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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的拓展个案较为清晰地再现了某中小国有企业30余年的改革历史及两次产权“改制”的基本历程，从中提炼出了不同组织“场域”中组织领导的“主从关系”、“人缘关系”及“朋友关系”的逐步变迁，这样的“关系”变迁恰恰能够展现两次产权“改制”的内在动因及其结构后果，也反映了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的组织结构转型。

作者简介

沈毅，1979年生，江苏镇江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2004~2014年曾就职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4年起任教于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目前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组织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人社会行为与宏观社会结构分析，特别聚焦于本土“关系”研究。

目录

导　论　学科分际与问题聚焦
第一章　华人本土组织领导研究的基本脉络
第一节　跨文化比较研究视角下华人组织领导权威差距的凸显
第二节　本土化研究视角下组织领导“权力”之外“人情”策略的凸显
第三节　制度主义研究立场下“单位”组织中“主从关系”的权威依附倾向
第四节　从文化到制度：“关系”及“差序格局”在本土组织研究中的再定位
第二章　研究方法与对象选择：体制转型背景下个案叙事研究的契合性
第一节　研究方法的选择：从案例研究、质性研究到叙事研究
第二节　“关系”与“差序格局”研究中的个案叙事传统
第三节　体制转型与国企改革的基本脉络：案例选择的宏观背景
第四节　具体案例状况与调查对象说明
第三章　198年代的“主从关系”依附学：“派系结构”的斗争激化
第一节　ZY厂成立之前的外部“关系”运作与“派系”背景
第二节　“主从关系”依附的普遍盛行与“派系结构”的逐步形成
第三节　“派系”斗争的升级激化与领导层权力的全面交接
第四章　199年代的“人缘关系”笼络学：德治领导背后的“派系”暗流
第一节　稳定压倒一切：“德治领导”的初步目标
第二节　“派系”暗流下的表面和谐：“人缘关系”笼络学的成功运作
第三节　“一次改制”的基本过程及其“民主”后果：“人缘关系”笼络学的巅峰
第五章　2年以后的“朋友关系”动力学：“关系共同体”的发展与危机
第一节　以M为核心的“关系共同体”的逐步确立
第二节　市场化的竞争与可选择的“朋友关系”动力学
第三节　成果的分享与潜在的危机：个人领导及个人“关系”的难以替代性
第六章　体制转型背景下本土“关系”理论与组织领导模式的拓展
第一节　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关系”与“差序格局”的再探讨
第二节　本土“关系”理论拓展而非“社会资本”理论移植：文化与制度的双重动因
第三节　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本土组织领导模式的再探讨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序言

在华人组织研究中，本土“关系”及“差序格局”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取得了相当影响，但已有的跨文化视角与本土化视角均相对忽略了华人组织领导“关系”实践的体制性背景，从而可能对“关系”运行的不同结构形态及其实质性后果缺乏关注。本书希望通过对某改制中小国有企业30年发展历程的拓展个案分析，来考察其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的组织领导模式变迁，其中的组织领导“关系”实践形态及其变迁可能也体现了体制转型背景下不同组织“场域”的实质意涵与功能定位。
就该个案所展现的故事而言，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拟亲缘的“差序格局”在不同体制背景下的组织领导实践中有可能发展出不同性质的私人“关系”及其结构形态。1980年代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该国有企业内部私人“关系”广泛渗透于行政依附性“主从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不同领导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派系结构”，其中更多显现的是由下而上追逐权力的“主从关系”依附学特征，下对上的“忠”构成了其核心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整体上呈现“集权式领导”的基本特征。1990年代在从厂长负责制向股份合作制过渡之中，该企业的“派系结构”依然存在但趋于弱化，特别是在产权分散趋于平均分配的“一次改制”以后，选票政治突出了群众基础的“人缘关系”的重要性，亦即广泛盛行的是由上而下“讨好”“平衡”的“人缘关系”笼络学，上对下的“和”成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整体上呈现“人缘式领导”的基本特征。2000年“二次改制”以后，随着内部产权集中与外部市场成熟，该企业在向民营企业转型过程中，上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向“朋友关系”转化的趋势，从而形成以企业家为中心并与企业骨干人才双赢互利的“关系共同体”。开放性“关系共同体”中的上下属关系则真正表现为相对平等的“朋友关系”动力学特征，双向的朋友之“义”成为其核心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整体上呈现“人心式领导”的基本特征。
就其内在线索而言，本书通过该拓展个案所提出“主从关系”“人缘关系”“朋友关系”等三种不同个人“关系”形态的分析性概念，也有助于分析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及产权改制的内在逻辑。亦即1980年代国有企业所盛行的下对上权力依附为主的“主从关系”及其造成的经营困难，是国有中小企业不断改革并最终达成产权平均化的“一次改制”的基本动因；而由此所强化形成的上对下讨好笼络为主的“人缘关系”及其企业内部选票“民主化”的恶果，则是国有企业最终走向产权集中性“民营化”的“二次改制”的根本动因；“二次改制”后市场化的民营企业中由企业家与骨干下属之间紧密相交的“朋友关系”，是企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组织领导基础。当然，本书的拓展个案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或企业组织30年来的整体转型，但其类型学的比较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在集权式领导→人缘式领导→人心式领导的组织领导模式转型之中，也可以发现不同体制背景之下法、道、儒等文化传统的选择适应性。总体来看，在不同体制背景及其组织“场域”中所促成的“派系结构”或“关系共同体”之组织结构形态，表明了“关系”实践对于组织绩效的正负双向性。要言之，组织领导的私人“关系”实践始终构成了对规范组织制度的某种实质性替代，即使是积极性的“关系共同体”中所潜藏的个人“关系”领导常常难以转向长远发展的企业科层制度，这可能正是本土组织“关系”理论区别于组织社会资本理论而得以拓展的重要依据。

从“派系结构”到“关系共同体”：基于某国有中小改制企业组织领导“关系”变迁的案例研究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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