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为中英双语版。本书以战时中国首都重庆多姿多彩的外交界为主要焦点，广泛采用大量未曾披露的中文、英文、德文、法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语种史料和极为珍贵的照片，全面概述了以重庆为舞台的中国外交界，重构了在中华民国的外国外交使团的发展与重大变化，他们在中国从摇摇欲坠的半殖民地中非凡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书中介绍了约30个在华外交使团的大致情况，以及在渝军事使团、国际新闻界等其他一些有趣的外国人团体。本书所采用的所有照片，多由战时在华的外国外交官拍摄，这是时隔70多年后，在本书中首次与读者见面，为这一历史性回顾著作增色不少。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对重庆非凡的过去引入了新的视角，首次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层级的外交关系（大使级、公使级、代表处，等等），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签订新约的过程。本书展现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摆脱西方国家在华治外法权体系，从而结束其半殖民地地位的历史；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国——战时盟国“四大国”之一，战后如何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常任理事国，开始朝着平等互惠的现代外交方向前进的历程；展现了在战时国际舞台之一的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许多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个性鲜明的潮流人物，从而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在全球变革的风口浪尖上，重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个主要国际中心，以及作为孕育当代中国的早期摇篮之一的独特意义。

作者简介

丛书总主编：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作者：周 勇 〔荷〕张克雷/著。

周勇，历史学教授、研究员，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并在中央党校研究生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1983年以来，先后在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现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张克雷（Vicent K. L. Chang，华裔荷兰人，其祖父曾为战时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荷兰律师、咨询师，拥有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法学硕士学位，曾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哈斯汀法学院（Hastings College of the Law,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及中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1999年毕业后，供职于国际知名的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阿姆斯特丹及香港分理处。现为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目录

总 序 章开沅i

本书摘要v

作者简介ix

有关音译的说明xv

图片列表 xxi

表格列表 xxxi

自 序3

前 言7

第一部分 序曲：变化大舞台11

第一章 不平等条约与驻渝外国领事馆（1890—1937年）13

第二章 派驻中华民国的外交使团 17

第一节 民国初年（1912—1927年）17

第二节 南京十年（1928—1937年）18

第三节 抗战前夕（1937年）19

第三章 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 21

第一节 源起与背景21

第二节 迁址重庆22

第三节 行政组织23

第四节 领导人物24

第五节 战时政策与变化25

第二部分风云变幻：战时重庆外交界55

第四章 危险时代的先锋（1937—1940年）57

第一节 国际背景57

第二节 在宁、汉外国外交使团（1937—1938年） 60

第三节 在渝外国外交使团（1938—1940年）63

第四节 重庆外交界与各国人士74

第五章 携手抗日（1941—1942年）108

第一节 国际背景108

第二节 在渝外国外交使团110

第三节 重庆外交界与各国人士121

第六章 走向和平与战后新秩序（1943—1946年）154

第一节 国际背景154

第二节 在渝外国外交使团157

第三节 终结在华治外法权的新条约166

第四节 重庆外交界与各国人士170

第七章 影子外交：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对外事务（1939—1946年）185

第一节 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185

第二节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外交界188

第三节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外国新闻界192

结 论196

注 释200

附录一 主要事件年表 （1840—1946年）569

附录二 驻华外交使团一览（1912—1946年）603

附录三 驻渝外交使团一览 （1938—1946年）605

附录四 中外新条约一览617

附录五 所用原始资料一览619

五-Ⅰ：1939—1940年间驻渝外国外交使团就人员及地址变更事宜致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照会及官方信函的副本621

五-Ⅱ：1940年1月版标注有在渝外国外交使团地址的重庆地图628

五-Ⅲ：1940年6月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来源不明的英文新闻报道 631

五-Ⅳ：1940年7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关重新界定重庆“安全地带”的信函633

五-Ⅴ：1943年3月19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就荷兰大使馆秘书高罗佩抵达事宜致荷兰驻渝大使馆的外交照会636

五-Ⅵ：1943年10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衔名录节选638

五-Ⅶ：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官衔名录节选646

参考档案655

参考文献661

索 引695

后 记721

精彩书摘

……

前言/序言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