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海内外史学界公认的“民国史长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珍藏内容大陆首度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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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从甲午到抗战》《十四年：从1931到1945》《冯玉祥传》《陈布雷回忆录》再续辉煌！

2. 本书辑录台湾《传记文学》所载抗战亲历者的回忆文章，所有文章都是首次在大陆出版，价值极高！

3. 所辑文章包括何应钦、张发奎、宋哲元等国军高级将领参与指挥决策的回忆，也有一些参与具体战斗的中下级军官对战场细节的回顾。从宏观到微观全面讲述了抗日战争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4.本书选取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对日受降五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亲历者的回忆，让读者对全民族十四年的抗战有一全面深入的了解！

内容简介

本书辑录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所载的抗战亲历者回忆文章。这些亲历者既包括何应钦、张发奎、宋哲元等国军高级将领，也有参加过大小战斗的国军中下级军官。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始，中华民族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抗战。本书选取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对日受降五个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战争亲历者的回忆，用第一手资料为读者解密不为人知的战场细节，近景重现中华民族的悲壮史诗。

作者简介

《传记文学》杂志，由刘绍唐先生一九六二年六月创刊于台湾。杂志一向秉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超党派、超政治，摒弃旧有“完人思想”与“偶像崇拜”的框框，为现代史与传记文学开拓一个宽阔的领域，是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民国史长城”美誉。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总司令、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张发奎（1896—1980），又名逸斌，字向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9月2日出生于广东韶关始兴县，客家人，著名爱国将领及抗日名将。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总司令、兵团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方面军司令官等职，率部参加过淞沪、武汉、昆仑关等战役，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目录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

王铁汉：“不抵抗”的抵抗

　　　　——沈阳北大营守军团长关于“九一八”的回忆 /002

宁恩承：“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话沧桑》外一章 /011

刘博昆：“九一八”噩梦录 /032

John B. Powell　原著　尹雪曼　译：美国记者笔下的“九一八”（节选）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持人鲍维尔回忆录》之一七 /049

李　璜：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义勇军（节选）

　　　——《学钝室回忆录》之一章 /058

顾维钧：“九一八”前后与张学良的接触 /074

刘健群：回忆马占山将军 /087

第二 编　七七事变

刘汝明：七七抗战与二十九军

　　　 　——纪念卢沟桥事变二十七周年兼悼二十九军诸老友 /096

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 /113

刘健群：我与宋哲元将军的几次交往 /121

宣介溪：追念宋哲元将军 /131

宣介溪：宋哲元与特殊的二十九军 /140

宣介溪：宋哲元将军的遗憾 /151

刘振三：从廿九军的起源说到宋明轩先生的为人 /154

刘振三：关于陈觉生及七七抗战的序幕 /162

张子扬：我与宋将军的一段工作经验及其报国的决心 /165

叶逸凡：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169

陶希圣：平津学界与廿九军 /171

楼兆元：记忆犹新的宋哲元的一段谈话 /183

宋哲元：同甘共苦就是团结一致的真精神

　　　　——二十六年四月召集冀察政委会及所属各委员会职员讲话 /186

第三编　淞沪会战

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 /190

张发奎：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 /209

王公玙：抗日初期国军守浦东的回忆

　　　　——并记我所知道的张发奎将军 /216

张柏亭：八一三淞沪会战回忆 /231

曾虚白：“八一三”忆往 /250

第四编　台儿庄战役

侯象麟：第二集团军台儿庄战役实录 /262

黎东方：台儿庄之战 /276

王仲廉：台儿庄战役的回忆 /290

萧自诚：台儿庄大捷忆往 /300

郭学虞：张自忠、李宗仁与台儿庄大捷 /304

崔万秋：日本记录中的台儿庄之战 /312

何应钦：台儿庄战斗与徐州会战 /336

第五编　对日受降

何应钦：对日受降签字二十周年感言 /340

刘本厚：第十一战区北平受降典礼实录 /343

赵光汉：抗战胜利空军受降亲历记 /358

石美瑜：审判战犯回忆录 /363

吴相湘：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 /378

精彩书摘

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

张发奎

淞沪战争的征候，到了八月九日才开始发现。当时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的江面，并运到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随即令武装士兵闯入我虹桥机场滋生事端；同时，更要求我方撤退驻沪的保安队。这一要求，经我方严词拒绝，敌方遂于十三日正式揭开了淞沪大战的序幕。

在这次战役的前夜，最高统帅部适时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将军担任指挥左翼的部队，我担任右翼军总司令；另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各师，张銮基的独立旅及炮兵第二旅第二团编为第八集团军。集团军的总司令也由我兼任。同时，刘建绪将军的第十集团军，亦奉令加入右翼军的序列。

我奉命后，即令张銮基旅推进浦东，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务；令李师移动于上海方面，策应左翼军作战；并令刘尚志推进至松江附近，以为集团军的预备队；刘建绪集团军则由衢州附近向杭州推进，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十三日，敌我在上海的警戒部队发生战斗，我左翼军按照原定计划，即开始攻击行动。经过数日的战斗，因为没有摧毁坚固防卫工事的火器，同时又缺乏街市战的熟练经验，我左翼军的部队虽曾一度进出于汇山码头，但终不能摧破敌人的整个防卫组织。

我所指挥的右翼军方面的情况，是比较沉寂的。因为在南市方面，隔离着一个租界地区，浦东方面又隔离着一条黄浦江，所以就没有成为作战的重点。但左翼方面却不同了，战况是紧张的，因此，我必须用各种方法给予策应和支援。我除将阮肇昌师增援左翼军外，也不断地以炮兵在浦东的洋泾附近袭击敌人的侧背，来策应左翼军方面的作战。

我浦东方面的炮兵对敌人的袭击，也确曾发挥过相当的威力。因此，在当时就被一般人过誉为“神炮”。它不断打击敌人的“出云”旗舰，轰击虹口的日军司令部，使敌人不断地感受着威胁。敌人为谋消除这威胁，曾采取了种种的侦察手段，不间断地出动飞机，企图搜寻我炮兵的阵地，毁灭我炮兵的力量。但他们始终无法找到我们炮兵阵地，更无法制止我炮兵每天黄昏和夜间的袭击。

炮兵阵地的位置，是在浦东洋泾附近。为尽量发挥威力及避免敌方空军的威胁计，当时就在对岸设了一个秘密的观测所，利用海底电线的通信，协助我们指挥炮兵的射击和修正弹着的偏差；同时，炮兵的活动时间，常在黄昏和夜间。白昼，我们就把各阵地巧妙地伪装起来，或将各炮移动藏匿于沟渠和竹林的深处。因此，在这战役的全部经过中，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我们阵地的位置。我对这几门炮，当时是非常爱护，不但常常亲自去指挥射击，并且在这次会战终了的最困难的时期，也还用尽了方法，把它们全部安全地移转到后方去。

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曾有过一次几乎全被敌机摧毁的教训。当时有几位新闻记者到战地访问，他们要求去看一看“神炮”的雄姿，经过炮兵营长的许可，同到竹林隐秘的炮兵阵地里，并在那里拍摄了一些照片。次晨，他们将访问战地的详情披露于报上，并且连炮兵阵地的照片也一并刊登了出来。当天早上，我在《时事新报》上看见了这详尽的报道，即认为这是一个不应泄露的军事消息，并且认为这消息于我们的炮兵阵地将会发生不可测的后果，因此便立即命令该营长迅速变换各炮隐秘的位置。到中午，果不出所料，敌方便出动了空军，把所有洋泾附近的竹林都炸光了，致令附近的居民也无辜遭受很惨重的损失；但侥幸的，各炮依然无恙。事后，那位炮兵营长即被撤差，那负责的新闻记者也受了处分。这事，对战地新闻不慎的报道是一个教训，同时也说明了一个军事指挥官对细微的事，也须时时刻刻做密切的注意。

所谓“神炮”，说来也许一般人不会相信，我们所有的，只是六门“博福斯”山炮而已。假如能够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我深信对这次会战将有更大的帮助，因此，我最初便建议统帅部，主张由乍浦附近海岸赶筑一条可以运输重炮兵的临时公路，直达浦东，效法海岸游动炮兵的使用方法，调集一部重炮兵使用于浦东方面，但统帅部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到八月二十二日，战事即开始转入更猛烈的阶段。敌军增援部队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以及第一师团、第八师团之各一旅团当天即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并即向我左翼军方面之宝山、罗店、浏河线进攻；同时，对我右翼军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也采取积极的行动。我方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增援部队，投入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猛烈火力做阵地的战斗，情况特别紧张。是以，我方对原来预期以攻击的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不得不加以修正，而转入以纯粹防御战的阶段了。

那时，最高统帅部坚决地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便尽量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京沪、沪杭两铁路的军车，遂日夜不间断地奔驰，把一师一师的部队送来，加入填补火线，其情况好像一九一六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急，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但敌人的装备和战术及战斗力各方面，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的空军力量更占了绝对的优势，他们大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程炮也发挥了很大的火力；而我方仅有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一切器械也比不上敌人，战斗的不利，是可以想象的。为着企图避免这过巨的牺牲和改变这不利的状况，我常常竭尽智虑去搜求战斗的真相，推断未来的状况，及研究歼灭敌人的策略。我不断地考虑：如果没有可以改变这不利的形势的策略，如果以大量的战斗力投入这方面的决战，而没有胜利可操的把握，则我们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考虑加以修正？经过了二旬的战斗，我的结论是：在我军的现存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我和张治中将军即建议于最高统帅部，主张对上海作战使用兵力的最高点，应做一个精密的数字计算，并建议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压制当面的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须先以十个师的兵力预先占领苏嘉、吴福线之既设阵地，以为第二抵抗线；此十个师的兵力除非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而使用。我们二人并明白表示，愿自接受敌人攻击之日起，负责固守此既设阵地三个月时间的责任。

但最高统帅部不赞同这建议，它的意见认为上海是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又因当时敌人的增援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况亦有时稍为沉寂，于是，有些将领便为此种情况所眩惑，以为敌人的攻势已至顶点。就是冯玉祥将军，亦有“淞沪方面的战况已经稳定了”的判断。

可是，到九月中旬以后，情况已有了变化。敌人大量增援，我们发现其第一、第三、第六、第八、第十一、第十六、一○二、一○六、一○七、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的番号，估计其兵力约在二十余万，炮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其在淞沪与我决战的决心，也益加明显了。

此时，我方的部署亦有所变更，原左翼方面改划成两个分区，以薛岳将军担任左翼，朱绍良将军担任中央，与我右翼相连系。左翼方面自九月上旬以来，战况已逐渐不利，阵地亦逐渐后移，虽后援部队逐次加入，亦仅能维持“寸土必争”的状况。

我右翼方面的战况，尚没有任何变化。敌人虽迭次企图排除我浦东对其侧背的威胁，但在我将领严密戒备之下，敌人几十次的登陆行动都没有成功。不过，我常常顾虑敌人如在左翼军正面突破企图不能成功时，他们可能采取侧面的迂回行动，因此，我右侧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的地区。当时我有一个直觉灵感和历史的回忆，就是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人曾经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浙境，如果敌人以历史做依据，这段历史实有重演的可能。同时，在战术上的判断，那里也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那里海岸有四十英尺以上的水位深度，又有利于登陆运动的沙滩及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

为了这个侧面顾虑，我曾亲自实地侦察那里的地形，并在那里配置了一连炮兵和一营步兵，再三叮嘱他们对海面做特别戒备。同时，我又命令他们编组了一队渔船，远出海面从事广远的搜索。为欲彻底明了实地的情况，我亦常亲自或令幕僚至沿海地带和浦东方面巡视警戒部队和火线的战况，并把全线的防御组织严密起来。整个右翼方面，虽无特别紧张的情况，但我必须在缜密戒备方面努力，使统帅部可以集中全力于左翼和中央方面的作战，免去了对右翼方面的忧虑。

整个十月的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左翼军方面，十月下旬，敌人以全力攻击我左翼军阵地，决战的时期已经到来了。战地悲惨的景况，亦一幕一幕地呈露在我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继续地向前进发，他们由后方输送到战地后，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加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好像雨点一样散落在我们的阵地。我们的炮兵在数量与火力上都无法与敌对抗，只有英勇战士们以血肉筑了长城，来抗拒敌人犀利的火器。制空权也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敌人的飞机一天到晚翱翔在战地的上空。我们的部队没有立体作战的经验，仅凭着血气之勇，不知讲求疏散与伪装，更招致许多无谓的损害。我们部队的行动白昼大受限制，一切部署的调整和兵力的转用都在夜晚，这更使指挥与时间上蒙受很大的影响。战地是一片平野，不能徒涉的川渠纵横交错，这对于联络与地形的熟识，均感到不少的困难。在这种种不利的条件下，各级指挥官当时都深深地感到指导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下级干部和士兵们，到这时候才认识了现代战斗的形式，才明白仅靠精神而忽略物质科学的战斗，已是落伍的思想了。

在战况的高度紧张中，最令人感动而安慰的是人民对作战的协助。他们不仅帮助军队的运输和救护，他们更自动地献出了他们仅有的粮食；一切好的东西，他们都送给军队使用。学生们自动地加入了战地宣传和通信的工作；妇女们自动地看护我们的伤兵；慰劳队的歌声，鼓舞了战士们的热血；工作队的情绪，消灭了战士们的疲劳。在大军作战最感困难的后勤工作，人民都帮助我们解决了。军队为国家而流血，人民亦贡献他们的一切给军队，这是民族战争的特质。

十月卅日，左翼方面的战况已达到极度的不利。突击我大场阵地的敌军已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上海市区的我军便感受到侧背的重大威胁。以当时的情况判断，敌人似有从大场以西向左右席卷的行动。朱绍良将军这时忽奉命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遗中央兵团的任务，最高统帅部即命令我去接任，并将右翼方面的指挥责任，交给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将军接替。这时刘集团军的部队方从杭州向前推进，我一面担忧沿海地带的侧面和刘集团军能否确实接防，一面又感于上海方面的紧张战况，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我此时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以沉重的决心，担当这残破而没有把握挽救的局面，这在我生命史中是最痛楚的记忆。

十一月二日，我的指挥部由南桥移至龙华西侧的北干山，这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我到达那里时，情况已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于紊乱状态；同时，渡河的敌人予我们侧面的威胁，也正在日益扩大中。但第一线已经没有可以抽调的部队，后援的兵团又迟迟未能到达，我除了竭尽一切的努力来调整这个紊乱的形势外，我开始发生了悲观的心情。

十一月五日，一件数月来日夜焦虑的事终于发生了。敌人的第六、第八两个师团当日就在金公亭、金山嘴等地同时登陆了。我力量薄弱的警戒部队很迅速地被驱逐了，刘集团军以行动迟缓，未能实施夹击的行动，让敌人一直向松江前进；我吴克仁军集结尚未完成，仓促应战，又遭受各个击破的命运。

九日，松江被陷，我军腹背受敌，失败的战果已是注定了。

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做很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地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三期（一九七七年九月号）

前言/序言

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传记文学》，分类编纂，陆续出版“传记文学”书系，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时值春节，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而始终未见实行，向老师透露，自己正准备创办《传记文学》月刊。胡适虽肯定其志，却以为其事甚难，办月刊，哪里去找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赞成。不料当年6月1日，绍唐先生主编的《传记文学》竟在台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历时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30万字，453期就是13590万字。此外，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传记文学丛书”和“传记文学丛刊”，其中包括《民国人物小传》《民国大事日志》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尽人皆知，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经济集团的支持，只身奋斗，孤军一人，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因此，绍唐先生被尊为“以一人而敌一国”，戴上了“野史馆主人”的桂冠。

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自此，即与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在众多历史刊物中，《传记文学》最为我所关注。但是，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记得是在1995年9月，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我和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根据毛思诚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未刊稿本写成。当时，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还不为世人所知，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传记文学》将发表该文。9月3日，闭幕式晚宴，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各方学者，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我因事略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绍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好客，豪饮。次年，我应“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其间，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上得楼来，只见层层叠叠，满室皆书，却不见编辑一人。绍唐先生与我长谈，详细介绍《传记文学》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绍唐先生特别谈到，办刊者必须具备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条件，可惜，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至今引为憾事。绍唐先生交游广阔，文友众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许多朋友，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在台期间，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撰写《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一文参加，绍唐先生不仅到会，而且当场确定《传记文学》将发表拙文。我离开台北前，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告诉我，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因为“近史所”已赠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选了《陈济棠 十四年：从1931到1945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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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 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