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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时4年，3000余幅精美图片、800余页精致印刷
　　首次以图录的形式，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系统予以集中收集、整理、发表
　　兼学术性、可读性、工具性于一体

内容简介

　　良渚文化时期的刻画符号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多年来有大量的发现，尤其是近年来卞家山、庙前和庄桥坟等遗址的大量出土，为进行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和研究提供基础。刻画符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意义重大，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多次热烈讨论；对于新石器时代和有史早期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思维性研究也具有很好的研究可行性。然而，囿于历年来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资料的发表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需求又较为迫切，因此，全面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考古资料并将之发表出来，就成为一项富有学术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填补了国内良渚文化刻符系统研究的空白，拓宽和深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思路与内涵。全书收录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554件，符号总数为656个，包含3000余张精美出土文物图片，以及相应的拓片、摹本。收录范围空前广泛，涉及遗址众多，尤其是在许多遗址的发掘资料尚未整理完毕的情况下，诸多重要的器物符号能够首先出现在这本图录中。

作者简介

　　张炳火，杭州余杭区人，1949年生。现任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章太炎全集》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余杭市常务副市长、余杭区委副书记、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主任、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局局长等职务。在良渚遗址管委会期间，从事遗址保护工作之余致力于良渚文化的研究，曾发表过《明代时“古城头”即良渚古城中心》（《中国文物报》）、《良渚先人的治水实践》（《东南文化》）、《也谈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等多篇学术论文，并主持编写过《良渚文化研究丛书》等。

目录

序
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综述
导语
陶器篇
象形符号
抽象符号
其他符号
石器篇
玉器篇
刻符器物补遗
关于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文献资料
索引
后记

前言/序言

　　1936年，施昕更先生最早在良渚发现了古文化遗址，并于1937年、1938年发表了《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及《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59年，由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考古工作会议上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在此后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有关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仍不系统和完善，尤其是没有高等级墓葬的考古资料可以参照，因而对于当时良渚文化及与周边同期文化的区别、社会发展到什么高度等还存有模糊的认识。直到1973年在江苏吴县发掘草鞋山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发现了随葬的大量精美玉器与陶器、石器，一直被称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才由此得到了正名，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内涵也开始了重新审视。随后，江苏寺墩、上海福泉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又都促进了考古界对良渚文化这支环太湖流域古代文化的思考，对其生产力、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台阶。尤其自1986年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相继对反山、瑶山、汇观山、文家山、卞家山、庙前遗址，塘山土垣及制玉作坊等进行考古发掘，在良渚遗址区范围内，发现了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墓葬、祭坛、基址和居址，特别是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更使这一区域的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为良渚文化研究与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材料。
　　几乎在良渚古文化遗址发现的同一时期，有识者也曾提出陶器刻符甚至是古代文字的问题。施昕更先生在他的考古报告中公布了他发掘出土的5个陶器刻符为记号文字。同时代学者何天行先生在《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的专著中认为“除有记号文字作×，＋，∨，或L的黑陶以外，还发见一只有象形文字陶器……发现有这样原始形的图象文字”，并认为“尤足证为文字无疑”，“且当在甲骨文字之先”。受到当时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的赞同，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在当时也曾轰动一时。1992年浙江余杭安溪确认百亩山玉璧出土地点后，证实了国内外所藏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真实性。随着良渚文化遗址考古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断地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考古发掘中获得较多形态各异的刻画符号，据这次调查统计，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符总数已经超过600件。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良渚文化是否已迈入文明阶段一直多有争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对文明的定义，或者说文明的标准上纠缠不清。通常来说，认同文明时代的几个因素有城市、礼仪性建筑、金属和文字。就良渚文化研究而言，城市、礼仪性建筑已有考古资料的支持。虽无金属的发现，但根据良渚人制作的精美的玉器和森严的用玉制度，又有学者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学术概念，多次撰文指出“玉器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兴起中具有独特性，配伍严密的玉礼器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等变革的体现之一，是礼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对于文字，学术界一般认为人们早期是通过图画刻或写在石头、木头等材料上，用以记录那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即“图画文字”；或者让图画中形态逐渐变得简洁、抽象，并且象征着自己对事物的想法，用于表达一定的意思，即表意文字。这两种现象，一方面我们会时常从已出土的器物中发现，另一方面，这些承载着图形或者“文字”的材料不少却因年代的久远而逝去。因此，我们也只能从已发现的尚留存的陶器、石器、玉器的刻符上去寻找它的踪影和意义。综观上述各方面资料，我们可以设想，在那个已经有了规模恢宏的城市和建筑，并具有较为复杂的分工和社会等级的时期，那么多的图形和刻符是否被赋予了诸多的含义，是否就是文字的雏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对文字起源的研究已形成这样一种观点：成熟文字大约成形于商代，最早也是在夏代。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各地虽然都有大量刻画符号的发现，但从结构和意义分析，还缺乏体系。以半坡、姜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画符号，造型以简单刻画的几何指事形符号为主，但表意和运用范围有限。大汶口文化中虽有象形符号，但仅限于少数器物。早年也有学者根据以往有限的考古资料，提出了中国文字起源的一元论、二元论等不同观点。后来不断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些观点都是不够客观、不能符合历史实际的。
　　苏州澄湖所出的贯耳壶和余杭南湖所出圈足罐上的成组符号，曾引起古文字学家的热议。历史学家李学勤就曾对南湖出土陶器上的8个符号释读为“朱旗践石，网虎石封”。山东丁公陶符和江苏南荡陶符时代与良渚文化年代下限接近，它们的出土为原始文字出现的时代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证据。多个符号整齐、成组的出现，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突破了单个符号孤立存在的情况，很有可能已达到成词、成句的文字发展阶段，文字体系可能开始建立。本书收集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石器上出现的字符，排列有序，重复出现，符合文字的一些特点。有专家认为，从原始文字的发展阶段来看，已经处于高级阶段。它虽不能说就是中国文字的前身，但具备了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进一步证实原始文字的存在。这一大批材料的出现，改变了以往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尚无成体系符号的认识。同时，这些新出现的材料也说明，不管是史前符号系统还是原始文字系统，它们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的复杂性是相一致的。
　　随着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逐步完成了田野资料的积累阶段，至80年代末迈入了由苏秉琦先生提倡的“考古学区系类型”建立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术界又掀起了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大讨论。面对愈加深入的讨论，学者们也愈来愈注意到考古资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尝试从不同角度多方考察遗物、遗迹，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刻画于陶器、石器、玉器和骨器等多种质地上的符号，广泛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如何从宏观和微观上利用好如此丰富的考古资料，成为文明起源讨论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对系统整理、发表这些刻符资料提出了要求。
　　从目前收集、整理的情况来看，良渚文化时期出土刻画符号较多的遗址有湖州昆山、塔山遗址，杭州良渚卞家山、庙前、美人地遗址，嘉兴新地里、庄桥坟等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嘉兴地区出土良渚刻符的遗址不在少数，相比作为良渚遗址群这一中心区，虽然有庙前和卞家山两个遗址所出刻符数量较多，但分布的遗址数量和刻符总量要少于嘉兴地区，体现了一定的地域特征，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囿于历年来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资料的发表比较零碎、不成系统，而学术界对于这一方面的资料需求又较为迫切，因此，全面收集、整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考古资料并将之发表出来，就成为一项富有学术意义的基础性工作。据此，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余杭分会、良渚研究院启动了“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研究”课题，并得到了浙江、江苏、上海考古及博物馆同行的认同和支持。这项工作前后历时四年，收集、拍摄工作涉及苏、浙、沪多个博物馆和考古机构，可以说《良渚文化刻画符号》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我们相信《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的出版，将会给专家学者对良渚时期有否文字的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具有学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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