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天津人民出版社大家写史系列之一。

　　中国近现代“个人写史”的典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写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打破了各种条条框框，原来历史也可以写得如此新颖。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着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本书插入几十幅图片，如八国联军侵华的明信片，外国画师关于历史事件的手绘图片等，可以辅助理解历史事件。

　　*全新精校本。

内容简介

　　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真的提倡改革吗？鸦片战争失败如此惨重，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像日本那样马上维新？我们对签订各种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偏颇？为什么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本该避免的战争？这本书会给你一一解答，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蒋廷黻认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作为每一个中国人，更应该了解这段真实原历史，太平天国的真相、为什么开放通商口岸、北洋海军的失败等等，近代化过程中这些耻辱是怎么产生的?实际上，很多伤痛或许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带给自己的。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2.7－1965.10.9），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楮塘铺（今属廉桥镇）一个中等农家。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他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蒋廷黻知识渊博，长于演说，讲课很受欢迎。他在南开主持历史教学长达6年之久，不仅把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带到南开，且吸收欧美研究资料和成果，一次比较系统地构建了南开西方史学的课程体系，在当时的大学历史系发挥了先导示范的作用。针对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蒋廷黻特别强调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的重要。他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南开大学附近的八里台村调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农民在城市郊区聚成村落的变迁轨迹，组织工厂调查团到天津裕源纺纱厂系统调查工人情况，对调查结果用科学方法进行排比，撰写调查报告。

目录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1.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2.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3.东西对打

4.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5.不平等条约开始

6.剿夷派又抬头

7.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1.旧社会走循环套

2.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3.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4.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1.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2.步步向前进

3.前进遇着阻碍

4.士大夫轻举妄动

5.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1.李鸿章引狼入室

2.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3.顽固势力总动员

4.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5.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6.军阀割据十五年

7.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2.欧洲人的蚕食

3.葡萄牙设法通商

4.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5.康熙帝的外交

6.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7.马戛尔尼来华

8.英国输入鸦片

9.鸦片战争前后

10.“抚夷”的难题

11.“剿夷”外交的代价

12.俄罗斯侵吞国土

13.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14.尾言

琦善与鸦片战争?

1.引言

2.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精彩书摘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洪秀全失败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受做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住，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1856），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称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冀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冀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冀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冀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政府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声援，二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政府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政府，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中华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中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政府，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清政府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地诚实地研究清政府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该知道清政府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第三，他怕清政府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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