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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者所言“大一统倡自《公羊》,……千百年来深入人心,变成我国民族间之凝聚力。……清末,满朝满野讲《公羊》,因而促进了变法维新运动。”本书带领读者上下三千年,纵横华夏九州,领略融合于华夏,承继自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凝聚力。
内容简介
作品从公羊学谈起,系统地介绍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解析了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系,是从一个角度切入中国思想史的经典作品。
作者简介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生于河北省丰润县。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顾颉刚。后相继执教于西北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主编《文史哲》,1957年杨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等。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同时,还研究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撰写了《论时间、空间》、《熵与引力》、《关于数理逻辑中的悖论》等论著。
目录
序言
一 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
二 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
三 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
四 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
五 司马迁与公羊学
六 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
七 宋儒之“春秋学”
八 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
九 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
十 历史的回顾
后记
精彩书摘
《大家小书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精装本)》:
广义的“礼”,泛指社会文明,这是自古至今最正确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损”是去掉,“益”是增加,对待传统有损有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发展,因此才出现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良好局面。“从周”是法后王,这为后来荀子之“法后王”及公羊学派之“张三世”的理论建立了基础。夷、夏两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系统,他们彼此交往,互相渗透,于是逐渐融合一体。夏代初期少康以前一段动乱的历史,即夷、夏交争而互相渗透以至融合的历史。夷、夏之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是异族间互相侵略,罗泌在《路史》中就曾以羿、浞之乱比之于安史之乱,后羿、寒浞实在是夏之叛臣,虽然傅斯年先生反对这种说法而认为夷羿是“敌国之君”。(见《夷夏东西说》)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过程,知道当时夷、夏之间的关系本来密切。史实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襄公四年有: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钮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猹……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猹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猹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靡是夏遗臣而臣于后羿者,虽臣于二代而不以为忤,终复夏政,说明当时夷夏已少民族隔阂,而后来之《虞箴》有云:“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唐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见《夷夏东西说》)《虞箴》要夷羿而恢于夏家,是以夷夏为一体。又哀公元年《传》记此事有:“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郡,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虞夏两氏之族外婚;而虞属东夷,是夷、夏两族在夏代已融为一体。所以我们说,在华夏族及华夏文明之形成过程中,东夷与夏周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周文化不过是华夏文化之一支,田昌五先生的意思是可取的:“从部落王国到夏朝建立也是华夏族的形成过程,而夏文化则为华夏文化的一支,并不能成为单一的民族文化。”(见《古代社会形态析论》第202页)夏代文化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化,因为其中融合了虞殷东夷系统的文化内容。这在考古发掘上看到的“文化叠压关系”中也可以得到说明。上引田氏著作于此指出:“这种联合和兼并的过程在考古文化中是有反映的。明显的如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和大汶口文化的氏族部落,后期有在中原地区交错而处的现象。交错而处必然要发生斗争和联合,后来在这种斗争和联合中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同上)虽然此所谓“形成了所谓河南龙山文化”的论断,是否即夷、夏两族交融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作为民族融合而反映出文化之推陈出新,因而有考古上之反映,是没有疑问的。华夏民族文化之融合,自虞夏开端,至宗周而成熟,“郁郁乎文哉”之周文明,实在是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战国而后,在中国范围内新民族崛起,于是重新组合,而有汉族及汉文明。民族之融合,不断发展,代表本民族之文明亦不断在发展中,遂有中华民族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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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一部探寻中国政治哲学根基的恢弘史诗 内容简介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并非一本简单的教科书,它是一部深入肌理、钩沉索隐的学术巨著,旨在系统而深刻地阐释“大一统”这一核心概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演进脉络,以及其与儒家思想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本书跳出了碎片化的历史叙述,从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将“大一统”的理念置于中国漫长的文明进程中进行审视,力图揭示其在中国政治制度构建、思想观念塑造乃至民族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核心概念的深度解析 本书的开篇,便对“大一统”这一概念进行了详尽的溯源与辨析。作者并非将“大一统”简单理解为疆域的广袤或政权的集中,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哲学意涵。从早期中国社会“天下共主”的雏形,到秦汉帝国奠定的制度化基石,再到历代王朝对这一理念的继承、发展与修正,本书梳理了“大一统”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和理论形态。其中,关于“统一”之“一”的内涵,是作者着力探讨的重点。它既指向政治上的中央集权,更象征着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思想上的价值共识,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本书认为,“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目标,更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儒家思想与大一统的共生关系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最核心的贡献,在于其对儒家思想与“大一统”理念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塑造的深刻洞察。作者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而是与早期中国社会关于政治秩序和统一的思考紧密相连。儒家学派,尤其是孔子、孟子等先贤,在构建其政治哲学时,便将“大一统”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 仁政与王道: 本书详细论述了儒家关于“仁政”和“王道”的学说如何为“大一统”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基础。儒家认为,一个统一的政权,若能遵循仁政的原则,施行王道,以德服人,便能赢得民心,实现长治久安,这恰恰是“大一统”的理想状态。书中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分析了“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协和万邦”等思想如何与“大一统”的政治实践相互印证。 礼乐制度与教化: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制度,在本书中被视为实现“大一统”的重要工具。礼乐不仅是维系社会秩序的规范,更是实现文化整合、塑造共同价值观的手段。通过推广一套共通的礼仪和音乐,能够消弭区域隔阂,培养共同的民族认同,从而巩固“大一统”的政治统治。本书深入分析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历史事件,并阐释了这一政策如何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撑。 孝悌与忠君: 儒家关于家庭伦理的推衍,如“孝悌”观念,被本书视为“大一统”社会秩序在微观层面的基础。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儒家推己及人,最终实现“忠君爱国”的道德起点。通过强化家庭单位内的秩序与和谐,有助于构建一个稳定、可控的社会结构,这对于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一统至关重要。 天命观与正统性: 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念,也为“大一统”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一个统一的王朝,若能顺应天命,德行高尚,便被视为“正统”,能够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这种天命观,使得“大一统”的政治合法性超越了单纯的武力征服,而上升到一种道德与信仰的高度。 历史演进的脉络梳理 本书并非静态地分析理论,而是将“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的结合置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动态的考察。 秦汉帝国: 作者重点分析了秦朝的统一奠基,以及汉朝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如何将“大一统”理念制度化、常态化。从郡县制的确立,到文官制度的建立,再到国家祭祀与文化统一的推行,汉朝为后世的“大一统”树立了典范。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在这一分裂与融合的时代,本书探讨了“大一统”理念在遭遇挑战时,如何通过儒家思想的自我调适和与其他思想流派的对话,得以延续和发展。隋唐盛世的再度统一,正是“大一统”理念在经历长期孕育后的一次辉煌实践,其制度创新和文化包容性,都与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 宋元明清: 在这些王朝,“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本书分析了宋代理学对儒家思想的深化,以及其如何反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元朝作为非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大一统”的实践和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以及明清时期“大一统”意识的强化,都在本书的梳理之列。 “大一统”的多重维度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超越了单纯的政治史解读,将“大一统”的内涵扩展至更广阔的领域: 文化统一: 本书深入探讨了“大一统”如何在文化上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价值观,都在文化层面强化了“中国”的认同感。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普适性的文化载体,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秩序: “大一统”的实现,离不开一套稳定有效的社会秩序。本书分析了儒家思想如何通过强调等级、秩序和人伦关系,为维持社会稳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民族认同: 最终,“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的结合,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并非基于单一的血缘或地缘,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价值追求之上,而儒家思想正是这种共同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它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理解“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把握中国文明的演进轨迹,理解中国当代政治哲学与文化思想的深层渊源。本书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凝聚力、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及国家治理的智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它提醒我们,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需要深厚的精神支撑与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而“大一统”与儒家思想的融合,恰恰是中国历史上应对这一挑战的宝贵经验。 结语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以其宏大的视野、严谨的论证和深刻的洞察,为读者提供了一幅理解中国政治哲学与文化基因的精美画卷。本书不仅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参考,对于任何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文明深层奥秘的读者来说,都将是一次令人耳目一新、收获颇丰的阅读体验。它将引导读者重新审视那些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伟大理念,探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