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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政策制定者，相关领域研究者，学生
　　L型增长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宿命？
　　整个世界都会走进增长乏力的窘境？
　　“聪明政府”的时代已经开启，谁能率先撬动隐秘的巨额公共财富，使之成为治疗经济不景气的一剂新药？
　　经济不振、债台高筑、腐败、公共资产管理缺失、基础设施投资不善……
　　《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一一开出良方。

内容简介

经济不振、债台高筑、腐败、公共资产管理缺失、基础设施投资不善……当世界大多数政府都在焦头烂额之际。本书作者们抛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解决方案——挖掘并撬动巨量而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
在本书中，作者不但为债台高筑的政府们指点了巨量而隐秘的公共财富的藏身之处，还提出了管理公共资产的新思路——在“卖”和“不卖”之外的第三种办法：拨出特定的资产，成立“国家财富基金”，以避免政治上的干预，获得专业的收益。
本书在国家公共财富的管理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敦促政策制定者和各界重视公共财富问题，更展示了管理公共资产的新思路，为各国政府解决债务问题及经济发展原动力方面提供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指导及案例解读。

作者简介

邓达德，曾任瑞典国有企业斯塔腾董事长、瑞典工业部主任，领导瑞典国有商业资产迈出了转型第一步，在管理公共资产方面经验丰富。现作为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主要服务于亚洲和欧洲的企业、房地产及金融等领域。

斯蒂芬·福斯特，瑞典改革研究所总经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关注创新改革领域的智库），曾任瑞典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发表并出版过诸多文章和书籍。

目录

前言
１ 公共财富能为你做什么？
几十年来，支持公共所有权的人们和那些将私有化推崇为唯一解决之道的人们之间，一直肆虐着一场奇怪的战争。在我们看来，双方的论点都太偏激了，他们多少都忽视了一个更重
要的问题———公共资产管理的质量。这种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公共财富能给它的所有者———所有公民———带来的价值。
２ 反噬：劣政的代价
如果国企的管理水平不如私营企业，这是不是意味着拥有较多国企的国家经济运行水平低下？通常我们不能这么轻易下结论。
３ 国企经营不善如何拖垮政治经济
海量的公共财富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国家的腐败，但即便在先进的民主国家，形式上较为温和的合法腐败行为也屡见不鲜。
４ 公共财富的规模与潜力
更好的管理可以给公共资产带来更大的资本利得。年回报率增加一点点，当期价值就可以增加很多。当然，对公共资产的估值应建立在当期回报基础上，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
５ 政治家要为消费者代言，而不是充当准资本家
政府具有三重身份：一为规则的制订人，二为规则的执行人，三为资产的所有者。这就产生了一种风险，就是政府往往会浪费国有企业得到的种种优待，偏向企业员工的利益，而不
是消费者的利益。
６ 公共财富管理改革的早期尝试
国家应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既然已经任命了董事会，政府官员就应少管闲事，让业务更加透明。有些时候，让公司上市成为强迫它们运作透明、遵守会计
准则的手段。
７ 领头羊瑞典：从积极参与到逐步放手
在试验开始之初，很多观察家对于瑞典这种对公共资产管理进行细分化管理，而不是继续走全面私有化道路的想法抱着怀疑的态度。然而，当重组方案进行到一半时，美林证券认为，
改革将会对瑞典的总体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８ 新加坡的创新：又抓又放的监管政策
将监管商业资产的任务外包，目的是为了让政府能集中关注更重要的经济议题，同时，还可以鼓励纪律严明、独立运营的控股公司去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回报。
９ 价值货币化：既推进民主又提高收益率在公共财富管理领域，最先进的政府并不包括美国，而是在亚洲，以及欧洲几个有限的国家。驱动因素可能包括这些国家的规模，以及对于这场竞赛的本质的认知。
１０ 向国家财富基金转型之路
设立国家财富基金，能有效运用各类在私营行业中比较适用的管理手段。但对大多数政府来说，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不仅并不平坦，而且充满了挑战，政治考量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取
舍也层出不穷。
１１ 创造价值的策略
商业资产的专业所有权与管理需要一个３６０度封闭的制度框架，使政府能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从一个纯粹的财务角度进行干预。
１２ 关于未来国家财富基金的经验教训
所有者（政府）和国家财富基金之间的合同关系，应仅限于政府或议会向该国家财富基金任命董事会成员及审计师，建立总体目标和战略，以及商定分红政策。
１３ 都想立刻修好通天大道，造得起么？
数十年来，大多数国家在公路、铁路和其他公共交通，以及供水、废水处理和电网等急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不足。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在政治过程中多优先考虑短
期项目，而不是长期投资。
１４ 公共利益：从腐败到有效监管
小幅的改革步伐是可行的，有些国家也正在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通过这些改革，政府官员可以不再直接染指公有财富，这就帮助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民众身上。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新国富论》：
　　所以，太多的时候，公共资产管理并没有给民众带来最大的利益。在那些政府无需民选的国家，或者完全的财阀体制下，这种现象无需大惊小怪。可是在很多民主国家里面，相关决策也没有体现人民的愿望或最大利益。政府是否设立制度化治理会导致不同效果。以希腊和瑞士为例，它们在地理上相去不远，体制上都是民主国家。但瑞士拥有强大有效的制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希腊因为其制度失灵，则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在本书中，我们主张在政府不能直接掌控公共财富的前提下，民主制度最有可能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并不表示所有财富都应该私有化。私有化进程充满了各种诱惑：短期利益，裙带现象，彻底腐败，互相矛盾的规章制度，以及把资产低价出售以换取既得利益，等等。
　　从某种程度上说，有效管理的技巧可从最好的公司管理方法中借鉴。例如透明化管理、正确的财务制度及准确的资产负债表。①我们将用大量的实例来证明，有效的管理技术会带来巨大反差，私营企业，尤其是竞争环境里的企业里都普遍采用这些技术。当然，公共资产管理必须放在政治环境中进行，有时候要把社会目标放在投资回报之前。本书的主要篇幅旨在分析政府在政治驱动下，通过建立制度来支持公共资产的专业化管理。
　　对公共财富商业化管理的抵触情绪，与历史上对体育运动职业化的抵触可谓如出一辙。奥林匹克运动会长期秉承业余体育精神的理想，直到2l世纪初期，才跟其他主要体育盛会一样开始接受职业选手。今天职业选手将几乎所有的运动都带到了新的高度，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一系列产业。
　　与此同时，不少人也对职业体育中一些看上去有些过分与误导性的奖励措施发出哀叹。而对公共财富管理而言，关键是要把最佳的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与能够确保实现该国社会目标的机制紧密结合起来。
　　将公共财富管理移出政府的直接管理范畴，能让政府集中精力在国家的治理上，而非管理一些公有企业。他们可以抽身出来，公正地与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结盟，监督市场表现，并在必要时采取监管措施减少市场失灵。公共商业资产管理的“圣杯”是一种将管理与政府的直接责任剥离开的体制安排，同时鼓励积极的政府监管以求生成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的价值。一个能取得上述目标的体制结构，同样能为民主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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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早就已经呈现在每个普罗大众的眼前。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将近十年，世界仍然一片混沌：过度负债，巨额财政赤字和极其缓慢的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老龄化速度加快，给目前这个多极化世界的新秩序带来了种种不安的因素，与之相伴的还有至少低于其潜在产能五分之一的增长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也面临着增速放缓，债务迅速膨胀，资本流动动荡，以及贸易、投资和就业机会等急剧下降的严峻局面。另外，几乎所有国家还面临着以下诸多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变暖，社会收入和财富差距巨大，可能摧毁就业机会的技术突破，人类迁徙，以及关于恐怖主义、领土冲突和公然爆发的战争等地缘政治风险。
　 　 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代，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寻找可以重振未来的解决方案。20世纪30年代，当世界面临大萧条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给大众带来了免于恐惧的希望，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刺激和投资来干预市场。当21世纪拉开序幕，在第一个十年里，市场上充斥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担心政府已经变得过于庞大和低效。有鉴于这种担心，削弱财政政策、加强货币以及监管政策的做法大行其道。当然，我们现在认识到，这样的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于是公众开始再次讨论加强财政政策的可能性。
　 　 关于在保持经济增长、就业和稳定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争论，其核心在于财政赤字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政府收入（其中大部分是税收）是否可以一直远低于政府支出（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国防和管理成本上）？
　 　 除此之外，公共资产负债表是否处于可持续状态？
　 　 欧洲人率先执行了1991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财政缺口限制为GDP的3％，而主权债务规模则限制为GDP的60％。但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违反了这些限制：经合组织（ OECD）国家的平均债务水平达到GDP的近100％，而日本等一些国家名下的总债务规模已然超过其GDP的200％。
　 　 当我们担心债务负担时，我们往往只关注政府的征税能力。民主政府害怕失去公众的支持率，因此总是抵触加税。另一种减少债务的办法是利用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将某个通货膨胀比率设为目标 ——不是消除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降低政府和家庭的债务水平而提升通胀。
　 　 然而，对许多主权资产负债表来说，另外一面却几乎被完全忽视了。就是大多数政府，包括一些债务最重的国家，往往拥有出奇丰富的资产，并且往往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它们包括国营行业留下来的明显的“遗产”—— 机场、港口、发电站和公共交通系统。还有更多不是特别显眼，却更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拥有的大规模财产投资组合，或者大片广袤的土地以及知识产权，它们都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
　 　 最近《经济学人》杂志估计，这些资产可能价值高达9万亿美元，约占经合组织（OECD）主权债务的五分之一。
　 　 在这本书中，邓达德和斯蒂芬?福斯特做了一个简单的观察：如果我们真正地管理好这些公共财富，我们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为所有人提高整体福利。
　 　 第一个挑战是让这些公共资产透明化，弄清楚它们“到底有多少，位于何处，以及质量如何”。一篇201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文章估计，政府资产负债表内的非金融性资产平均占到了GDP的67％，这一均值的分布在各个国家的差异非常大，日本和韩国超过了GDP的120％，而瑞士和中国香港仅为25％。
　 　 这些数字毫无疑问地被大大低估了。在邓达德和福斯特看来，我们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因为大部分的国家资产事实上隐藏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之中。它们或者是因为既得利益的关系，或者仅是因为不受重视而没人去评估，从而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以外。
　 　 一旦投入拥有商业头脑的专家之手，这些国有资产可以为政府开辟大量新收入。先不用考虑单独私有化的问题，仅仅是管理好公共商业资产，依据作者的估计，就能产生每年约2.7万亿美元的收益，比目前全球花在基础设施、交通、电力、水务及通信上的支出还要高。
　 　 最关键的是让这些资产处于专业管理之下，并且与政治家、政策制定者保持距离，与短期的政治利益绝缘。这可以通过将相关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转移给透明、专业的资产开发公司——国家财富基金来实现，该基金对纳税人负责，而不是对现有的政治利益负责。管理基金的公司可以通过积极的所有权，开发所有经营性资产，提高其销售价值——确保经由许可才能进行土地开发，将低效率的商业资产合理化经营，或在一片土地被出售前改善其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土地的价值。这并不是直接的大甩卖，而是一种对纳税人资产进行适当管理，以最大化其价值的更为合理的方式。有些资产甚至可能长期留在公有制体系内，经由妥善的管理，为纳税人产出不菲的收益。
　 　 这些听起来很难，但它已经在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和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瑞典有着相当成功的运作。
　　　 2015年该书在国外出版时取得了巨大的好评。中国版亦可谓非常及时，因为它提供了运用国际经验以改善中国公共资产管理的可能性。
　　　 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博士和他的团队完成的工作表明，2013年年底，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显示，政府并不是净借款人或债务人，而是掌控了相当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在2013年底，中国有691万亿元人民币的总资产，以及352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57万亿美元）的净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国的净资产是8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9%。
　 　 当然，在中国，政府的大多数净资产是房地产，而在美国，金融性资产占了较大的份额。然而，就不同政府级别而言，中国中央政府的净资产占GDP的42％，各级地方政府（省、市、县三级）的净资产则高达GDP的123％。这意味着，这些资产的回报率如果提高1％，将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贡献1.6个百分点。考虑到目前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约为6.5％，增幅是相当可观的。
　 　 让邓达德和福斯特的书凸显价值的，是它改变了产生增长的传统方式——即要求私营部门做得更多，以缴纳更多的税款。管理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财富，可以更好地改善整体经济增长，为创新和变革解放出新的资产，并创造普遍的工作机会。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公共资产，否则我们只会对负债情况做出误导性判断。在关于经济复苏能力的判断上，这一点可谓是核心所在。
　 　 我大力推荐这本书，因为在“如何更好地管理国有和公共资产以实现中国梦”这个目前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上，本书能够提出非常重要的启示和贡献。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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