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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首次系统梳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历史脉络和组织关系。特别是三期《文报》的发掘和披露，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内容简介

　　《“文总”与左翼文化运动》首次系统梳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的历史脉络和组织关系。作者发现大量新史料尤其是对《文报》的发掘和研究，阐述了文总在中共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声援下，顽强不懈开展左翼文化运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团结和协调各联的作用，直到1935年的艰难时刻仍在力图重整组织，勾画出中共党组织把握左翼文化运动方向，培养文化骨干队伍，将革命文化种子散向四方的历史面貌。

作者简介

　　孔海珠，女，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孔子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乌镇孔另境纪念馆名誉馆长。作品有《痛别鲁迅》《左翼?上海》《霜重色愈浓?孔另境》《聚散之间》《沉浮之间》《于伶传论》等20多部。

目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总成立的时代背景　1
第一节　中国左翼文化产生的两个要素　1
第二节　组织的联系和鲁迅的影响力　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决策　12
第四节　国内左翼革命组织的需要　13
第五节　文总分期的划分　15
第二章　文总的组织系统　20
第一节　文总与文委　20
第二节　文总成立时间考　24
第三节　文总各联的组织结构　25
第四节　文总与各联的协作关系　29
第五节　中国文总与各地左联、文总　32
第三章　文总的领导层更替　36
第一节　文总领导更替查考　36
第二节　文总的书记们　40
第三节　文总书记陈处泰　46
第四章　文总与左翼文化　64
第一节　文总对左翼文化的指导　64
第二节　瞿秋白参加领导工作　71
第三节　远东国际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　75
第四节　作家与示威游行　78��
第五节　勾命单和国际性的白色恐怖　84
第六节　机关报《文化斗争》《文化月报》《我们周报》　88
第五章　文总与《文报》　102
第一节　《文报》的风貌和内容特色　103
第二节　《文报》的意义和价值　109
第三节　《文报》主编考及其他　110
第四节　《文报》与Ｐ．Ｓ．追踪　113
第六章　《文报》内容考释　119
第一节　不可湮没的三封信　119
第二节　中国文协慰问病重的高尔基和鲁迅　132
第三节　首次披露悼念瞿秋白、何叔衡　137
第四节　可贵的《研究资料》和学习文件　146
第五节　国际视野中的报道、通讯和纪念　148
第七章　新文委的建立　153
第一节　左翼文化工作转向的“新纲领草案”　153
第二节　周扬和新文委的建立　157
第三节　新文委对上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164
第八章　文总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意义　170
第一节　萧三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70
第二节　鲁迅、茅盾帮助伊罗生选编《草鞋脚》　174
第三节　中国左翼文化的国际影响和时代意义　178
结束语　180
附录　182
《文报》新年号　182
《文报》第十一期　202
《文报》副刊《研究资料》第一期　246
代后记　《文报》的发现———一个传奇故事　278

精彩书摘

　　关于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这个组织，一般认为它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姐妹团体，它们有着一样的宗旨和方向。但具体情况究竟怎样，它的组织形式和分工，以及在国际范围内担任着什么角色，它的任务又是什么等等都不甚了解。笔者翻阅了中国的有关辞书，并请友人查阅俄文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均无这个团体的资料记载，这是很遗憾的。所以，关于这个团体和中国剧联有什么联系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是空白了。因此，当《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给中国剧联的一封信》，欣喜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它毕竟向我们打开了了解这个团体的通道。这封信的发现，客观肯定了这个团体的存在不是一两年，它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有活动能力、有全球影响的组织，并且继续在积极地进行发展组织的活动。它的指导能力也是无可非议的。关于这个组织的情况，有几点是重要的：U．R．T为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的英文缩写，成立时间不详，至1934年已“发展成一个广大的群众组织”。在莫斯科设总会，分会遍布欧美、东方二十几个国家。活动的方式分两个部分：一是“以戏剧的方法，来加强国际的联系”。具体表现在20余个国家的分会的戏剧、音乐及电影团体与他有联系。由分会组织演剧与音乐会等活动，或者由团体与团体甚至编剧者、导演者个人之间进行联系和交流。二是总会和分会出版国际性的机关刊物，相互报告工作的经验及活动，“最重要的是使世界的工人知道你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为革命艺术而斗争”。已经知道的出版物有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的《国际戏剧》、美国工人戏剧的机关杂志《新演剧》、荷兰的《LINAFRONT》、捷克的《DELNIETDTVADT》、法国的《SOENEOUYIUE》、日本的《PROT》6种。
　　开展这两项活动的目的，或者说活动的宗旨有三：“努力提高工人的文化及政治教育的水准”；“反映各地无产阶级的生活斗争”；“应用我们的政治路线，来推动革命的艺术”。第三点在当时的斗争环境下可以说是各国左翼戏剧团体最根本的立足点。正如信中所说的，有好几个国家都上演苏联的剧本，无疑是政治路线的需要，或是革命艺术的宣传工作的需要。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同时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它成立之初，已经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建立了联系，接受后者的指导。时隔四年，从这封信中可以了解，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在这之前并没有组织的联系。是什么原因促使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给中国剧联写了这样一封信，要求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呢？主要是中间有了个联系人。由于这个联系人在莫斯科联系上了这个组织，向他们报告了中国的戏剧、音乐、和电影方面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使他们了解到中国剧联的英勇业绩，知道“你们的艺术是配合着你们的斗争前进的，你们将证明你们的力量能够为将来的艺术而斗争的”。于是，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兴奋地说：“你们有着我们全部的拥护，全世界的集体的艺术家，戏剧家，音乐家，及电影工人的拥护”。这个“拥护”，化作具体的行动是“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把你们的英勇的活动告诉全世界的工人大众”。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国际的联系”。
　　建立国际的联系才是组织的保障。怎样建立国际的联系呢？这封信中提出了这样几个方案和活动方式：一是“找出一种方式，使中国的艺术家能够参加国际的活动”。为了做到这点，有一个互通讯息的问题，这要靠双方的努力。二是互相联系的方法很多，“或经过美国，或者经过日本，及其它各国”。三是通过各国分会的机关杂志。“我们把你们的经验及活动报告他们”，“使全世界的工人知道你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为革命艺术而斗争”。四是把重要的作品“翻译成各国文字、使各国的工人都能熟知”。为了做到这点，“请你们赠送这些作品给我们，或我们同他们（作者）个人建立关系”，而国际革命戏剧同盟也将赠送剧本、音乐及理论的材料给中国剧联。此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办一个组织手续，即“你们宣布为I．U．R．T的支部”。这样，中国的剧联成为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的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了。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考虑问题的周全而具体，他们不仅具有国际的组织经验，每布置一点都很切实可行，而且，他们的发展组织的热情在信中也随处能感受到。其中，关键的是，他们得到确切的报告，了解到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情况，所以有针对性地作出了联系的方案和指导。那么，这位在信中隐去姓名的×同志究竟是谁？笔者认为，这位×同志至少应具备这样几个条件：首先，他是剧联的成员，甚至是该联盟的核心人员，才能确切地知道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其次，他后来有条件在1934年左右到莫斯科，并能通过关系和国际的组织进行联系。只有亲身经历过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旨在推翻、动摇这样统治基础的戏剧、音乐、电影等活动，才能有详尽的报告的资本，从这封信中体现出了这位×同志的深刻体验和工作的热情。但是，当时中国剧联是不可能特意指派人员赴莫斯科寻求国际的帮助和指导。我认为，这个神秘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失踪在莫斯科的原中国剧联成员朱穰丞。关于朱穰丞，夏衍在《懒寻旧梦录》有重要的介绍：他原先只是一个话剧的爱好者，他是一家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生活比较富裕，他领导的辛酉剧社，最初是以“爱美”和“提高话剧艺术水平”为
　　号召的。辛酉剧社“难剧运动”的口号，上演过契珂夫的《万尼亚舅舅》（由袁牧之主演），尽管卖座不如理想，但他毫不灰心，更奇怪的是，1929年底到1930年，他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而且在1931年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他向我提出决定自费经欧洲到苏联去进修。不久，他就离开了他美满的家庭，自费到了德国，经过千辛万苦，于1932年以一个德国马戏团的丑角身份进入了苏联。……他曾在“莫斯科小剧院”当过助理导演。1936年在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失踪，从此就和国内（包括他的妻子）断绝了消息…通过上面的一段话，夏衍把朱穰丞的出身和对戏剧的贡献，以及他参加剧联之后的重要决定———去苏联进修戏剧的经过，以第一手材料介绍了出来，朱穰丞生平活动的国内部分也是迄今为止对他介绍最真实、全面的文字了。读了这份介绍，一位对戏剧有执著追求，全身心投入到左翼戏剧运动，并努力追求光明的形象跃然纸上。当时，苏联的戏剧是令全世界左翼戏剧人士向往学习的地方，朱穰丞离开美满的家庭，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到了苏联，他去寻找国际革命戏剧同盟，并向他们报告中国的情况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笔者访问了朱穰丞的女儿朱可常，她拿出了一份萧三写于1968年11月的材料，这份材料真实地记录关于朱穰丞到莫斯科后的一些活动，是朱穰丞生平活动国外部分的有力依据。现将萧三的这份材料作必要的摘录：朱穰丞大约是1933年到苏联的。他来找我时说，是上海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左翼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沈端先（现名夏衍）介绍的。朱自己是跟随一个中国人耍把戏的班子到法国，又到奥地利，然后单独来到苏联的。
　　谈起中国左翼文化文艺运动，他知道的多。他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和袁牧之共同导演过戏剧……我那时是“左联”的代表，参加国际革命作家同盟一部分工作，有“左联”的姐妹组织“剧联”的人来了，自然欢迎，招待他。……我介绍他到“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这个组织招待他，给他工作、住处等等。
　　萧三讲到朱穰丞到苏联的确切时间，朱穰丞知道不少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情况，以及是由萧三介绍朱到“国际革命戏剧同盟”，这个组织善待了他。这些都和×同志应具备的条件非常吻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了解的这段时间里，具备这些条件的在莫斯科的戏剧家、文艺家只有朱穰丞。萧三也讲到袁牧之和冼星海，他们“二人是1940年秋才去莫斯科的，当时朱穰丞没有看见他们”。至于朱穰丞以后在莫斯科的情况，据萧三在材料中介绍，“他后来进了中国党在莫斯科办的列宁学校。有时也进城来，记得来看过我，和我商谈修改翻译国际歌的歌词的问题，我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以后，萧也不知他的去向。

前言/序言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迄今已有80多年了。然而，回望历史，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在当时，这场文化运动声势浩大。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在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出版、文艺社科理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文化“围剿”，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有组织、有纲领地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一个标志，书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辉煌一页。
　　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既顺应了世界无产阶级左翼文化运动的时代潮流，也是出于团结广大左翼文化人、加强宣传工作的自身组织需求。这场运动涉及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影响辐射全国，乃至海外。它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主要秉承现实主义的文艺精神，反映底层民众的疾苦，传递社会呼唤公平正义之声，为兴盛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推波助澜，极大地推进了先进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就组织效果而言，左翼文化运动的成功发动与迅猛推进，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黑暗政治，有效地引领了社会舆论导向，使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对中国前途充满希望。
　　用政治学理论加以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对国民党文化统制的冲决，关涉文化话语权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如果着眼于统一战线的视角，这段历史还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实施统一战线的有效尝试。尽管受到从冒险主义到教条主义的两次“左”倾错误的干扰，党的文化工作者还是努力结合实际，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只团结下层人士的思维羁绊；当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他们迅速着手建立文化界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这整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尤为难能可贵。
　　以“左联”成立为发轫的左翼文学运动，使大革命时期萌发的革命文学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领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之路。正如左翼文化运动旗手鲁迅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高度评价：“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以及雕刻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左翼文化运动在文艺方面的突破，不仅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内容拓展，还在于形式方面的积极探索。同时期，左翼文化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先进文艺作品进行了大量翻译，开展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不但加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在社科领域激浊扬清，而且大大拓展了同国外左翼文化界的交流。此外，左翼文化运动还涉及语言学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等诸多文化领域。左翼文化运动呈现出立体多面的气象，且取得丰硕的成果，令人称叹不已。
　　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化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给后人留下诸多启示。这其中，党如何成功地领导文化工作，特别值得我们汲取历史经验。为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29年10月成立了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翌年10月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又成为党领导左翼文化团体的有力抓手。而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具体展开过程中，先后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联盟(“语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电影小组、音乐小组(又称“中苏音乐学会”)等社团，以及活跃其中的党团组织，更是不啻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前沿战斗核心，其间蕴藏着无限的政治智慧与文化历史密码。
　　为了深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研究，进一步提炼党史国史的历史智慧，借以资政育人、服务当代，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近年联手上海鲁迅纪念馆，组织开展了“上海左翼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该课题研究实现了党史职能部门与社会科研力量的整合，课题子项设置侧重分论各“联”与相关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关联。如此课题设计，在有利于发挥相关研究者的学科专长，推进左翼文化的各个领域研究的同时，不免存在着切割历史的缺憾，而事实上，跨界发展在左翼文化人那里并非个案，各“联”的互动也值得进行历史钩沉。尽管存有不足之处，该课题对于深化各“联”的研究，仍具有相当的意义；系列成果的陆续推出，对于推进上海左翼文化研究当不无裨益。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向这段历史投以深邃的目光，我们热忱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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