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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套装上中下册）》主要研究了1917-191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
　　《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套装上中下册）》重视史料的真实性与全面性，为此广泛搜集整理了1917-1919年间国内各种期刊及相关著作中涉及有关苏俄革命、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内容，并选择其中的代表性文章或著述逐一分析，力求为全书的判断奠定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

目录

·上卷·
前言
第一编 1917一1918：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发端（上）
第一章 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评介——1917年的评介资料
第一节 关于俄国二月革命的报道线索
第二节 关于俄国二月革命的若干案例
第三节 关于列宁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早期报道线索
第二章 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评介——1918年的评介资料
第一节 新闻类报道的评介资料
第二节 评论类报道的评介资料
第三节 结语
第二编 1919：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发端（下）
第一章 1919年围绕苏俄问题的报道线索
第一节 《时事旬刊》的报道线索
第二节 其他报刊的报道线索
第二章 典型评介资料：《晨报》
第一节 关于苏俄真相的评介
第二节 其他评介资料
第三章 典型评介资料：《每周评论》
第一节 关于俄国过激派报道的转变
第二节 关于苏维埃俄国新法律的介绍
第三节 其他评介资料
第四章 典型评介资料：有关列宁原著及其他
第一节 关于列宁原著的介绍
第二节 关于其他代表人物著述的介绍
第三节 关于苏俄宪法的评介
第三编 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先驱
第一章 李大钊对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评介
第一节 1917—1918年对俄国革命和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关注
第二节 1919年对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评介
第二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第一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概述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第三节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第四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历史地位
第三章 杨匏安的《马克斯主义Marxism——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第一节 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的介绍
第二节 《马克斯主义Marxism——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 谭平山、安体诚、张闻天及其他先驱者
第一节 三人评介马克思主义的资料
第二节 其他先驱者的评介资料
[附] 杜威在中国的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中卷·
第四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舆论阵地
第一章 《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及其他
第一节 顾兆熊《马克思学说》
第二节 黄凌霜《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第三节 关于马克思研究的其他文章
第四节 关于《新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号的综合评价
第二章 《晨报》评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有关资料
第一节 五四运动以前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二节 五四运动以后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三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马氏唯物史观概要》译本
第四节 《劳动与资本》译本
第五节 《马氏资本论释义》译本
第六节 其他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介资料
[附]《每周评论》与《国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第五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以其他报刊为例（上）
第一章 《民国日报》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一节 《觉悟》副刊外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二节 《觉悟》副刊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二章 《星期评论》的有关评介资料及其他
第一节 戴季陶的评介资料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解释》及其4G
第三章 《建设》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一节 胡汉民的评介资料
第二节 朱执信与戴季陶的评介资料
第四章 《闽星》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一节 关于苏俄问题的评介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评介及其他
[附]孙中山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六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以其他报刊为例（中）
第一章 《时事新报》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一节 刘南陔评介马克思学说的资料
第二节 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专题评介文章
第三节 其他涉及论述马克思学说的中译本
第二章 《解放与改造》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一节 张东荪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及其他
第二节 《社会主义之批判》及其他
第三章 《东方杂志》与《太平洋》的有关评介资料
第一节 《社会主义之检讨》译本及其他
第二节 彭一湖的《社会主义论》及其他
[附]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下卷·
第七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以其他报刊
为例（下）
第一章 1919年以前创办的报刊
第一节 《民铎》的评介资料
第二节 《尚志》的评介资料
第三节 《法政学报》的评介资料及其他
第二章 1919年创办的刊物
第一节 《新潮》与《进化》的评介资料
[附]《实社自由录》及《工人宝鉴》的评介资料
第二节 《新中国》、《少年中国》与《曙光》的评介资料
第三节 《新群》与《新教育》的评介资料及其他
第三章 官方刊物与有关国外新村的评介资料
第一节 官方刊物的评介资料
第二节 关于国外新村的评介资料
第八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早期经济学背景资料
第一章 1917—1919年的经济学著述概述
第一节 经济学著作概述
第二节 经济类刊物的经济学文章 概述
第三节 一般刊物的经济学文章 概述
第二章 从经济类文章 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例证
第一节 1917—1918年的经济类文章 例证
第二节 1919年的经济类文章 例证——官方刊物
第三节 1919年的经济类文章 例证——学术刊物
第四节 1919年的经济类文章 例证——其他
第九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综述
第一章 传播启蒙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节 从史料线索看传播启蒙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节 从人物线索看传播启蒙的阶段性特征
第三节 从报刊线索看传播启蒙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章 传播启蒙的若干启示

主要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论文索引
后记

精彩书摘

　　《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上册）》：
　　（二）陈独秀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
　　这篇文章发表于《新青年》1917年4月1日第3卷第2号，位居首篇。此文所谓“俄罗斯革命”，指俄国二月革命，所谓“我国民之觉悟”，针对“吾国短视之人”。如谓俄罗斯发生革命事件后，这些人误以为俄国无论旧政府存续与否，将与德国单独议和，形成日俄德同盟谋我之势，因此反对加入与之对立的英法协约阵营，即使赞成加入，也不无怀疑和恐怖。“欲正告吾国民以促其觉悟者，即俄之革命，将关于世界大势也如何，吾国民或犹在梦中，不闻吾言”。应当觉悟：“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亲德派旧政府之反对者，而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吾中华民国国民，以是非计，以利害计，均不应滑头中立，以图败则苟免，胜则坐享其成”。即令俄国新政府因反对战争而与德军单独言和，或德国利用俄国的纷扰，目前在军事上获得若干胜利，“吾料新俄罗斯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师事德意志之无道国家，宇内情势，因以大变，此为益吾国，视君主侵略主义之俄罗斯战胜德意志也，奚啻万倍，奈何吾短视之国民，竟以俄罗斯革命之故而‘恐德病’反加剧耶”。
　　撰写此文的用意，直白地说，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主张中国加入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阵营，对抗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这里呼吁国民放弃短见，须觉悟二月革命爆发后，原本属于协约国阵营的俄国政府，不论是否与德国单独议和，不论是否因此而增强德国势力并对我国形成更大的威胁，都要看到俄国革命是革俄国皇室之命，革世界君主主义和侵略主义之命，关系到世界大势，或者说，代表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反对君主主义和侵略主义的新精神；因此，从是非和利害方面考虑，我国均不应站在中立立场上耍滑头，应克服“恐德病”，明白新俄罗斯的非君主非侵略精神将蔓延到代表君主主义和侵略主义的德奥等国，最终更有益于我国。可见，陈独秀评价俄国二月革命，已经超出战争对立双方的界限，着眼于在世界范围内清除专制君主制度和侵略主义的流毒，其中也寄托了从根本上清除威胁中国生存的外部恶劣环境的理想。这个评价，同大战结束时，李大钊无意于区分协约国的胜利或同盟国的失败，强调这是庶民的胜利，有些相似。不过，与后来李大钊站在庶民的立场上有所不同，此时陈独秀主要把矛头指向德国等“无道国家”，对英法等国抱有幻想，又因俄国二月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意味着从无道走向有道，所以由衷地祝其成功。陈独秀撰写此文，在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文中预测俄国革命后新政府与旧政府不同，未必会与德国单独议和，看来其言得中，为随后临时政府继续战争的政策所证实，但他的判断标准，系依据旧政府有亲德倾向，而新政府无此倾向。如此说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政府主张与德国单独媾和，很容易被看作一种亲德倾向。陈独秀的这些幻想和判断，后来对他认识社会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产生过消极的影响。
　　（三）长沙《大公报》两篇社论
　　二月革命后不久，长沙《大公报》“社论”栏目先后发表两篇专文，表达编辑部的看法。
　　第一篇社论《论俄国革命之影响》发表于3月23日，署名“平子”。此文称：“俄人谋易政府已非一日，故其革命为吾人意中事。特爆发于今日，则有足供研究者。其举为出于自动，抑或他人之唆使，均间接直接与欧战及世界有莫大影响”。对我国是否加入协约国一事，“亦不能无所顾虑”。假定出于自动，俄国在欧洲东部战争中“执其枢纽”，如今国内突然大变，不得不抽拨一部分对外力量用来对付国内；此次大变“由君主而易为民主”，君主本来掌握军队，“身临前敌”，事关自身及后代的利害，“非迫于万不得已，必不肯容易抛弃”，如今竟作退位之举，可知国民“对外之力锐减，而悉易以对内”。“德人素以雄武狡诈著称，东欧方面，俄已屡败，呈不敌之势”；俄国得以支持到现在，靠的是法英在西部“猛力拒抗”，使德国“稍分其兵势”。今后同盟国的军事计划，德国人将从俄国方面调兵，转而“突压西方”，“英法之责任顿重”；等到“俄人秩序恢复，重整旗鼓”，恐已无济于事。如果他人唆使，“俄必与德单独媾和，同盟方面益亡后顾忧在”。今后德人计划，“西抗英法”，“东略亚非”，“于此则世界局势必大更变”。如今我国已与德国绝交，是否加入对德作战阵营，尚在与协约国方面磋商交换条件。假使俄国革命系受他人唆使，则我国向战场供给工役、粮饷、兵士等，“均取道无从，是参战犹空言”；假使俄国革命系主动为之，则俄国力量因对付内部而锐减，我国“经济困难之邦”，即使加入协约国，“于战事亦未必大补”。惟我国“与德绝交，系完全出于自动，主持公理，申张主权”，与美国采取同一决断，全与协约国方面无关。是否宣战，我国“当以义理为归”，“要当体认俄国革命之真相，非可孟浪为”。我国以前依赖“有均势之局”，得以幸存立国。欧战开始，“均势将破，故日人于我得屡肆其欺凌要挟”。如今德国实行潜艇政策，突然又继之以俄国革命，“此皆握大局之关键，而均势消灭之原因”。我国“既失赖人仅存之机关，则不可不作自存之谋，宣战与否，固吾国存亡千钧一发之际，其可不审慎乎”。假使同盟国取胜，则协约国“将谋取偿于我”，我国参战，“反所以速祸而速仇”；假使协约国取胜，则同盟国“将谋报复于我”，我国参战，“正所以召侮而来寇”。“世界既罹大变，吾人无术幸免”，两方面胜负，其结果都与吾国有莫大关系，吾国无论动静，均不能脱身事外。
　　……

前言/序言

　　本书题名《1917-191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启蒙》，与已出版的《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以下简称《回溯历史》）内容上前后传承，时间上相互衔接，可谓姊妹篇。《回溯历史》的“绪论”曾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这一研究专题，说明其相关的背景、思路、资料、方法等，这些说明同样适用于本书。本书既是《回溯历史》的延续，又不同于传播前史阶段而有自身的鲜明特征，故在本书前言中再作若干补充说明。
　　1917年和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两个重要年份。先是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接着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其影响所及，促成中国的思想进程和道路选择发生极为深刻的变革。这个变化同样清晰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人中国的历史沿革中，或者说，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17-1919年间传人中国的历史轨迹，同样印证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变化。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没有否认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料早以各种形式，通过不同渠道，陆续传人中国。但是，前期的铺垫式传人，终究是逐渐增多的数量化积累，尚未实现质的飞跃。十月革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建立以苏维埃政权为代表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自此以后，马克思主义向中国的传人，借助于苏俄革命的榜样力量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新鲜内容，进入一个转折性阶段：马克思主义逐步从各种外来思潮的混杂中独立出来，从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思潮的包裹中剥离出来，成为区别于其他思想或主义的显学，愈益受到国人的重视；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引导国内有志于救国救民的先行者，经历各种尝试、坎坷、挫折和失败，矢志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从这个新的转折的意义上说，可以确认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也就是给后来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者们，并列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在此之前，中国思想界还谈不上列宁学说的传人，而马克思学说的较早传人，也一直夹杂在各种舶来思潮之中。尽管承载其传人的文献资料的数量，日积月累，潜滋暗长，却鲜见专题性著述，不少内容须待爬梳整理或转述释义方可睹其真容；又因其思想理论的传人，缺乏系统深入的诠释，许多观点被视为新奇之论，或被误解或被当作批评的靶子，难以用作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工具，更不用说作为引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思想原则。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历史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犹如一个分水岭，使得这个传人进程由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自发状态进入有意识的自觉状态，即由它的前史阶段进入启蒙阶段。
　　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启蒙，特指17、18世纪欧洲兴起的启发人们反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宗教权威的束缚，推崇理性，提倡思想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启蒙运动，亦可泛指人们经过新知识的普及而摆脱愚昧和迷信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康德所说的“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作启蒙”。借用这个概念，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史，同样经历了一个思想启蒙的过程。这个过程曾经面临双重的迷信。一重是在长期皇权专制统治下所形成的对于各种传统教条的旧的迷信，另一重是在近代国门洞开后所形成的对欧美发达国家之现实制度及其理论依据的新的迷信。旧的迷信经过时代的变迁，受西方思潮特别是舶来科学要素的冲击，日渐式微，却仍如幽灵一般缠绕着国人；新的迷信则呈现蔓延之势，惟西方国家贫富悬殊的严重社会弊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以及外国列强恃强凌弱对中国的侵犯和羞辱，同样引起国人对其优越性的质疑。新的迷信曾被奉为神灵，用来打破旧的迷信，随着新的迷信本身发生动摇，于是产生向何处寻求信仰，如何从新旧迷信中解放出来的问题。国人中的有识者，一边继续从东西洋列强应对时代变化的各种新动向、新理论、新措施中，寻求新的灵感与示范；一边结合自身国情，在传承的或内生的环境里发掘新的思想要素。所有这些，作为新的时代需求，都在呼唤新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正当其时，十月革命送来了全新面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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