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体大思精，史料翔实，论证严密，阐述全面，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必读书目。

内容简介

　　《增订中国史学史（套装全4册）》以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为基本线索，自“史”的产生起，采取按时间跨度和史书系列相结合的框架，叙史家、史书、史法、史法演进、修史制度等基本内容，分析发展演变趋势，贯通前后，直至20世纪中期。全书体大思精，既有教材式的介绍文字，又包含了作者数十年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成果结晶，为中国史学史教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作者简介

　　谢保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隋唐五代史、20世纪学术文化，主要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学》、《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1912—1949）》、《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

目录

从“史”的产生到第一次系统总结（先秦至唐前期） / 1

第一编　史学的起源

第一章　神话传说与历史意识 / 4

第二章　“史”向“史官”、“史书”的演变 / 21

第三章　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 / 48

第四章　历史编纂兴起与第一部完备编年史《左传》 / 61

第五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认识 / 98

第六章　战国时期的其他历史编纂 / 120

第二编　中国史学的划时代之作—《史记》

第一章　司马迁的时代与经历 / 154

第二章　《 史记》的编纂特点 / 173

第三章　《史记》的思想构成 / 204

第三编　逐渐成长的汉唐之际史学

第一章　《史》、《汉》之际的思想变异 / 230

第二章　断代为史的开篇—《汉书》 / 263

第三章　官私竞修，二体角力 / 291

第四章　史官建置与皇家修史 / 379

第五章　史独立为学，范围空前拓展 / 440

第四编　承前启后的唐前期史学

第一章　“正史”独尊与唐初“八史” / 520

第二章　皇家修史制度化 / 576

第三章　史学形成期的总结—《史通》 / 605

分支系列发展，古典史学终结（中唐至清中期） / 629

第五编 《通典》展示的史学新趋势

第一章　“纲领宏大，考订该洽”的《通典》 / 636

第二章　会要、会典的兴起与变异 / 665

第三章　“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文献通考》 / 690

第六编　修史制度演变与国史纂修

第一章　宋代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 715

第二章　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 730

第三章　明代修史制度与国史纂修 / 745

第七编　纂修日趋程式化的纪传史

第一章　唐、五代四史的纂修与改写 / 764

第二章　“各与正统”的辽、金、宋史 / 817

第三章　“国可灭，史不可灭”的元史 / 840

第八编　编年史中兴与《通鉴》系列

第一章　《资治通鉴》的编著与特点 / 854

第二章　《资治通鉴》的续编 / 896

第三章　《资治通鉴纲目》与纲目系列 / 912

第四章　《通鉴纪事本末》与纪事本末系列 / 925

第九编　三大系列之外的史书编纂

第一章　 私家修史的成就 / 944

第二章　“总天下学术”的《通志》与宋明的私纂通史 / 999

第三章　方域史系列的形成与范围拓展 / 1032

第十编　史学领域进一步拓展

第一章　考史、金石、辨伪、史评兴起 / 1082

第二章　“文之将史”的趋势 / 1157

第三章　史学的通俗化走势 / 1179

第四章　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 / 1214

第十一编　全面总结古典史学的清前中期史学

第一章　清初“以史经世”的三位代表 / 1246

第二章　修史制度与皇家修史 / 1295

第三章　三大系列史书的续修与改编 / 1327

第四章　顺康雍三朝私史成就 / 1374

第五章　“稽古右文”下的“乾嘉史学” / 1415

第六章　预示古典史学终结的《文史通义》 / 1482

社会格局屡变，史学不断更新（晚清至民国） / 1509

第十二编　“ 增其新而不变旧”的晚清史学

第一章　由盛转衰引起的思想震荡 / 1514

第二章　史学格局的变革 / 1529

第十三编　“新史学”的兴起与变异

第一章 “新史学”兴起 / 1579

第二章 近代考古学传入与本土文化遗存被发见 / 1618

第三章 “国学”与“国粹”、“国故”的两次论辩及差异 / 1638

第四章 打破上古史系统的“古史辨” / 1667

第五章 “寻伪之所出，通类例所在”的“古史新证” / 1698

第六章 流派纷呈的史学论与史学方法论 / 1727

第七章 旧体史书编纂 / 1769

第八章　新体史书涌现 / 1809

第十四编　史学更新的新路向

第一章 社会史论战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 1855

第二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就与功绩 / 1897

第三章 上古、中古史研究 / 1932

第四章 几种“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 1974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史学骨干队伍与基本框架 / 2012

第六章 史书撰著与史料整理研究 / 2054

附 录

三大系列史书成书时间表 / 2122

二十六史篇卷及表、志、类传篇目表 / 2130

基本史书书目（300 种） / 2145

后 记 / 2159

一校校后记 / 2169

补 记 / 2171

精彩书摘

　　历史·史学·史学史

　　恩格斯多次论述过这样一个观点：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

　　这段论述，非常清楚地表达出历史、史学的关系。

　　（一）历史，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三：包括人类自己的精神活动。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四：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其构成的各个细节；为了认识这些细节，不得不把它们从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来逐个地加以研究。因此，围绕历史演进的“总画面”弄清其构成的“各个细节”，便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

　　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五：不可复制、不能还原。仅有“科学的搜集与整理”，“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便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而“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

　　人们对于这一过程的了解和认识是间接的，是掺杂进后人种种主观因素的。

　　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人类所了解的历史并不完全客观。

　　（二）史学，记述和研究历史演进以展示未来的学科

　　历史记述，受主客观条件局限，不可能完整、全面，还往往被扭曲或伪造。

　　不具备记述条件，往事靠口耳相接流传下来，不知夹杂了多少口传者和听受者的主观色彩。现今一件事几经辗转相传必定走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何况古代，一传就是数十年、上百年、上千年，怎么可能保留“原汁原味”，更不要说一件事被无意曲解或有意歪曲传播了。

　　具备记述条件，如唐宋以下设置史馆专门搜集各项史料，形成编纂《日历》、《时政记》、《实录》、《国史》的制度，仍然不可能记述完整、全面。一是搜集史料的制度有局限，记述范围不可能面面俱到。二是专司记录之人，居庙堂之高则不详知江湖之事，居江湖之远则更无法了解庙堂之事。三是精神活动，诸如感情、生命、神采以及融入社会生活的思想、风尚、习俗等，更非笔录、言传所能完全准确表述。四是随着史学功用的政治化、史学思想的伦理化、修史制度的程式化，修史中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政治思想决定修史的主导思想，主流思潮决定修史者的基本意识，修史制度局限史书的记述范围，以及修史者个人的“任情褒贬”、“爱憎由己”。记述历史演进过程，往往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客观上造成史有佚文，特别是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二是主观上“高下在心”，或“为尊（亲）者讳”，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歪曲史实；三是为“利禄”、“形势”驱使，编造伪书、渲染伪史。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人们所见历史记述，已不是“纯粹”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因此需要对所见各种历史记述进行认真的研究，目的不外有二：一是弄清真相，二是进行诠释。弄清真相，分辨客观实际与主观掺杂，剔除虚假，弄清组成历史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还其本来面貌。进行诠释，是以各个不同时代的观念认识和解释历史，用以展示未来。因而，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史学，对于同一史事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弄清真相是前提，进行诠释是使命。史学就是在弄清真相与进行诠释的交织当中不断形成一门学科的。

　　（三）史学史，史学的学科史

　　史学史作为史学的学科史，不同国家因各自的历史道路与史学遗产情况各异，便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界定。中国关于史学史的认识，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一是20 世纪20 年代梁启超的说法和影响，二是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受苏联思想观念影响形成的一些说法和认识。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明确提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至20 世纪40 年代，先后正式出版的中国史学史有10 余种，以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 年）为代表，自“创造期之史学”至“革新期之史学”，下限至 “现代三四十年间”。

　　20 世纪60 年代初，出现过一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基本是史学史学科自身的问题，诸如研究对象、任务、中国史学分期、规律等，虽然延续至80 年代，却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或以史学史要“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家的历史哲学系统介绍出来”，或探索“中国历史学的起源、发展，直至逐步形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以对“史学遗产进行批评、总结”为任务，包括“史学跟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以及史学发展所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它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将史学史研究范围确定为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虽然大都认为史学史是研究史学发生、发展、演变的学科，却是在专门史层面上认识这一学科，忽略了其更本质的一面——学科史。

　　作为专门史，史学史同政治制度史、土地制度史、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史等，都是以过往社会中这些领域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但史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专门史，还有着同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中数学、化学等学科相同的一方面，是一门学科史。而上述的那些专门史，则非学科史。学科史既包括作为专门史的一方面，又包括学科自身发展的一方面，二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这是史学史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不容忽视的根本原因所在。

　　由于史学史仅仅被当作专门史，基本沿袭20 世纪60 年代的这一认识：“史学史是研究人类全部历史思想的”，“是社会思想史的一部分”。以“历史理论”居研究之首，使史学史与历史理论交叉。20世纪80 年代，对什么是“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逐渐有所区分：以认识和解释过往社会（即客观历史）的理论，叫作历史理论，或广义史学理论；以关于史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叫作史学理论，或狭义史学理论。然而，在实际上仍然只谈历史理论而忽略学科自身的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进国外历史理论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种引进基本处于介绍状态，并未见切实地运用到对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之中。只有外国历史理论的介绍，没有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研究，难免不使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同行误以为史学史研究就是史学理论的介绍和检讨，这种状况几乎取代了作为学科史的史学史研究。与此同时，以现有的认识进行的史学史研究，又差不多以史学思想研究为基本内容，且有网罗“全部历史思想、社会思想”之势。这种研究，往往以相当篇幅论述、解读子部书中某些并无实际影响、但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反而遗弃史部书中对当时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史书编纂影响深远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仅有思辨而无史实，既没有客观历史实际，也没有史学演进实际，不是史学，也不史学史的研究对象。

　　同样，由于缺乏对史学史作为学科史的认识，将两个二级学科混在一起，以史学史研究包括历史文献学研究，造成对两个学科认识的混乱，以致无人问津两个学科的区分与联系。这使得不少从事中国史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仁误以为史学史只是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研究，对于史书的研究只不过史学批评而已。

　　史学发展到21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及其分支学科研究，中外史学交往的研究，中国史研究与诸多专门史的关系，诸如政治制度史、军事史、法制史、经济史、宗教史、民俗史，究竟属于政治学、军事学、法学、经济学、宗教学、民俗学各个学科的分支，还是属于历史学的分支。凡此种种，既是21 世纪史学面临的“前沿”问题，也是写21 世纪中国史学史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趋势及其深刻的内涵，在相关学科发展中的位置，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应当包括中国史学自身全方位的发展，

　　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不仅包括中国古代史学的全方位发展，还包括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也需要认真总结现当代史学的发展，既要“纵通”，又要“横通”。

　　具体来说，中国史学史至少应该包括下面六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史家、史书、史学、史法、趋势以及制度。

　　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家的活动，特别史家的群体活动，可见其所处时代意识、普遍关注的史学问题、相互间的吸收借鉴或批驳责难，据以探知此时代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发展演进的总体态势。

　　史书，是史学成就的集中体现，综合了史家活动、思想意识、所记史事、取材范围、编纂体例、研究方法、传布影响，以及个人才识与“心术”，甚至可以窥其心路乃至某些“潜台词”的隐喻。

　　史学，是“史”之成学的历程，包括起源、演进、阶段划分、范围拓展、分支出现、与相关学科关系以及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形成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念的演变等。近代以来中外对于“史学”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需要仔细区分，不可笼统地以异域的“史学”概念来 “界定”中国的史学。

　　史法，是史学得以形成、发展的方法，包括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两大基本方面。史法的不断进步，推动着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没有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就没有系统的史书编纂和系统的历史研究。面对杂乱无章、零散无序的历史遗存，如自宋以来至20 世纪初的上千件彝器，除了当古玩鉴赏，对于认识历史几无所用。但当两周金文辞编排成大系、“二重证据法”广泛运用后，这些历史遗存便成为认识和研究古史的必不可少的依据。

　　趋势，既包括各发展阶段史学演变趋势，又包括梁启超所说“最近史学的趋势”或时下所云“史学前沿”，更包括某些具体史学现象或问题的趋势，如修史思想的演变、史志编纂的因革、史学分支的发展、疑古与辨伪的同步，等等。

　　制度，主要指修史制度，这是中国史学的独特处，确保中国历史资料积累、史书编纂的经久不衰、前后衔接。

　　……

《增订中国史学史（晚清至民国）》截至20世纪中，叙述中国史学变革阶段，主要特点是新旧、中外史学碰撞，包括增其新而不变旧、新史学兴起、史学更新新路向三小段。晚清史学开始突破昔日格局，跨出变革步履。20世纪初兴起发掘本土文化遗存、运用科学方法的潮流，推动中国史学迈开近代化步伐，以梁启超、王国维所代表的“新史学”两大基本路向，至40年代末形成两大史学主干——马克思主义史学团队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代表的群体，展示出随后史学的基本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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