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一哲学沉思集》是笛卡尔重要的哲学著作，被看作近代西方哲学的奠基之作。在这部著作中，笛卡尔探讨了上帝存在与否，感官是否可靠，怎样寻求真理避免错误等问题。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力图使心灵摆脱感官，通过纯粹理智来获得确定的知识。他从“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的命题出发，推出上帝的存在和外界物体的存在，重新建立起心灵、上帝和物体的观念的可靠性。笛卡尔在书中所阐发的天赋观念论、身心二元论、理智至上论以及他对知识的确定性的追寻，直接引发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风潮，对后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他开拓了“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成为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其为“现代哲学之父”。他还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著有《*一哲学沉思集》《哲学原理》《方法论》《几何学》等。

目录

前?言 / 1

鸣?谢 / 4

简?介 / 001

致神圣的巴黎神学院院长和圣师们的奉献信 / 044

给读者的序言 / 049

六个沉思的概要 / 053

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 / 057

之于第二组沉思的反驳（节录） / 123

笛卡尔对“证明”和“推理”的运用 / 128

谈笛卡尔的方法 / 144

程序问题：分析、综合和笛卡尔的原理 / 164

科廷厄姆教授和笛卡尔的分析与综合方法 / 181

《沉思集》中的分析：对清晰明显的观点的探索 / 195

推理顺序中的本体论证明 / 229

名词对照 / 248

译后记 / 259

精彩书摘

谈笛卡尔的方法

——雅克·欣蒂卡

笛卡尔认为古代的数学家禁止出版社出版他们发现的主要方法，“因为他们恶毒的狡猾的心理，就像我们知道很多发明家不去公开他们的发现，害怕泄露了他们的方法……使他们的发现看起来毫无价值”。但是这些只向自己坦白的守口如瓶的人算是坦白的人吗？列在《规则》第二部分的真实规则只是《规则》苍白的影子，笛卡尔再也不可能完成这些，也不会在他的人生中出版这些。但是甚至是在《规则》中，笛卡尔的方法的意思也不是直接就能看出来的。笛卡尔的方法是什么，它在笛卡尔著名的梦境中戏剧性地被揭示，它的价值有那么高吗？笛卡尔真实的科学和哲学作品实际上算是什么？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会论证一个大家所熟悉的、表面上单调乏味的东西，它就是对笛卡尔自己的方法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应该建议大家把它看作各种分析方法，希腊数学中经常用到这些方法，从一些来源中可以看出它们可能是柏拉图发现的。在这个建议中好像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或者像小说一样的东西。的确，结果证明主要就是这些笛卡尔所控告（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希腊的哲学家们藏起来的分析方法（这列在笛卡尔对第二组反驳的答辩中，见102页）。“分析的”这个绰号通常和笛卡尔自己的几何学联系在一起，最初它被援引到笛卡尔平时的使用中和希腊分析法的系统化中，而不是“分析的”工具这样一些有现代感觉的词汇上，比如，提到“更高级”的分析，提到“分析的”，就是指代数和方程式的方法，或者是关于“分析”的功能。笛卡尔自己知道，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他用到的“只有分析，因为分析是最好的、最正确的教导方法”。在他对反驳的答辩（对《沉思集》）和这些反驳中，有几次笛卡尔和他的反驳者都自然地提到了“分析”。

此外，笛卡尔对分析法的信赖与所有近代早期主要的哲学家、科学家广泛运用这种方法的情况相比，好像只是一个特例。伽利略的方法经常被描述成由“分解和组合”构成，在《光学》（Opticks）的英文再版中著名的“询问”（23/31）这一节中，通过明显地提到同样的方法，牛顿着重介绍了他自己的方法：

就像在数学中一样，在自然哲学中也是这样，通过分析的方法调查那些较困难的事情应该在构图方法之前。这种分析包括在做实验和观察中，然后通过归纳法从中得到的一般的结论同时承认没有可以反对结论的反驳，然而这些是从实验或者其他确定的真理中得到。因为人们认为在实验的哲学中不包含假设……通过这种分析的方法，我们可能从材料的混合中开始，从产生他们的力量动机中开始；总体上说，是从原因的结果中来……这是分析的方法；综合法主要在于假设原因已经被发现并被确立为原理，从而通过它们解释来自它们的现象，并且提供这种解释。

在后面，我们将会有机会回到牛顿学说的解释中。很显然，牛顿认为他在《光学》中的工作和他在其他较困难事情上的调查都已经通过分析的方法开始了。

考虑到所有直接和非直接的证明，为什么最近频繁地拒绝鉴别是否是笛卡尔的方法就像古老的分析法的变体，或者对此不那么重视？根本原因好像是因为分析法的本质像希腊的数学家们所鼓吹和实践的那样，人们对分析法的本质还没有足够清晰的理解。在其他的事情中，人们还没有足够深刻地领会到这种方法在实践上的困难和在尝试用精确的哲学和逻辑学术语去描述它的困难。结果，哲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没有记住几何学分析法和有相似标签的其他方法之间的不同，他们也不可能掌握不同方向复杂的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古老的几何学方法在近代早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即使认识到笛卡尔方法分析的特点，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所能实现的来解释他的思想。一个极端的绝望的例子，失败驱使着这些学者们，这可能是盖德·布克达尔（Gerd Buchdahl）对笛卡尔的几种据说意义完全不同的“分析”进行区分的尝试。[

盖德·布克达克：《形而上学和科学哲学》（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牛津：布莱克威尔（Blackwell），1969］，118—141页。]

人们很容易因为笛卡尔分析法的简单定义而对许多学者和哲学家在此遇到的挫折表示怜悯。因为传奇的希腊方法不总是有积极明朗的一面，总是帮助我们理解笛卡尔在方法上的斗争，它经常会有十分模棱两可的地方和人为强加上的困难。

关于希腊的方法，我们真正知道些什么呢？不太多，然而足够反驳笛卡尔和他同时代的人所坚持认为的部分希腊人故意保密的理论。对这种方法仅有的大量详细的描述可以在帕普斯（Pappus）那里发现，如下所述：

现在的分析是从寻找的过程中得到的方法——好像它是公认的一样——按照它们的规则，通过它的伴随物，也就是在综合法中被承认的某些东西中得到。因为在分析中我们假设我们要寻找的已经找到，然后我们从它导致的结果中询问，后者的前提是什么，直到重新回到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的、之前就被排列好了的东西上……另一方面，在综合法中，我们设想我们在分析法中最终要实现的已经实现，之后，前提和后面与之相关的过程按它们的自然顺序排列，最后我们完成了这些事物的组合。我们把这叫作综合。[

《帕普亚历山大手册集》（Pappi Alexandrini Collections Quae Supersunt）I—III编辑，胡尔奇（Hultsch）［柏林：维德曼（Weideman），1876—1877］，2：634。]

帕普斯继续区分两种分析法，理论上的和有疑问的。对于前者，我们寻找理论的证明，对于后者，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解释。然后他简洁地描述了这两种分析法的特征。

对于分析和综合的描述，释义上的困难是什么？这种方法是怎样发展的，以致笛卡尔和牛顿的方法都屈服于此？我之前已经和安图·里米兹（Unto Remes）讨论过古代方法的解释。在这里我仅仅总结了一些主要的方面，尝试着将他们和笛卡尔联系在一起。[

雅克·欣蒂娜和以撒·里米兹：《分析法》（The Method of Analysis）［多德雷赫特（Dordrecht）：德尔（Reidel），1974］，“古代几何学分析和现代逻辑学”是罗伯特·科恩（Robert S.Cohen）和其他人所做，eds，《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记忆中的论文》（Essays in Memory of lmre Lakatos）（多德雷赫特：德尔，1975），253—276页。]

1. 帕普斯好像用数学启发法描述了一种假设——演绎方法。根据这种方法的解释，人们假设了期望的理论（或假设已经实现了期望的解释）并且一步步地研究这种假设的逻辑性结果。无论如何，对帕普斯的说明始终如一（或者几乎是始终如一）的解释是分析法包含在寻找前提中，从这个前提中可以导出期望的结果。[

欣蒂娜和里米兹，《分析法》第二章。]

无论如何，事实非常明显，后来的许多讨论在这一点上都有相当多的困惑。帕普斯自己也不能完全免于困惑，像他对于理论上和问题上的分析所出现的不同结果的解释。如果分析法包含在寻找合适的前提中，那么最终会得到一个足以证明期望结果的确定真理。如果分析法包含了一系列推论，那么就不可能去反驳它。无论如何，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和帕普斯好像说过的相反，除非分析法包含的是一系列等值的东西。但是这会通过附属的证明被排除。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分析法中所有步骤的可变性只有在随后的综合法中被确定。

帕普斯所认为的分析法的方向的不确定性，在后来的很多描述和分析法的应用中再次出现。

2. 更复杂的是帕普斯对分析的逻辑和哲学描述和他自己的数学实践，与通常的希腊数学实践都不一致。在那些实践中，几何学者假设之前那些定理的结合是先前那些暗示的具体形式，因此，几何学原理相应地就是那些暗示的具体结论以及经过调查的这三者相结合的结果。

当然，并不能确定过程可以反向进行或者过程转变成所期望理论的一个证明。这解释了帕普斯描述的一个重要部分和古代数学家们的实践的一致特征，就是说，在古代数学分析法中，综合总是紧随其后，这是一个定理的普遍演绎证明。的确，我们可能应该说分析综合法而不仅仅是分析法。笛卡尔通过自己在几何学综合法中看到的事实中发现了一个继分析法之后的领域。

很明显，笛卡尔认为分析包含了演绎的推论。通过比较笛卡尔对《沉思集》的描述，这被强烈地认为是他在《规则》解释的分析程序，表达在“我存在，因此上帝存在”中的关系是必需的，同样地，对于“我在思考，因此我有一个直接来自身体的思维”也是这样。以同样的方式，他也表明相反的暗示不能存在。因此，分析的步骤不能仅仅为了获得综合法而根据笛卡尔的意思改变。

根据普遍的观点（我们看到牛顿已经这样表达过），分析是从“结果转移到它们的原因上”，这很容易使人们将笛卡尔在《沉思集》中的程序看作分析。笛卡尔从他存在的确定性开始，在《我思》中揭露了他的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这样的观点。这是怎样得到的？为什么？用一个有影响力的存在的原因定义任何事物的存在，这一步让我们很感兴趣，即使是从一个词汇的延伸意义上讲（在稍后面一点，HR II，112，笛卡尔将事物正式的原因和它的必要性质放在一起），根据笛卡尔所洞察到的，他确定他存在是因为他的思考活动，这和我对《我思》中“表述行为的”的解释非常一致。[ 雅克·欣蒂娜：《我思，故我在：推论还是性能？》，载《哲学回顾》（Philosophical Review）71，（1962）：3—32。]

同样地，笛卡尔在《沉思集》中说我们心中上帝和完满的观点是所有其他观点的首要原因，因此，上帝存在。

通过在《沉思集》中笛卡尔用到的分析法，我认为包含了逻辑推论的分析的观点只是他所指的一部分。然而，同时我们看到笛卡尔并不清楚他自己的方法的逻辑。当他将他的论证的梗概转变成一种综合（推理的）形式（HR II，52—59），他的思维主线和在原始的《沉思集》中是一样的，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与后者相反。比如，上帝存在从“上帝存在于我们心中这仅有的事实”中再一次被证明。因此，笛卡尔对分析法和综合法之间关系的观点很不清晰。他几乎不能坚持认为通过转变分析法中几个步骤的方向就可以得到综合法，像帕普斯所声称的那样。当与笛卡尔逻辑推理的方向比较时，分析法方向的不确定性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像已经发生的那样，以所谓的“笛卡尔的循环”的形式进行。

除此之外，在经验主义科学中，笛卡尔对他的程序的描述和他在形而上学沉思中的方法并不一致。因为，在前者中，出发点、结果据说是从他们的原因中“推理”得出，因此和《沉思集》相比，就是逆转了笛卡尔声称的逻辑暗示的方向。更早些时候，笛卡尔也说过原因和结果可以“相互证明”，因此，确定了他在《规则》的哲学（和神学）文本中否定的这种可转变性。这些标记也不是临时的注解。他们是笛卡尔对他的循环辩解的一部分。总之，笛卡尔几乎不能回避控告，只要涉及分析法的方向，就要提到这一困惑。

3. 当人们从分析转移到综合时，无论如何，仅仅步骤的次序的逆转对于像帕普斯那样头脑简单的人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需要辅助解释。为了证明几何学定理，运用那些在解释定理的数据中被描述的几何学目标通常不够。新的几何学目标不得不被“构造”，就是说，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它就要被拿来论证。在别的地方我已经说明了对这些辅助的个体的信赖可以被看作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在几何学证明中而且在一般的推理论证中都很重要。[

雅克·欣蒂娜：《逻辑学》（Logic），《语言游戏和信息》（Language Games and Information）（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73）。]就像莱布尼茨指出的那样，几何学中“最伟大的艺术”经常包含在找到最好的解释的过程中。当不能预知这些一般的“辅助解释”时，一个推理的理论就不能确定。

接下来，在一个分析中，这些辅助性解释一定要被认为是已经在其他论证之前被证明了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通过分析找到期望的证据。但是通过同样的注解，这种解释最终没能在相应的综合法中被证明。因此，在综合法中必须涉及更多而不仅仅是越过相同步骤中相反的规则，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法中所采取的方法一样。

关于这一点，在笛卡尔之前的分析方法理论家中没有人清楚。笛卡尔同样很少关心这个问题。在希腊几何学实践中，最初的分析法本身（“分析法”的狭义理解）从“解决”中来，在此，确立了必不可少的辅助性解释的可行性。[ 欣蒂娜和里米兹：《分析法》第六章。]

4. 显然，我们还没有发现经典分析方法和笛卡尔的方法之间的主要环节。为了看到这个环节，我们要问的是关于古老的几何分析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什么。它是这样的问题“几何分析法分析的是什么？它在这个过程中正在分析，即拆开的是什么？帕普斯的文本可能会指出，正在被仔细分析的是推论的飞跃，从“给定的”可假定的公理和早期的定理到将被证明的定理（在问题代替定理的情况中也类似是这样）的飞跃。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事实上，它会将几何分析方法同化到其他类型的分析中，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减少三段论论证的观点被比作一些最小的推理步骤。分析在这里的意义是命名了亚里士多德的先验（prior）和后验（posterior）的分析学。在中世纪，关于分解和合成的大多数讨论属于亚里士多德传统，而不是几何学传统。因此，希望看到在中世纪早期的现代科学家的分析方法或者关于合成和分解的复兴，这是误导人的。比如，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者，像艾伦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约翰·兰德尔（John H.Randall）已经声称要在贾科莫·萨巴瑞拉（Giacomo Zabarella）和帕多瓦（Paduan）其他的亚里士多德学派中找到分解和合成的伽利略（Galileo）方法的预感。然而，在现实中，分解和合成的帕多瓦观点植根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因此伽利略把几何分析当作一般的科学方法的范例，这从根本上让人感觉很陌生。[

尼古拉斯·贾丁（Nicholas Jardine）做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伽利略的真理之路和证明的倒退》，载《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7（1976）：277—318。]在许多地方，我们必须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程序的方向问题和三段论的出色分析，从关于物理或数学的结构材料相互依赖的几何问题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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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是公元前325年亚里士多德根据他和他的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政治法律制度的调查结果写成的。这是古希腊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政治问题的著作。亚里士多德在书中论述了国家（城邦）的目的、起源、产生、衰败及保全的原因，政体的分类、变革和维持，理想城邦及其构建，公民的教育等。本书无可争议地成了西方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了解当时古希腊社会的状况，古希腊人的政治、法律、伦理、教育思想等，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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