儒家的“君臣”等级、“三纲五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因宗族中男性血统出生的等级序列而形成的一系列核心价值观和族内私法，也因此从未在日本社会扎根。
本书对日本家族血缘结构，包括婚姻规范、家族系谱、财产相续、王位继承、收养养子和解除养子关系等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都展示了日本是一个不同于中国的非儒家文化的社会。以男性血统为核心的、长幼尊卑、上下辈分分明的以“父家长”为“一体主义”的传统儒家文化无法在不注重血统、宗法的日本社会成为主流。
英国法学史家梅因（H..S..Maine）在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中总结了欧洲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并指出：“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制到契约’的运动。”这一论述，从根源上揭示了中日家族文化差异的核心。
不认识到中日文化在家族制度上的根本差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更不可能解释日本近代为什么历经艰难曲折，最终能跻身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无论当今我们如何去评判它，这一结局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时至今日，相关研究不仅对于中国认识日本文化，而且对从比较中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仍具有现实意义。现代社会，因血缘裙带关系、熟人关系而涉及家人、家族的贪腐行为虽在亚洲一些国家并不鲜见，然今日中国这样的“结构性贪污”、“家族式腐败”，又有哪一个不是涉及家族内几乎所有的成年成员呢？随着政府打击贪污的深入，其揭示的贪污案件及家族成员范围之广泛、贪污数量之巨大、腐败行径之恶劣，都已超出想象。今日中国社会，除权力诱惑、制度的不完善之外，趋使一些权贵者肆无忌惮地贪腐，传统文化中的男性血统上的香火赓续、富贵传家、光宗耀祖等也是重要的诱因。为什么那些到了西方社会的贪腐官商子女，可以安然享受而无法拒绝父辈贪污的肮脏果实呢？究其文化原因就是家族血统使之与上辈连为一体，这样的文化基因已经深入骨髓，难以化解，哪怕是父辈和子辈生活在不同价值体系的社会中。
本书的日文书稿完成后，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竹内实先生。竹内先生知道我研究的题目后，立即兴趣满满地将还在“襁褓”中的稿子拿去，力图从中看到中国一个家族的真实历史。一个星期后，竹内先生把书稿还给我时，面带憾色地对我说，“我以为你会写你的家族呢，怎么完全没有涉及呢？”我当下的反应是，竹内老师是做比较文学研究的，与我的史学专业不同，思考的问题不同是自然的，所以当时也没在意。但是竹内先生的这句话，却留在我的脑海里。
完成本书后这么多年，中国发生了很大改变，我的家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年我经历了亲爱父母的亡故和三姐的病故，以及随之而来的家族意外，让我痛苦不堪……学界的好友、恩师都劝我把它记录下来，认为这无疑是一部最好的家族变迁史！几经死亡般的折磨，我已有心在本书出版、完成中日家族企业文化比较研究的整理以及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计划好的研究课题后，把我们这一家的历史和变迁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这或将是我做家族研究的最后篇章。
十分庆幸的是在本书开始排版之时，我再次受聘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继续做日本研究。时隔十多年后，我再次回到该研究中心做研究，实为高兴。到京都后我了解到当年我的博士生导师、京都大学的日本史学大师朝尾直弘先生近三十年因身患帕金森病，从2015年12月后就不能再继续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了。在与老师联系并征得他同意后，我将先生写于2007年对本书的书评作为此次中文版的“序”。先生在如此身体状况下，还一字一句地阅读了当年的书评，订正了文中的两个文字，并用不停颤抖的手坚持为此“序”签字留名以示首肯。近三十年来一直是我学术生涯中慈父般的恩师、被学界誉为“村井文化史学”大家的村井康彦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两位先生都是日本学界荣获国家最高勋章的史学大师。我在此特向两位高龄且身体欠安的大师表示深深的感谢！这也是我一生中的殊荣！
最后，对于本书的出版我还要深深感谢温元凯先生的出版资助！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胡亮编辑的认真审编和给予的种种协助，感谢总编助理童根兴给予的多方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2016年11月22日
于日本京都御陵大枝山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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