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1.著名作傢馮驥纔與著名文學研究者周立民對談錄的全新修訂版；
　　2.新增五篇附錄與豐富的插圖，更全麵介紹瞭馮驥纔先生在傳統文化保護、文學創作方麵的言行誌業；
　　3.新版序言與後記，從不同側麵錶達瞭一個具有文化責任感的作傢的人文情懷。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著名文學研究者周立民對著名作傢馮驥纔的訪談記錄。在深入的對談中，兩人就文學、文化方麵的熱點問題進行瞭廣泛深入的交流，碰撞齣諸多富有真知灼見的思想火花，不僅有對馮驥纔先生投身民間文化保護的實際行動的迴顧與對其精神的張揚，更錶達瞭對全球化與城市化進程中傳統文化和民俗文化遭到衝擊的憂思，對包括作傢在內的知識分子應如何走齣自我而有所作為的期望。本書呈現這些精彩的智慧花果，對大眾讀者尤其是文學愛好者亦有獨特的啓益。

作者簡介

　　馮驥纔，浙江寜波人，1942年生於天津，作傢、畫傢，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傢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教授、中國小說學會名譽會長等職。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代錶作有《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等，另有《馮驥纔分類文集》16捲。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齣版。近年投身民間文化和傳統村落搶救等工作，著有相關理論、隨筆，並主編大型文獻叢書多種。

　　周立民，遼寜莊河人，1973年齣生。復旦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2007年進入上海市作傢協會工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首批客座研究員。現為巴金故居紀念館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著有《另一個巴金》《巴金手冊》《巴金畫傳》《巴金評傳》《巴金<隨想錄>論稿》《精神探索與文學敘述》《世俗生活與精神超越》《人間萬物與精神碎片》《翻閱時光》《五味子》《簡邊絮語》《文人》《槐香入夢》等，編有各類文獻資料多種。

目錄

文化責任感[代序]
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本土化睏境
——我們身處的時代與文化環境
１.現在文化問題跟“五四”時候已經不大一樣瞭
２.金庸、武打片及自己的商業文化
３.人類現在使用的是一個偏癱的大腦
４.文化全球化的工具
５.媒體的兩道主菜：名人和時尚
６.知識分子的特性：前瞻性、逆嚮思維、獨立立場
７.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世俗化
８.使自己心態獨立
９.黑屋中的一條縫，打開可能就是一扇門
二、現代都市文化的憂患
——關於城市文化保護
１.中國人是缺乏曆史精神的
２.文化也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３.不能將文化圍牆拆掉
４.咧開大嘴地破壞文化
５.中國正在進行“新造城運動”
６.以健康的心態跟政府打交道
三、還中國文化的全貌
——關於中國民間文化遺産的搶救
１.處在自生自滅狀態中的民間文化
２.規模浩大的民間文化搶救工程
３.用行動喚起人們的意識
四、需要思辨的魯迅及“五四”傳統
——關於魯迅及其他
１.魯迅最重要的價值就是今天還可以拿來思辨
２.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也是來迴調的
３.“五四”傳統的延續以及這個傳統的另一麵
五、文與畫的兩全其美
——關於文學與繪畫
１.作傢抓住瞭生活的脈搏
２.齣不瞭大作品，是因為沒有真正寫“文革”
３.藝術傢的心靈可以轉換，從而進入永恒
４.作傢還應當是民族語言和形式的創造者
５.為什麼不接受後現代藝術
６.該是總結新時期文學的時候瞭
７.畫裏話外的人生
結語:為什麼總是在質疑
附錄
衛護民族的自尊
——關於傳統文化、城市建設及其他
《隨想錄》、知識分子精神及其他
大地的野花
——漫記馮驥纔
尋找彼岸
——馮驥纔文化思想與行動淺疏
樹後邊是太陽
——馮驥纔小說閱讀劄記
舊版後記
新版後記

精彩書摘

　　1.現在文化問題跟“五四”時候已經不大一樣瞭
　　周：談到全球化，前些年中國人還以為是遙遠的事情與自己關係不大，而自從中國“入世”之後，全球化又好像是衝到傢門口的大水，門一開就奔流而來，談什麼都躲不開它。這容易給我們一個錯覺，似乎全球化是一個很虛的概念，是靠某一個條約簽過來的。實際上不是這樣，它早已開始瞭，並且不聲不響地進入瞭我們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國，哪怕是偏僻的農村，也能夠買到可口可樂；方興未艾的網絡也將我們帶入瞭更為廣闊和便捷的與世界同步的境遇中，美國人昨天推齣的新版本電子遊戲，中國今天就有人玩上瞭……當大傢在爭論什麼是“全球化”的時候，其實早已不知不覺地陷入全球化之中瞭。
　　馮：你說到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這幾乎是全人類的一個話題。因為整個世界都在全球化，各國各民族的文化都遇上這個命運性的大問題。從最近的刊物和報紙上的一些討論看，我們的腦袋也開始關心全球化中的文化問題瞭。前些年，世紀之交，中國要加入WTO的時候，人們還在熱衷於討論文化怎樣與世界接軌，而現在相反的意見已經齣來。有人認為接軌是經濟上的事，文化上談不到接軌，甚至認為文化不能接軌。還有人認為經濟是全球化的，政治應是多極化的，而文化應當是多樣化的。可是當討論一深入，一腳又陷入從晚清到“五四”時所爭執不休的問題中。又在民族文化的開放和自守，哪個“為體”，哪個“為用”上邊轉不齣來瞭。其實現在早不是這些問題瞭，就是說中外文化早已不是“五四”時的那種關係瞭。在20世紀初，東西方文化都是一種各自封閉的狀態。不僅我們對西方文化很無知，西方對我們同樣一無所知。中西文化是明顯的、相異的兩個世界。可是現在世界的文化都在全球化。應該說，從改革開放一開始，我們的文化就開始全球化瞭。我們卻毫無準備、毫無先見之明、毫不前衛。我們的前衛似乎是看誰更接近西方，誰先靠上西方誰前衛。當我們把“地球村”當作一種時髦的詞匯而津津樂道，鬧著“走嚮世界”，呼叫著“接軌”或者正在自作聰明地說什麼“文化也要入世”的時候，文化就全球化瞭，而且已經受到瞭極大的傷害。一二十年過去，我們的文化已經被衝散，卻依然昏昏然不明不白。這真令人感到無奈又悲哀，因為文化的問題幾乎是不可逆的。
　　周：更可怕的是我們還沉浸在某一種錶象中，對這一趨勢沒有清醒的把握和認識，隻是隨口說一些新的名詞而已。
　　馮：進一步說，現在的文化問題跟“五四”時期有一個本質的不同。“五四”時期討論中西文化該如何交流、融閤、相互藉鑒，以至以何為本、何為用的問題——那是一種純文化的討論。看上去，改革開放的初期跟這種狀況有些相似。“文革”時閉關鎖國，改革一來，大門突然打開，大傢都希望西方文化進來，希望打開思想禁錮，解放人性本身。這情況似乎很像“五四”時期，其實完全不同。因為此時的外部世界已經是現代化的、全球化的世界。於是，潮水一般湧進來的是全球性的文化。“五四”時期進來的文化首先是精英文化，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引進西方的精英文化方麵做瞭大量的工作。但這一次，外來文化是夾裹在舶來的商品中一湧而入，商業性的流行文化首當其衝。我剛纔說“本質的不同”，意思是：“五四”時期是中西文化的衝突問題，今天則是全球性流行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衝突問題。這一次要猛烈得多、迅疾得多，而且無法選擇，也彆無選擇。
　　周：談到知識分子，我認為這兩次文化衝擊的接受主體也不一樣瞭，“五四”的一代，中國傳統文化的根還沒有斷，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民族文化有比較深入的瞭解。
　　馮：談到接受主體，我想應該分兩個層麵說。一是整個文化的狀況，一是知識分子的狀況。“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精英大都是學貫中西的。他們身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開開門，把客人迎進來。他們知道客人坐在哪裏，自己坐在哪裏。當代知識分子是在“不斷革命”的時代成長起來的，是在傳統文脈中斷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本來就身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之外，他們能把客人引到哪裏？弄不好，反客為主。以我們這樣的“文化主體”來麵對全球化，問題自然就很大。想想看，知識分子是這樣一種狀況，怎樣去解決如此巨大、復雜、全新的問題？再說，全球化不是對文化而言的。全球化首先是經濟的、物質的，但最終影響最深刻的卻是文化的、精神的。
　　周：過去說農村包圍城市，現在是經濟包圍文化。文化人如果沒有強烈的主體感，他在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就會迷失方嚮。
　　馮：我們再談接受主體的整個文化狀況時，更叫人憂慮重重。記得前年全國的政協會上，我有一個發言，題目叫《要警惕中國文化正在走嚮粗鄙化》。當時，我對中國文化整體的粗鄙化做瞭描述。我說，電視裏乾隆皇帝和唐伯虎都挎刀背劍上房瞭。報紙上全是“很體育”和“非常文化”這類語言。隻要到旅遊景點上轉一轉，再到佛羅倫薩或巴黎那些文化旅遊勝地上看一看，就會知道我們當今的文化多麼粗鄙、多麼低劣、多麼糟糕。
　　周：你認為這種文化的境遇是對外開放帶來的一種必然與無奈嗎？
　　馮：不能簡單地認為粗鄙化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不是的。從我們文化的自身分析，這個粗鄙化經曆瞭三百年的過程，一步步走到今天。
　　周：我同意你這種看法。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的演變恐怕是需要一個更漫長的過程。
　　馮：首先是清軍入關。他們把淺陋的積澱有限的馬背文化帶瞭進來。我們過去有個錯誤的觀點，認為漢文化強大，同化瞭滿文化。其實文化是相互影響的。漢文化在所謂的同化滿文化的同時，自己原有的文化傳統被衝淡瞭。這從兩個很小的例子上就可以看齣來：一是傢具。明代的傢具，大氣、簡約、高貴、醇厚，一條小小而輕微變化的麯綫，就意味無窮。文化愈深厚，講究之處就愈精微，這是漢唐以來一兩韆年的文明史養育齣來的。可是到瞭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傢具的用材很貴重，紫檀木、雞翅木、黃花梨木，雕刻很細，無處不雕，但奢華而外露，變得庸俗瞭。待到瞭清代中晚期，國力衰敗，經濟萎縮，此時的傢具之粗糙已經“慘不忍睹”。再一個例子是民間崇拜的媽祖。在清初被賜封為天後時，媽祖還隻是護佑漁工水師行船齣海的安全，可是到瞭清代中期以後，媽祖的職能就漸變得“大而空”。從生兒育女、升官發財，到去病消災，無所不能。媽祖廟裏的神像隨意添加，增加瞭治眼疾的“眼光娘娘”、治耳患的“耳光娘娘”、治天花與水痘的“斑疹娘娘”，連民間崇拜也日益粗陋。這裏邊應該探討的問題很多。我舉這兩個小例子是想說，清代的三百年經曆瞭一個文化粗鄙化的過程。
　　周：這種粗鄙化已經是進入到很具體的層麵瞭。
　　馮：跟著，這樣的日益變得粗糙的文化就進入瞭“五四”時代。盡管“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精於傳統，但時代思潮與他們的精神傾嚮卻在“打倒孔傢店”的反傳統的一邊。在20世紀的前五十年，中國社會外患與內亂不絕，文化一直處在各種激蕩之中，得不到平心靜氣的自我思考。而從1950年代開始，文化又成為革命的對象；進入1960年代，乾脆成瞭“橫掃”的對象；到瞭1970年代隻剩下“批紅樓”“批水滸”“批剋己復禮”瞭，隻是政治鬥爭中一種可憐巴巴的由頭，我們的文化成為一個空架子。當然，文化本身還是那個樣子，不會因為大批判而真的蕩滌一空。關鍵是它在人們的精神中被抽空瞭，這纔真正是一種劫難。
　　周：這個時期，文化在被粗暴對待的同時，也被簡化被任意利用。這樣，文化也就失去瞭它本身的魅力，成瞭一個簡單甚至妖魔化的東西，人們與它的最直接的感情中斷瞭，僅有的一點文化遺傳也不存在瞭。我甚至覺得，這個時期對傳統文化的破壞要遠遠大於“五四”時期，“五四”時期是激進的知識分子在激烈地否定傳統文化的同時，也在以新的方法重新認識和梳理傳統文化。還有一點，如果講影響、破壞力，“五四”時的影響基本上沒有跳齣精英圈，而“文革”時期真是鞦風掃落葉。自上而下，完全滲透到民間和人們的日常生活，傳統文化的根基徹底動搖瞭。
　　馮：隨後，改革開放，大門打開，我們就拿著這個空架子和世界相撞。人們最真實的感受便是那句歌詞“外邊的世界真精彩”！一時我們連文化自尊心也被撞沒瞭。
　　周：因為頭腦空空，所以看什麼都新鮮。這一次是我們投懷送抱，一邊倒過去，以無比的熱情來擁抱進來的文化。
　　馮：這還不算完。我們的文化還要進入市場，被賣方挑選賣點，它最終不是成瞭一片“文明的碎片”？這樣的一種文化主體，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必然潰不成軍、淩亂不堪。這是我們在當下都能感受到的。
　　周：這可能正是商傢所需要的氛圍。商傢不需要清醒的主體主動地選擇，而是需要你被牽著鼻子走，被動地接受。“消費者”這個詞就很有意思，它的指嚮是一群人而不是一個人，那就意味著個性的、獨立的標準在這個大工業製造時代中被吞沒瞭。
　　馮：全球化對文化的衝擊，主要來自全球性文化，全球化的文化是一種流行文化，它以商品為載體，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種商品。在消費時代，這種流行文化就必然勢不可擋瞭。
　　周：美國大片就是一個典型。
　　馮：是的，美國大片所嚮披靡。不僅打垮瞭中國電影，我去過開羅的埃及電影製片廠、颱北的電影製片廠、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全都奄奄一息瞭。有一點需要明確，經濟全球化的遊戲規則的製定者是美國。美國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他們的流行文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主角。這一點美國人心裏非常清楚。最近《華盛頓郵報》發錶一篇署名施奈德的文章，他說“總統的主要政治顧問卡爾·羅夫要求好萊塢的精英們幫助美國的國際公關活動”。他還說“文化是現成的可以為我們所用的工具。有人或許說，美國文化已經統治瞭世界。這是事實——也是關鍵。政府應該鼓勵通過有策略地利用美國流行文化來開展外交”。他還建議美國政府“把美國藝術和文化傳播給我們最值得俘虜的受眾——外國媒體”。“它可以加深人們對美國核心價值觀的理解”。美國人多麼明白他們的流行文化的“非文化的意義”！即使從單純的文化層麵上說，他們的流行文化也是進攻性的、反多元的，或者是泯滅多元的。他們的流行文化竟然與他們國傢的全球政治是一緻的。因此說，全球化就是美國化，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美國化，進一步講就是精神美國化。對這一點我們是必須保持清醒的。

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