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兩小時縱觀西方醫學史
如此全麵又如此精悍
隻有羅伊·波特做得到
內容簡介
醫學的曆史就是人類的曆史,人類一直在為生存與健康而戰,這就是原始普遍的鬥爭。
本書源自羅伊·波特上課的講稿,以八個主題概述西方醫學史,綱舉目張,簡明扼要。波特機智風趣,視野廣闊,從遠古到現代,他為我們描述瞭人類與疾病的生死存亡之戰,告訴讀者,麵對堅不可摧又變幻莫測的敵手——疾病,醫學如何一步一步發展到瞭今天。
作者簡介
羅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國際知名的英國學者,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傢內科學院和英國皇傢精神科學院的名譽院士。2001年自倫敦大學學院惠康醫學史研究所退休,退休後不滿九個月就因心髒病發去世,學界同聲惋惜。
傾其一生投入研究、寫作與教學,在英國社會史、科學史、醫學史等領域都有精彩專著,撰寫與編輯的書超過百部,尤以醫學史領域的作品著名,其具野心的作品當屬齣版於1997年的《人類醫學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
王道還,中國颱北市齣生,生物人類學者,譯作包括《第三種黑猩猩》、《盲眼鍾錶匠》等。
精彩書評
醫學史學傢不應隻考慮醫學技術的發展,還應關照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以及身處其中的人物之所思所想,並在過去與當下之間建立聯係。論這一點,沒人比得上羅伊· 波特。
——理查德· 霍頓(Richard Horton),《柳葉刀》主編
波特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夠用令人愉悅的寫法梳理龐雜的知識,並加入自己的獨到見解。
——奧利弗· 薩剋斯(Oliver Sacks),神經科學傢、作傢
這本書是一位傑齣學者對一個重要話題所做的介紹,讀來暢快,信息豐富。
——傑拉德· 格羅布(Gerald N. Grob, Ph.D.),羅格斯大學名譽教授
目錄
導讀(李尚仁)
緻謝
序
第一章 疾病
第二章 醫師
第三章 身體
第四章 實驗室
第五章 治療
第六章 外科醫學
第七章 醫院
第八章 醫學與現代社會
進階書目
譯後記
精彩書摘
人體是疾病與醫生的戰場。這場戰爭有開場,有中場,卻沒有收場;換言之,醫學史並不是個簡單的故事,並不隻是一連串勝利鋪成的進步大道。潘多拉的盒子或《舊約?創世記》裏人類墮落的故事,都暗示我們:疾疫、疫癘與不可避免的天災不同,大多是人類自作自受。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大疫源自社會,疾病一嚮是社會産物,過去是,未來也是,與疾病對抗的醫學更是。文明不僅滋生精神官能癥,也滋生疾病。
人類學傢告訴我們,大約六百萬年以前,第一個猿人,也就是人類的始祖,在非洲齣現。他們額頭低、顎骨大、腦子與黑猩猩一樣大。四百萬年之後,以直立體態行走、腦量開始增長的直立人祖先演化齣來瞭。他們使用石器,可能已有生火的技術。一百八十萬年前,這群雜食性的人走齣非洲,散布到歐亞大陸上。大約十五萬年前,他們有一支演化成“智人”──我們的直接祖先。
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族群,生活在艱苦又危險的環境裏,壽命很短。然而,他們卻不受大疫侵擾,不像他們的後代子孫,生活在受大疫蹂躪的社會裏。他們與非洲南部卡拉哈裏沙漠裏的布須曼人有些類似,生活在小而散居的社群裏,沒有固定的居住地。想來他們從來不曾遭遇過傳染病(天花、麻疹、流感之類的疾病),因為在密集的人群中,微生物病原纔能找到足夠的感染對象,或者潛伏,或者造成流行病。散居的狩獵采集族群,也不會在一個地方待很久,因此不會汙染水源,或遺留大量的汙穢物,吸引散播疾病的昆蟲。最重要的是,他們缺乏傢畜。在人類曆史上,傢畜的角色可說一言難盡:傢畜是創造文明的基礎,但是它們也是傳染病的溫床,有時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
人類生養眾多,以地球為殖民地,自己也成瞭病原的殖民地。病原包括腸道寄生蟲,例如吸蟲、縧蟲、蛔蟲,與寄生昆蟲,如跳蚤、虱子;還有微生物,例如細菌、病毒、原生生物,它們的繁殖速率極高,能在宿主體內製造嚴重病情,好在幸存者的免疫係統因而捉摸齣對付它們的辦法,不僅他們自身有瞭保障,還為全人類提供瞭一綫希望。這些微生物敵人與人類陷入瞭演化競爭,難以自拔。這種競爭的特徵是,沒有最終的贏傢或輸傢,隻有不穩定的共存。
人類發源於非洲,走齣非洲後,先在亞洲與南歐的溫暖地區生活,然後再嚮北方遷移。直到一萬兩韆年至一萬年前,冰河時代(更新世)結束瞭,人類都過著不定居的生活。獵物枯竭後,加上再也沒有大片無人地帶瞭,人類迫於人口壓力,隻好耕作土地。不耕作就完蛋,沒有其他辦法。
民以食為天,人類以試錯法學會利用自然資源,種植自己的食物。他們將野草培育成榖類——小麥、大麥、稻米、玉米等,同時將狗、牛、綿羊、山羊、豬、馬馴化,還有雞、鴨、鵝等傢禽。也不過幾韆年,石器時代的獵人已轉變成牧人與農人,有能力支配農牧業不夠先進的鄰近社群瞭。人類通過瞭第一個生存考驗。
人類掌握瞭畜牧與農耕的技術之後,社群中的人口數就能夠不斷擴增。開荒、收割,以及後續的食物處理,都是勞力密集的工作,需要更多人手,而農牧生産足以供應他們。這些發展最後導緻更有組織、更永久性的小區(村莊、城鎮、都市),它們有君長、法律、社會階層,然後還有法庭與官員。在其他行業與職位中,治療疾病的專傢齣現瞭。
雖然農業使人類逃齣瞭馬爾薩斯人口陷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可是也釋齣瞭新的危險:傳染病。一嚮隻在野生動物身上蕃息的病原,經過長而復雜的演化過程,轉變成能夠感染人的病原;原來的動物疾病,跳越瞭物種界限,成為人類疾病。這種演化適應造成的結果是,現在由微生物引起的人犬共患疾病,超過六十種,而人與其他傢畜、傢禽的共患疾病,隻比這個數字少一些而已。
在新石器時代,牛已在人類病原庫中添加瞭結核杆菌、天花病毒,以及其他病毒。豬與雁鴨傳遞瞭流感病毒,馬帶來瞭鼻病毒。麻疹是牛瘟(犬熱病)病原從牛與傢犬轉進到人身上的結果。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瘋牛病危機,傢畜的瘋牛病(BSE)與人類的剋雅病(CJD)同源。經營農場的人貪婪又馬虎,會促成更多動物病原跳躍到人身上,製造新的疾病。
在其他方麵,人也相當脆弱。農場和傢屋裏的傢畜、小動物(如老鼠、蟑螂),會散布沙門杆菌和其他細菌;它們的糞便會汙染傢庭用水,傳播小兒麻痹癥、霍亂、傷寒、肝炎、百日咳、白喉;榖倉則會受細菌、有毒真菌、鼠類排遺與昆蟲汙染。簡言之,人定居後,也招攬瞭疾病上門定居。
同時,蠕蟲成瞭人體內的永久居民。蛔蟲是寄生性綫蟲,專門寄生人體的蛔蟲也許是豬蛔蟲演化齣來的,會導緻下痢與營養不良。其他的蠕蟲也在人的腸道定居,例如鈎蟲。寄生在淋巴係統中的絲蟲導緻象皮病,而造成河盲癥的絲蟲則寄生在皮下組織。農業隻要依賴灌溉,不管它在哪兒生根,都在當地造成嚴重的地方病,例如中東的兩河流域、埃及、印度、華南。水田裏藏有許多寄生蟲,能進入赤腳農夫的血管,引起疾病,例如血吸蟲。
就這樣,永久性的人類小區為蟑螂、鼠類、寄生蟲等生物創造瞭最佳的生存與繁衍機會。此外,農業使人類過度依賴富含澱粉的單一作物,它們往往缺乏蛋白質、維生素與礦物質,例如玉米。發育不良的人更容易生病,營養不良也會導緻各種疾病,例如缺乏維生素B3(煙酸)就會生糙皮病,缺乏維生素C引起壞血病,缺乏蛋白質與熱量會使身體羸弱不堪。在非洲,嚴重的營養不良是新生兒與兒童死亡的主因之一,例如蛋白質缺乏癥(Kwashiorkor)。從居無定所的生活形態轉型到新石器時代的定居聚落,人類的健康情況就惡化瞭,傳染病更多,生命力衰退。連身高都受影響,人類變矮瞭。
定居生活還招來瞭瘧疾。直到現在,居住在氣候溫暖地區的人仍受瘧疾威脅,隨著大氣不斷暖化,它可能會散布到更廣大的區域裏。 首先,在非洲下撒哈拉地區,化森林為農場的行動,産生瞭溫暖的水洞與犁溝,它們都是蚊子繁殖的理想環境。瘧疾的癥狀,古希臘人很熟悉,但是,直到1900年左右,我們纔知道病因,因為那時熱帶醫學已經證明瘧疾的癥狀是由瘧原蟲造成的,而瘧原蟲是瘧蚊傳播的。瘧蚊叮咬人的皮膚吸血,瘧原蟲因而進入人體血管,隨血流進入肝髒,瘧疾發病前一兩個星期(所謂“潛伏期”),它們就在那裏繁殖。等到瘧原蟲迴到血流中,首先攻擊的就是紅細胞,紅細胞大量破壞,造成劇冷劇熱交替反復的癥狀。
瘧疾緊盯著農業社群不放,從非洲擴散到近東、中東、地中海地區。印度與華南沿海地帶,也難逃它的詛咒。到瞭16世紀,歐洲人將瘧疾帶到瞭新世界。
擁擠的定居社群製造瞭大量廢物與汙物,培育瞭橫行的傳染病,可是人類的雄心與不安分的精力,使社群繼續擴張下去,纔不管生活在其中對身體健康多麼有害。人越多,滋生的疾病越多,三不五時就有大疫流行,它們隻會暫時消歇,從不消滅。在農業齣現之前,全球人口大約有500萬左右;到瞭公元前500年,雅典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孔子在世時),已膨脹到1億,到瞭公元2世紀,也就是張仲景、華佗時代,人口翻瞭一倍;公元2000年,全球人口達60.8億,估計21世紀結束時,這個數字會增加一倍。
現在,人口壓力已造成廣泛的匱乏與糧食不足,再度成為人類的主要問題。但是,營養不良也好、寄生蟲也好、大疫也好,人類從來不是隻能坐待疾病侵襲,束手無策。大疫的幸存者,身體裏會有一些抗體;最後,由於天擇,人的免疫係統變得越來越精密,使人能夠與微生物病原和平共存。嬰兒通過胎盤與母乳,可以獲得一些母親的免疫力;還有基因盾,可以保護身體不受病原的侵襲,例如身上有一個“鐮刀形紅細胞”基因的人,對間日瘧有抵抗力,這個基因在非洲黑人族群中較多,學者認為是當地瘧疾流行的結果(哪裏知道,這個天賦反而使他們成為美洲農場的理想勞工)。針對緻命病原,人類的適應能力因此有機會挫其鋒銳。
……
前言/序言
序
本書探討人、疾病、健康照護之間的曆史互動,將它們放在當時的社會與信仰脈絡中觀察。由於篇幅有限,我隻討論西方醫學——它是世上唯一成功全球化的醫學傳統。我想強調的,是西方醫學的古今之變,而不是它的一脈相傳,至於題材,則盡可能應有盡有,包括疾病(第一章);各種治療疾病的人(第二章);對身體的研究(第三章);發源於實驗室的現代生物醫學與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型(第四章);治療疾病的手段,特彆是科學醫學(第五章);外科醫學(第六章);醫院——關鍵的醫療機構(第七章);最後一章(第八章)則評估現代醫學的社會-政治影響。
我對有血有肉的個人,著墨不多,例如個人的生病經驗,以及生病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但是患者的反應,例如患者對生病的反應、對因生病而失能的反應、麵對死亡威脅的反應,是我在寫作時念茲在茲的潛颱詞。對疾病擔驚受怕(無論是潛在的威脅還是實質的威脅),急、慢性病導緻的痛苦,以及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最普遍也最可怕的經驗。人類為應付病痛與死亡,理性與感性、個人與群體都動員瞭,宗教與哲學因而萌芽,亦未可知。
每個社會都有許多清規戒律與法門,平時預防疾病,等到疾疫大作,它們又是對抗、處置與認知的工具。“為什麼生病的是我而不是他人?”這種疑問苦纏不休,往往教人相信疾病是衝著患者而發作的,是報應,或者有道德意義。因此,有的疾病“壞”,如麻風或梅毒,但是也有“好”的疾病,例如浪漫主義時代的文人往往相信肺結核與天纔有關,而痛風則是紳士的符記。疾病也可以解讀成上帝的懲罰——這個過時觀念在艾滋病問世初期(20世紀80年代初)再度浮現。醫學人類學者已經證明,關於身體的信念(不論是健康的身體,還是病體)居於社會價值係統的核心,因而是“政治體”(body politic)的核心。
本書焦點是醫學史,無法深究這些疾病的個人詮釋與“體”驗,有興趣的讀者,請參考書末“進階書目”的有關文獻。不過,對疾病與醫師的焦慮是普遍現象。任何敘述受苦與解除苦難的故事,都該將這些恐懼編織進去,而不該將它們當作不重要的素材,因為自我是身/心連續體,而疾病部分源自“心因”(psychosomatic)。本書訴說的是疾病與醫學的故事,字裏行間卻是患者與瀕死者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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