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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武先生的作品，既深远宏阔，又细致入微；既有“大历史、大尺度”，具有“时间、空间的广度”，而又深邃细腻、娓娓道来。本书作为王赓武先生的精纯之作，根据作者在剑桥大学所作的演讲修改而成。在这部探讨中英关系的文笔优美、思想隽永的作品中，作者围绕着“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这四个词汇，阐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复杂、多彩、动态的交往关系，既审视两者交往的可能，同时又洞悉其限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既深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中西文明之间碰撞融合的历史画卷。

内容简介

中英交往不仅仅发生在两个大国之间。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和往来还发生在大英帝国和英联邦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下。本书根据作者在剑桥大学所作的演讲修改而成。在这部探讨中英关系的文笔优美、思想隽永的作品中，作者围绕着“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这四个词汇，阐述了中国和英语民族复杂、多彩、动态的交往关系，既审视两者交往的可能，同时又洞悉其限制，为读者展示了一幅既深远壮阔又细致入微的中西文明之间碰撞融合的历史画卷。

作者简介

王赓武，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名誉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荣膺国际学术奖、福冈亚洲文化奖。历任马来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7—1968），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远东历史系主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5），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97—2007）。
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移民研究等，涉及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近年作品有《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1999）、《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2000）、《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2003）、《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2013）、《另一个中国周期：致力于改革》（2014）等。

精彩书评

王赓武可以当好中国总理。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南方人物周刊》）
　　
　　我想此人可做个顾维钧型的一流中国外交家，也可以做个一流的中国‘京师大学堂’的堂长。
　　——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王赓武天降大任》）
　　
　　我很难找到恰当的词语去描述王赓武先生，他是如此杰出，在很多有趣的领域取得了显要的成就……众多个人、组织乃至政府部门都从他那里寻求明见和洞见——这些明见和洞见不仅关系亚洲，而且也关系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王赓武：教育家和学者》）
　　
　　我个人认为，王赓武先生毫无疑问是海外华裔史学界的大师级学者。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王先生的作品对于现代中国（包括我们现在的中国）的意义要远远超过上面提到的几位史学大家（杨联陞、何柄棣、黄仁宇、余英时、许倬云等）的作品，因为王先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都更贴近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唐世平（《我所理解和认识的王赓武》）

前言/序言

“我时常纳闷，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同英国人打交道时的际遇怎样，从与各色英国人的交往和英国人在亚洲各地区的活动中，中国又得到了什么。……这些讲稿都围绕着这个角度来写作。内容上不可能面面俱到，涵盖英国与中国、中国人关系的各个方面，而是从中英两国的外围加以旁敲侧击，试图将关乎两国人民的中心问题和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相提并论。”

还是不错的一本书，有空看看吧

好书值得读

　　将勾股定理称为“商高定理”，理由是这样的：在中国古籍《周髀算经》中，全书第一节就记载着一个名叫商高的人，对周公讲了这样一段话：“析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这段话毫无疑问是在谈论勾股定理，而周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商高既和周公谈话，当然是周公的同时代人，这就比毕达哥拉斯早了数百年，所以商高理应获得勾股定理的荣誉。

书不错

　　可惜的是，上面这段推论中有两个严重问题。第一个问题，前辈数学史专家钱宝琮在1929年就指出了，他认为将勾股定理称为“商高定理”用意虽好，但“算学名词宜求信达，周公同时有无商高其人，《周髀》之术，姑不具论；藉曰有之，亦不过当时知有勾三股四弦五之率耳，不足以言勾股通例也。中国勾股算术至西汉时《周髀算经》撰著时代始有萌芽，实较希腊诸家几何学为晚。题曰商高，似属未妥。” 这里需要说一说《周髀算经》中涉及勾股定理的一些细节，因为这里有中国人和勾股定理之间历史渊源的足迹。除了前面说到的第一节中商高对周公陈述的勾股定理在勾三股四弦五时的特例，在第三节还有一处，在讨论如何立表来测日影时，也应用了勾股定理在勾三股四弦五时的特例，不过这次乘上了共同的系数2。

王赓武的作品

的作者倒是不会这么粗浅的认为，他把这个世界看透了，看的太明白了。至于死后是什么样子，虽然也有若有若无的描绘，到底只是他活着时的想象。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一块雪地，却极其象征了人类最后被放逐了的末世。尽管在我个人的妄想里，或许还会继续酝酿着另一次瑰丽的日出，但却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毫无任何关系。

　　近代西学东渐之后，中国人得知这个在中国“古已有之”的定理，被西方人归于毕达哥拉斯名下，难免有些失落。这种失落感驱使一些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勾股定理荣誉的争夺战。20世纪20年代，一些中国的数学教科书中开始将勾股定理命名为“商高定理”。这种做法在20世纪中叶之后一度得到不少人士的支持，其流风遗韵，直至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偶尔仍可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