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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乡愁七十年，老兵高秉涵的一生传奇
　　“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
　　中央电视台《看见》《面对面》专访人物
　　“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著名媒体人柴静作序推荐

内容简介

　　“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本书主人公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少年离家，一世乡愁。乱世游离尝尽世间疾苦，漂落台湾夜校苦读学习改变命运。作为军中法官，荣获蒋中正与蒋经国父子颁发“忠勤勋章”；作为执业律师，马英九亲自为其颁发“杰出律师服务奖”。年近花甲开始奔波两岸运送老兵骨灰回家，当选“2012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情系乡梓，心系家国，曾身穿律师袍站在“倒扁”前台，携妻子儿孙返乡认祖寻根，公开发声反对“台独”。他就是台湾老兵高秉涵，让我们听他讲述自己的别样人生。

作者简介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山东菏泽。1949年，辗转流落台湾。经十年寒窗，于1963年大学法律系毕业，旋即通过考试，入伍任职法官。十年后退伍，通过律师考试，即转任执业律师，服务法律界逾五十年。二十几年以来，他陆续将一百多位台湾老兵的遗骨运回大陆原籍，并为家乡募捐赞助文教事业。被央视评为2012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央视《看见》《面对面》、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都做过专题，国内众多媒体报道。

　　张慧敏，女，祖籍山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1993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发表文学作品多部，有作品获“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武警文艺奖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回家》等。多部小说转让影视改编版权。

　　孔立文，男，祖籍河北，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硕士，新疆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秋水长天》、中短篇集《守望天山》。曾荣获“吴承恩文学艺术奖”、2007年度军旅优秀文学作品奖、“武警文艺奖”、“伊犁文艺奖”等。电影剧本《天山不了情》获第七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

目录

序：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柴静）
第一章?我的家世
一、姥爷与姥姥
二、爷爷和奶奶
三、父亲和母亲
四、姨妈和姨父
五、二姐和四姐
六、两位共产党姐姐
第二章?离家南下
一、最后的晚餐
二、一口糯米白糖饭
三、在父亲的坟前
四、母亲的最后叮咛
五、181旅541团
六、与共产党的一面之交
七、让人失望的边营小学
八、生病的学生们
九、渡向瓜洲
十、被大胡子医生救了一命
十一、一件难忘的小棉袄
十二、我们被国军抛弃了
第三章?逃亡路上
一、181师的学兵
二、溃散长江边
三、冥冥中的天意
四、医官的生离死别
五、生命在“哗啦”声中消失
六、土地庙惊魂
七、石陂的奶奶
八、溪水中消逝的杨医官
九、建瓯桥上的犹豫
十、两条腿被烫伤了
十一、戴红五星的解放军卫生员
十二、白土镇的阿娟妈妈
十三、难忘的田头村
十四、厦门滩头
十五、海上惊魂
第四章?初到台湾
一、我是一个小逃兵
二、从高雄到台北
三、以垃圾为食的日子
四、救我于苦难的孔伯伯
五、改变命运的一次邂逅
六、我又当兵了
七、我的台湾小朋友
八、那些温暖的瞬间
九、苦读中的“大插曲”
第五章?成家立业
一、考上军法学校
二、在金门当法官
三、终生愧疚的一次宣判
四、在太武山中央坑道
五、违背长官意志
六、避免一起军中冤案
七、粉红色的军法审判
八、我在台湾有了一个家
九、走上律师生涯
十、一桩“冤案”引起的佳话
十一、为一位逆子作辩护
十二、可怜天下父母心
十三、三个孩子的不同成长之路
十四、出席世界法学大会
十五、站在“倒扁”最前台
第六章?游子回家
一、来自故乡的泥土
二、我的第一封家书
三、四十八年后姐弟重聚
四、为了回家我们走上街头
五、四十三年后游子回家
六、组建菏泽旅台同乡会
七、首次组团返乡
八、五十年后的同学聚会
九、父母合葬
十、心系家乡教育
十一、母校百年校庆
十二、捐建家乡小学
十三、接待访台乡亲
第七章?送“老兵”回家
一、我与老兵结缘
二、走上送“老兵”回家的长路
三、孤守一夜风雨
四、骨灰坛的几次历险
五、在地愿结连理枝
六、九十一岁母亲等到的“儿子”
七、等待返乡中离世的老兵
八、从新疆伊犁回来的儿子
九、七份公证书
十、撒在他钟情的土地上
十一、把悲伤留给自己的老兵
十二、湮没在茫茫岁月里
十三、有一种情怀叫乡愁
十四、谁人能懂游子心
第八章?荣耀祖国
一、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
二、在呼和浩特路遇“熟人”
三、接受柴静采访
四、成了“感动中国人物”
五、参加中央电视台颁奖
六、清明节的祭奠
七、把奖杯捐给档案馆
八、两首思乡曲
九、做真实的自我
十、许个心愿
十一、寻根消“独”之旅
后?记
附录：高秉涵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建瓯桥上的犹豫
　　我又继续着一个人的逃难。在连月来的逃难过程中，我已经总结出一个经验，要想找到国军，就要跟着枪声走，甚至是跟着尸体走，哪里有枪声哪里有尸体，哪里就离国军不远了。我还总结出一个经验，解放军追击的方向就是国军逃跑的方向。只要找到解放军，也就离国军不远了。
　　一天，途经福建阳东时，看到东奔而来的最后一支国军队伍。当这支国军队伍通过建溪上的建瓯桥时，我追上了他们。
　　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刻，走了一天路的我双脚疼痛，走路一瘸一拐。走在我前边的国军由于担心被解放军追赶上，不一会就过了桥。
　　后面的解放军眼看就追了上来，我被夹在了中间。而已经过了桥的国军又担心被解放军追上，于是打算炸桥。
　　解放军已经接近桥头，霎时间，桥的两端枪声四起。啾啾的子弹声从我耳边不停穿过。我弯着腰，扶着桥上栏杆的石柱，不知如何是好。
　　大概两边的军队都发现了我，枪声竟然停了。
　　桥东头的国军冲我喊，“桥上的小朋友赶快跑过来！”
　　只见一个人还冲我招手，示意我赶紧过去。
　　桥西侧的解放军也冲我喊，“小兄弟，不要害怕，桥上危险，快到我们这边来！”
　　接着，他们又冲着桥东侧的国军喊，“弟兄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桥上的我还在犹豫，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我再次想起了母亲“一定要跟着国军走”的嘱咐，于是，我一点点向桥东侧移动。
　　我连滚带爬到了桥东头，两位国军士兵把我拖到低洼处。这时，枪声再起，手榴弹也爆炸个不停。之后，突然一声巨响，我抬头看到长长的建瓯桥被拦腰炸断。
　　桥西侧的解放军一时无法通过，国军顺势逃走。
　　后来，我才听一个国军士兵说，为了顾全我的性命，负责炸桥的士兵故意延迟了炸桥时间。
　　后来每每想起这个细节，我都感觉自己真是命大。
　　再后来，我就觉得，不是我自己命大，因为不论是解放军还是国军都不想伤到我这个孩子。
　　厦门滩头
　　在解放军的强势攻势下，1949年10月17日凌晨，国民党军退守到厦门东南方向的海滩，等待着台湾运兵船的来临。
　　我跟随屈尚仁司药在海滩和管玉成、王光明等相遇。但是，随即一股人浪袭来，我被挤出老远。起初，我还能听到屈先生呼唤我的声音，后来就被闹哄哄的人声淹没了。我慌忙地四处张望，那几张熟悉的面孔都不见了。
　　涌往海滩的除撤退的国民党军外，还有军眷和难民，据后来报道说足有数万人之多。人们惊恐地传说着解放军在澳头海滩登陆的消息，翘首祈盼着由台湾海峡驶来的最后两艘军舰快些到达。
　　国民党军军队已经彻底失去指挥，海滩上乱成一团。
　　黎明时分，远远地看见103号及109号两艘可载万人的登陆艇缓缓停泊在海边。
　　登陆艇刚停下，数万名的军人和军眷，像潮水般地涌向船艇。
　　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是来厦门接国民党军的最后两艘登陆艇，人们都想搭上这趟末班船。稍不注意，前边的人就会被后边涌上来的人浪挤倒，一旦倒下去很快就会被踩到脚下，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可能。倒下去的人越来越多，军舰旁涨潮的海水被染成了红色，而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尸体又成了人们的浮桥。
　　我踩着湿漉漉的浮尸，终于被挤近登陆艇的舷梯跟前。这时，我右脚的鞋子被踩掉了，整个人快被挤扁了，一点也喘不过气来。
　　这时，我身后一个兵疯了一般嚎叫着往前冲。顿时我感到自己站立不稳，整个身子向前倾斜，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我知道倒下去的严重后果，就拼命支撑着。
　　不料，那个兵又爆发出一阵嚎叫，把枪托生生地横在了我的肩上，一只脚也已经踏在我的肩上，打算踩着我的肩膀登上登陆艇。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感到有人“啪”的一声把横在我肩上的那杆枪打掉了。紧接着，一只有力的大手拉着我的后衣领把我倾斜的身子拉了起来。
　　我顾不上回头，就听他说，“快上去！”
　　等上了登陆艇，我才发现救自己一命的人原来是541团的李庆绅排长。看着李排长，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才好。
　　刚在军舰上站稳，我就看到李排长缩在一边扶着舰舷在哭。我还以为是他哪里受了伤，赶忙上前询问。不料，李排长却告诉我，他妻子和他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被挤丢了。
　　李排长哭得很伤心，他猜测着妻子和女儿八成是没有挤上登陆艇。
　　我替李排长感到难过，同时，我也替屈司药和管玉成几个朋友担忧，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顺利上了登陆艇。
　　军舰下方的海水里漂浮着一具具尸体。另外还有一些被挤下去的人，在海水里苦苦挣扎，不停地冲登陆艇上的人招手求救。我不忍再看，流着泪把头扭了过去。
　　登陆艇上的人越来越多。大副冲过来，高声嚷嚷着说已经严重超载，令人收了通往海滩的舷梯。岸上的人眼见没了上舰的指望，拥挤哭嚎成一片。
　　哭嚎声中，军舰缓缓驶离海岸。我不敢再向海里看，用双手把脸捂住了。
　　军舰离开海岸几十米远的时候，岸上的国民党军由绝望变成愤怒，他们拿起枪来不停地冲着登陆艇开枪。登陆艇上的人一个个倒下去，甲板上一片血肉横飞。
　　正混乱着，就见海滩远处一队队拿着枪的解放军从远处迅速围拢上来，海滩上响起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
　　上不了军舰的国民党军刚停止了对军舰的射击，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又开始向军舰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扫射。军舰上又有一些人在射击中栽倒。我吓得趴在甲板上，久久不敢抬起头来。
　　两艘登陆艇在枪炮的追击声中，越来越快地向大海深处驶去。
　　终生愧疚的一次宣判
　　“金门逃兵”案是我审理的第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背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十字架。
　　这个士兵姓郑，叫郑凤生，他家就在金门的对岸厦门，距离不足三千米。据他讲，如果天气晴好，站在海滩上能看到自己家的房顶。
　　他原本是个渔民，1949年被强抓入伍到了台湾。十五年过后，部队轮到金门驻防，他觉得这个回家机会千载难逢，明知道有风险，但也豁出去了。
　　他偷偷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着夜里值岗时，抱着轮胎下了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终于上岸了。他以为自己到了厦门，举起双手对着走过来持枪的人大喊，不要杀我，我是从小金门逃来的，没带武器，我是回来看我妈的！
　　可是他不知道，他到的不是厦门，而是金门。因为迷失了方向，加上海水回流，他又被潮汐冲了回来。就这样，他被抓捕了。
　　而我，就是他的主审法官。
　　按照当时台湾地区“陆海空军法”第九十七条及战法军律，他的判决无疑就是死刑。加上当时金门战区已经把这个案子报告给了“国防部”，“国防部”的答复就八个字：“严惩不贷，杀一儆百”。也就是说上面已经定了死刑的调子，审判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且，上边的意思还要从快结案，时间不要超过一周。
　　在法庭上，郑凤生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我问他，“你知道你这次逃跑的后果吗？”
　　他说，“我知道。”
　　我又问他，“知道后果严重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他回答说，“这么做至少有一半的可能见到妈妈，即便不成功我也认了。如果活着见不到妈妈，那我宁肯去死。我希望你们能早一点枪毙我，我的肉体已经没办法见到妈妈了，但我希望我的灵魂能够尽快地见到妈妈。”
　　没有任何分歧，由我和另外两位军官组成的合议庭，给他下了死刑判决。就这样，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杀死一个回家探母的人的刽子手了。
　　临枪毙之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一盘菜和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
　　他说，“我吃不下。”
　　我就拍拍他的头，示意他把酒喝了。
　　他看看我，仰起头咕咚咕咚猛喝了几大口。喝完之后宪兵示意请我离开，看来马上要枪毙了。
　　我说，“等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劲还没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就会醉的。我希望“等一下”使他大醉后再行枪决，以减少痛苦。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只能为他做这些了。
　　可是枪决时还是出现了状况。
　　执行枪决任务的是一个姓张的宪兵。不知道是不是不忍下手，或是心神不定，抑或枪法欠准，竟未能一枪毙命。据说郑凤生死前面目挣扎，痛苦异常。最后还是由监所警卫班班长吴君朋补了一枪，郑凤生才彻底死去。
　　吴君朋班长到我办公室面报时，竟大声号哭，不能自已。
　　我拍拍吴班长的肩，说，“你的泪流在脸上，我的泪流在心里。”
　　随后，我们二人相拥而泣，无语凝噎。
　　两岸开放后我回大陆，专门抽出几天时间去了趟厦门。我要找寻郑凤生的母亲，我想替他行孝。我找遍了几个靠近金门的渔村，可是，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甚至，没有人知道郑凤生这个名字。
　　我知道，经过四十多年，这个失去儿子且瘫痪在床的老人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如果有天堂，郑凤生应该早就见到她妈妈了吧。
　　记得那一天，我对着金门的方向，一个人站在海滩上，站了很久，很久。
　　有一种情怀叫乡愁
　　桑顺义是菏泽城西大桑庄人，也是1949年来台。我是在台北火车站流浪中遇到他的。他是陪我在台北车站东南角的垃圾场和狗猫抢食吃的第一位乡亲。因为没有文化，后来他前往参加开发台湾横贯公路的大工程，在艰苦的工地里，他认识了一位同时参与做工的阿里山姑娘郑月娥。因长时间在烈日之下做苦工，混生活，1983年，在即将和郑月娥办理结婚的前夕，他竟患上了皮肤癌卧病不起。他是住在台中“荣民医院”病故的，在他卧病期间，都是未婚妻在一旁陪伴。桑顺义在弥留之际，拉着未婚妻的手说：“我想回家，回老家，叶落归根……”
　　他是一位寡言善感的老大哥，是一位有情有义的人，据悉他的一点辛苦钱，也都给了他的未婚妻。在他的告别式中，大哭不止的只有他的未婚妻郑月娥小姐。
　　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后，郑小姐虽已嫁人生子，另立家庭，但对桑大哥的一段情却是念念不忘。后来知道我回乡的事情后，她把桑顺义的骨灰交给我，拜托我一定完成他的心愿。
　　我于1995年怀抱桑大哥的骨灰上飞机时，郑小姐还亲来桃园机场送行，并泪拥桑大哥的骨灰坛，久久不肯离去，这也许正是这位老兵桑大哥的宿命吧。
　　朱一凡先生是菏泽城西朱楼人，抗战胜利后，张文光先生出任菏泽县长期间，朱先生为张县长的贴身警卫。1949年，他跟随第八兵团55军来到台湾。
　　我是1952年春节拜年时，在张县长家和朱先生相识的。因我的外祖母朱敬范和朱先生既同宗又同村，所以一见如故，颇感亲切。他的文化水平不高，自1952年，我就读台北“建国中学”夜校时，他即在建中夜校担任工友工作，为人忠厚，终生未娶。两岸开放后，他曾数度返乡探亲，虽因家乡已无亲近家属，但他返乡意念未减，家国意识甚浓。1987年，他也参加了呼吁当局开放探亲活动，我们都在高呼口号的行列，尤其他对两岸统一信心十足。
　　因他是在台湾的孤独老兵，一直都住在台北的“荣民之家”。当局对老兵的照顾还算周到，生活医疗无虞。他住在台北，身心健康尚佳，所以每次同乡聚会，他都赶来参加。
　　每次见到我，他都再三交待，如果我病故了，请务必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菏泽，纵然朱楼已没有家属，也请把我的骨灰撒在朱楼村四周，好帮我叶落归根。
　　2009年，他年满九十岁时突然中风，半身不遂，但口齿头脑都很清楚。2014年4月20日，我应北京电视台之邀，前往北京录像，行前曾特去台北医院探视他。我说，朱老哥，我明天要去北京录像，三天就回来了，你想吃些什么？我可以为你带回来。
　　他说，你这次去北京能否见到胡锦涛啊？
　　我说，大陆的领导人换班了，现在的新领导人是习近平，是我们菏泽的女婿。
　　他接着说，那太好了，你一定要告诉习先生，要他把两岸统一的步伐加快一点，否则，我就看不到了。
　　我笑笑说，朱大哥，如果能见到习先生，你的美意我一定会转达。
　　2014年4月25日，在我返台的第二天，朱一凡就撒手西归了，享年九十五岁。
　　我也信守承诺，将他的骨灰撒在朱楼的土地上，以完成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胡马嘶北风，狐死向首丘。”世间有一种情怀，叫乡愁，血浓于水，刻骨断肠。
　　……

前言/序言

序：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柴?静

一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数万人在厦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十三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一年多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二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命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 回家的路 高秉涵回忆录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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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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