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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对共和国历史感兴趣的一般读者
　　因作者所在位置特殊，共和国所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者俱亲临其境或亲闻其声。在其晚年撰写回忆录，是希望能从一个侧面、一个平常人的一生经历看到社会变迁的小小一角。正如作者所说：“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在忠于历史的前提下，把这些经历写下来，反映我在共和国特殊年代所走过的路。”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为苏双碧先生的一生回顾。作者自共和国诞生之初参加工作，从普通士兵做起，经历了机关干部，大学教师，新闻记者，党报党刊编辑、领导，以及从事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工作等职业，历时五十余年。因其所在位置特殊，共和国所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者俱亲临其境或亲闻其声。可以说，本书从个人经历为切入点，展现出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变迁。

作者简介

　　苏双碧，1933年生，福建南安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秘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编辑，《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马克思主义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著作32种，主要有：《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历史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吴晗传》（二人合著，获“东方杯”纪实文学奖，增订本获华东地区图书一等奖）、《洪秀全传》、《洪秀全》（获国家图书奖）、《太平天国史综论》（获国家图书奖）等。参加主编或主编《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国革命史小丛书》、《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社会主义理论丛书》等。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目录

一、离家去做童工……………………………………………… 001
二、学徒工想参加革命…………………………………………011
三、小战士………………………………………………………023
四、到省检察署当通讯员………………………………………031
五、在工农速成中学……………………………………………039
六、考入北京大学………………………………………………048
七、学生生活……………………………………………………056
八、早春天气在学生中…………………………………………066
九、“反右派”补课…………………………………………… 078
十、找“右派”和学生中的“大跃进”………………………085
十一、入党?编矿史?“反右倾”……………………………… 096
十二、东窗事发?毕业分配……………………………………108
十三、一个人的单位——北京市历史学会…………………… 117
十四、下乡搞“四清”…………………………………………127
十五、结婚………………………………………………………138
十六、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148
十七、成为市委大楼的“反党急先锋”………………………163
十八、逍遥派……………………………………………………178
十九、“清队”…………………………………………………… 187
二十、万名干部被赶到农村当农民……………………………199
二十一、临时“家庭”…………………………………………212
二十二、离开农村来到北大……………………………………223
二十三、班主任…………………………………………………233
二十四、到光明日报社“掺沙子”……………………………242
二十五、大地震?被派到上海当驻地记者……………………252
二十六、史学界的拨乱反正……………………………………264
二十七、史学研究得到较充分的发挥…………………………275
二十八、为《海瑞罢官》平反的第一篇文章…………………288
二十九、为遇罗克冤案平反的第一篇文章……………………300
三十、倡议实事求是评价洪承畴………………………………308
三十一、由光明日报社到《求是》杂志社……………………315
三十二、一篇被扼杀的文章……………………………………326
三十三、率团访问波兰…………………………………………335
三十四、我们这一家子…………………………………………345
三十五、步入黄昏时刻…………………………………………356
后　记……………………………………………………………370

精彩书摘

　　十六、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
　　1965年的冬天是个不寻常的冬天，十年动乱的信号，就在这个冬天发出。这一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采用颠倒黑白、陷人于罪的手法，把《海瑞罢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耸人听闻地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回’，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文章继续写道：“《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鲜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事业是十分有害的。”文章写得很满，话也说得很满，于是，吴晗一夜之间从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变成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是在姚文元发表的第二天上午，正好有事来到吴晗家。吴晗刚从外面回来，神情很不好，这时袁震从正房来到西房，把一张《文汇报》放在吴晗书桌上说：“看看吧！”吴晗说：“知道了，这是有来头的。”我有点惊恐，像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大事。回到办公室，我找到《文汇报》并认真读完这篇文章。因为《文汇报》在上海出版，北京大部分单位当天看不到。说实话，我读了这篇文章反映并不太强烈，只把它看成姚文元经常打棍子的作风。只是因为吴晗的神志紧张，加上当天晚上，许师谦来电话，问我看了没有，并说这是异乎寻常的，吴晗事先未必知道，问我联合办公的人有什么反应。作为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他比我敏感。机关政治学习时，我提议大家议论一下这篇文章，三个专业秘书同出一个调子，都认为姚文元打棍子打惯了，是一篇政治文章，不是学术文章，可以不理他。学习会正在进行时，邵循正教授又来电话，问我是否听说批吴晗有什么背景，并说吴晗这个人政治上可靠，不会有立场问题。吴晗平生还没有受此委屈，怕他受不了，要我找时间去看看他。
　　大约是11月15日或16日，我来到吴晗家。他情绪很坏，一再认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有来头的。这是因为在两年以前，江青就曾经找过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长谈话，扬言《海瑞罢官》问题很大，要批判《海瑞罢官》。四位部长虽然没有响应，但过不久，却有周恩来亲自问吴晗，说有人认为《海瑞罢官》有影射，问吴晗怎么回事。吴晗否认有什么影射。周总理要他写个材料说明一下。尽管是“有人”说，却居然要由总理出面让吴晗写说明，可知这个“有人”并不是一般人。如今果真有人出来批他的《海瑞罢官》，他当然要把这事和周总理说的“有人”联系起来了，这便是他认为有来头的原因。但是，此时还有彭真在给他撑腰，要他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有邓小平招呼他打牌也一如既往，他的心情多少有点平静。我向他转达了许师谦、邵循正对他的问候，他表示感谢。但他对我讲了这么几句话，他说：“如果不是有来头，扣什么帽子也不怕，学术讨论总得讲道理，况且，他姚文元文章中许多材料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几天之后，江青、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在《文汇报》连续登了同一个内容的按语。这是开学术讨论以来未曾有过的。吴晗的思想压力也随着这些按语的发表，以及各省对姚文元文章的转载而增大。吴晗的妹妹吴浦星去看吴晗时说，吴晗这几天饭都吃不下。平白无故地祸从天降，对一个忠诚的学者、共产党员来说当然是想不通的。大约在11月20日左右，邵循正教授这位正直的学者、吴晗的同窗好友沉不住气了，从中关村来到吴晗家。这时吴晗的压力更大了，住在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吴晗自然也无心再谈更多的事。邵循正安慰了吴晗几句，无非是要想得开，要相信组织上会正确解决你的问题。邵循正怕他想不开，所以一再要他保护好身体。没有想到这次很短的会见，第二天居然上了一个内部简报，这说明吴晗已经失去会友的自由，邵循正也因此而蒙上一层和吴晗的关系，在“文革”中吃了苦头。
　　11月25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半个月，这时已有《解放日报》在11月12日，也就是姚文元发表的第二天转载此文，《浙江日报》《大众日报》《福建日报》《新华日报》《安徽日报》等几个华东地区的报纸先后转载此文。虽然在全国并不是大部分省已经转载此文，但北京各报至此都没有转载，这是事实。毛泽东也因此发怒，下令出单行本，要北京订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亲自敦促彭真、陆定一部署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为避免社会上过于轰动，决定各报先后转载，各报并就“海瑞罢官”进行讨论。和我有关的行动，是市委决定成立一个写作组，撰写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以及北京市历史学会等单位抽调七八个人参加写作组。就在北京日报社四层，宣布邓拓为写作组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作为写作组负责人之一，负责总联络，并指定我担任党小组长。27日，我在家里突然接到范瑾的电话，要我立即到北京日报。我匆匆赶到北京日报时，理论部的小翁已在那里等我。我们本来认得，在我印象中，她是北京日报的才女。显然，她也是奉命来和我办同一件事的。几分钟后，范瑾来了。她说：“《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文章以后，许多省报转载了，我们报也拟在近日转载，得先作点准备。”接着，她说要我和小翁起草一个按语，范瑾口述了要点。我和小翁一起凑内容，因为只有200多字，加上已有范瑾的提要，很快就写成了。范瑾看后收在公文包里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供彭真、邓拓逐字斟酌的按语初稿。这件事后来似乎没有人谈起过，要不当然会成为我和小翁罹难的一大罪状。
　　第三天，即11月29日，《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强调“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按语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百家争鸣。同一天，《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的基调和《北京日报》相似。《人民日报》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并引用毛泽东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11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也强调通过“百家争鸣”来“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四个按语两种声音。这本来是应有强烈比较的，也应从其中找到分歧意见所在，但作为我这样未经历过重大政治斗争阅历的人来说，总认为《解放军报》按语过激了些，并没有考虑到他有什么来头，而认为《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作为党报，应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报纸，措词当更谨慎。所以，在我的思想上，还是顺着这《北京日报》按语的路子走。其实四个按语里的两种声音是代表两个高层次的声音，《解放军报》据说是江青在上海见到罗瑞卿时，亲自过问后发表的，自然属于了解一点内幕的，而其他三报是在周恩来过问下按照彭真、陆定一的调子发表的，只能是常规表态的内容。
　　《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即按照按语的精神来部署有关《海瑞罢官》这场讨论。市委写作组当即集中，12月3日写作小组组长邓拓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第一次写作组成员会议，范瑾和北京日报的几位同志出席了会议。据我记忆，邓拓一开始就说：“《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想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姚文元文章不是结论，可以讨论。姚文元文章引文和结论多有曲解吴晗之处。当然，吴晗这几年写的文章，也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这是邓拓讲话的基调。显然邓拓并不认为吴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吴晗并没有写过戏，他这次写戏是有感情色彩的，他把自己比作海瑞。”他要求“在学术界提倡好风气，首先要把《海瑞罢官》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姚文元的文章是谈了政治问题，吴晗也会作回答，但主要问题还是在学术问题上，所以我们写文章的语调、口气要注意，不要扣大帽子，要用商讨的口气、探讨的语气，这次恐怕还是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好”。然后邓拓对我们提出要求：“把你们找来，可以研究些问题，写些文章，提倡好的学风，摆事实，讲道理。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我们不采取出题目作文章的办法。因此，不研究选题，也不集体写文章，以个人的名义写好。”成立写作组，又不出题目写文章，又不集体写，对此，我当时有点茫然，觉得这个写作组很被动。可以看出，邓拓虽然主张把《海瑞罢官》的讨论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但对这场讨论可能导致的结局，他心中并没有数。在这之后几天，他在另一个场合讲这个问题时，竟说章伯钧、罗隆基、姚文元说话都不是结论，故意把章、罗和姚文元扯在一起，给他难看。邓拓有点主张打乱仗，打一阵再说。不过他的主导思想还是希望把这场争论展开，只是定了学术的基调。他并不希望写作组的人正面顶撞姚文元。当时有位写作组成员表示要对姚文元文章的史料错误进行批驳，邓拓不赞成，明确表示“不能这样搞”，并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史料问题。
　　开会过后，我琢磨要写篇什么文章。当时思想认识和视野，都只能写篇从学术方面批评吴晗的文章，绝不可能从政治上去批评吴晗，后来有人说这个写作组是“假批评真包庇”。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的一顶帽子。当时不论是邓拓还是小组的成员，都想写篇好文章和吴晗讨论，并没有想到要包庇吴晗，我也是一样。不过，对于把吴晗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我们在思想上大多不能接受，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经过了绞尽脑汁地思索，我才想到一个题目：《吴晗强迫海瑞站在农民一边》，批评吴晗把海瑞说成是农民的救星，处处事事为农民着想的清官说法，指出海瑞“退田”“平冤狱”，以至于“骂皇帝”，都是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主要不是代表农民利益。文章写完，打出清样，送去给邓拓看，邓拓批了三个字：可以发。我想这种不疼不痒的文章当然最容易通过，从文章性质看，确实是批评吴晗的，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大约时人都不把它看成是一篇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争论的文章，所以后来香港搜集有关这场争论的双方文章时，也未收入此文。但是，在我们几位写作组成员中，也确有站得较高的。其中一人因有机会接近当时的一些理论权威，他把这场斗争看得就比较尖锐，在他随后发表的文章中，问题就提得比较高，文章写得有点灵气。他指出了吴晗文章的政治方向。也就是他，对我那篇不疼不痒的文章也作了积极的评价。只要站在吴晗对立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是有了一张政治上的护身符。他说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张护身符。显然，从政治角度看，他已经让吴晗站在完全对立的一面。还有一位成员，他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用意何在？》的文章，指出了“骂皇帝”是别有用心的。这是一篇杂文式的文章，因为谈到骂皇帝文章就变得很尖锐。我在邓拓处亲眼看到邓拓签发这篇文章时很犹豫。说明写作组的成员中，也有已经看到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有关吴晗的任何观点，只有提到政治高度上来讨论才是合时宜的。
　　就在我到邓拓家取样稿时，邓拓曾经问我，有没有见过教授（指吴晗）。我知道邓拓是关心吴晗的近况的。第二天，我来到吴晗家，他比上一次见到我时更加消沉。他穿着一件旧长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这样穿着，表明他似有罢官做老百姓的思想准备，当然也反映出他情绪上的沮丧。我告诉他市委正在组织人写文章讨论《海瑞罢官》，并说了邓拓说过，吴晗有不同意见还可以发表。他痛苦地摇了摇头说：“可能没有那样简单，这是有来头的。”果然经过一个多月的各种信息流传，吴晗已经更加证实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并被这个“来头”压得喘不过气来。由于环境原因，我不好再说什么。吴晗也沉默不语。坐了一会儿，我就告辞了。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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