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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 著

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87468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64520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字数：249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 我国明清史杰出奠基者孟森先生的代表作。
　　◆ 孟森先生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

内容简介

　　《明史讲义》为明清史研究开拓者孟森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讲义是根据他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编纂而成。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主要介绍了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论，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见识高远、考证翔实、轮廓清晰，在明史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孟森，（1869—1938），中国近代明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之一。其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

目录

第一编 总论/1
第一章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2
第二章 明史体例/5
第二编 各论/13
第一章 开国/14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14
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20
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26
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54
第二章 靖难/69
第一节 建文朝事之得失/69
第二节 靖难兵起之事实/74
第三节 靖难后杀戮之惨/83
第四节 靖难后明运之隆替/87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92
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97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104
第三章 夺门/107
第一节 正统初政/107
第二节 土木之变/111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114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124
第五节 夺门/130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137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148
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153
第四章 议礼/156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156
第二节 议礼/175
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188
第四节 隆庆朝政治/203
第五节 正嘉隆三朝之学术/212
第五章 万历之荒怠/214
第一节 冲幼之期/214
第二节 醉梦之期/223
第三节 决裂之期/237
第四节 光宗一月之附赘/241
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245
第一节 天启初门户之害/245
第二节 天启朝之阉祸/253
第三节 崇祯致亡之症结/268
第四节 专辨正袁崇焕之诬枉/272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275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277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291
第一节 弘光朝事/291
第二节 隆武朝事/295
第三节 永历朝事/299
第四节 鲁监国事/305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开国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为其后来所讳言，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明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
　　《明史》断代起于洪武元年，而叙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纪元为限，当以太祖起事之始为始。《史》《本纪》如此。陈鹤《明纪》，自注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鉴》起至正十二年，皆与《本纪》相应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节之纪述不可胜数外，自以正史为骨干。而变其体，则有《纪事本末》、有编年之《纪》及《通鉴》。《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于《明史》。后来《明史》既成，清代又以勅修名义成《通鉴辑览》之《明鉴》及《纲目三编》。《明纪》及《明通鉴》乃敢准以下笔。清代之治《明史》者终不免有应顾之时忌，此俟随时提清。今欲知史之本义，莫重于为法为戒。人知明之有国，为明驱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当时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称雄，颠覆旧王朝，而使应时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为，乃统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称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与天下更始也。叙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国珍为始。其实民得称雄，已为较有知识、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祸犯令于清平之世，一皂隶缚之而遂就法，盖已知纲纪尽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后动也。故推元末之乱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乱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无，大地之上，由亚而欧，皆其兵力所到，至今为泰西所震惊。乃入中国不过数十年，遂为极散漫、极脆弱之废物。其故维何？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凡历朝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汉之制度，即有汉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无制度，其享国即在武力之上，其能钳制人民数十年而后动者，即其武力之横绝历代也。元之无制度，若但为其书不传，则亦正有《元典章》等传本，岂知元即有因袭前代之文物，元之当国者正绝不行用。此当从《元史》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证，乃可得之。
　　顺帝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云：‘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入不报。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元至至正，已为末一年号，不过数年，濒于亡矣，而犹以夷俗自居，曰“列圣未遑之典”，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其曰“议法之吏”，则固未尝不言立法，惟法特为汉人、南人设耳。
　　元之国境广大，民族众多，蒙古谓之国人，中国本部谓之汉人，自余谓之各国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纵西僧为暴于国中。录《元通鉴》一则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棰扑交下，拽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语侵上，事闻，亦释不问。时宣政院方奉诏，言：“殴西僧者断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寝其令。
　　此时尚为元之全盛时代，混一中国未及三十年，其了无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慑，然考之《史》，元亦并无经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饥穷为暴、胁众觅食之故伎，侵掠万里，既得温饱，即伎俩无复存焉，非若历代军制既定，威令久而后渝者比。再录《元通鉴》一则见例：
　　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月，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朝廷遣将讨之，观望退缩，守令又因以扰良民，盗势益炽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距贼营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自效，不数日，六十就擒，余众悉散。军中获贼所为文书，具有旁近郡县富人姓名，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报于朝，博果密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时称其不伐。
　　当成宗时，去统一中国仅十余年，元贞二年，距世祖之死仅二年，而蒙古在中国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汉人，惟宰相尚为世祖时顾命旧臣，能容汉人，汉人因亦乐为之用，间有盗乱，旋即平之。至顺帝时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叙群雄以方国珍为始，起于至正八年，顺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顺帝亦用至元纪年，与世祖同年号，亦其无法度之证。顺帝即位之第五年，广州朱光卿反，汝宁棒胡反，以后各地蜂起，久者亘数年不定。而元之所以处分此事，则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汉人使不为用，夫然后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轻逞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时中国之不能不反元者，据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广州变起之后，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有马者拘入官。是为因乱事而益歧视人民。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是为歧视人民而绝多数人登进之路。五月戊申，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是为以种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于职。八月癸未，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是为无自卫权者独有汉人。又其前二月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时大臣有忌汉官者，取所献班地上，问曰：“此欲何为邪？”意汉官讳言反，将以罪中之，侍御史许有壬曰：“此曹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敌官军，反状甚明，尚何言？”其语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汉官或为汉人轻减反者罪名，则可将汉官皆坐以逆党，而一律铲除之以为快。是岁，巴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是为宰相起意屠戮汉人，先就人数最多之姓为始。以姓分应杀不应杀，设想已极不道，帝虽不从，此风声已不可令天下闻矣。后于至正十一年，巴延已败，托克托代为相。六月，《通鉴》又书云：“丞相托克托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顾同列，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纳。入言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红军者，是年刘福通起，用红巾为号，谓之红军。未几，芝麻李、徐寿辉相继起，皆用红巾，红军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兴起于濠，濠为太祖所居，遂亦相从而走险矣。《明史》所立群雄之传，以方国珍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灭者不计，即其以后如芝麻李之不久为元所灭者亦不计，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兴不但有传，且序于群雄之首。所为传者共八人，其后三人：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虽起自义兵而能自发展，与群雄略同。然既尽忠于元，在明代修《元史》时当入之，如扩廓之义父察罕帖木儿，已入《元史》矣，扩廓事亦附见。但从顺帝出亡后，尚有屡图兴复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载。友定之殉元，尚在顺帝未遁之时，何以亦不与察罕为同类？至把匝剌瓦尔密，尤为元之宗室，据其封国，不肯降明而死，何为与群雄同列？《元史》无宗室传，故不辑为有系属之传，然有《诸王表》，亦未于云南王忽哥赤之后列至把匝剌瓦尔密，遂以最后殉国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纪之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于《明史》中列元臣传。清又于《明史》中遗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与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扩廓等若相应和。此一异也。
　　……

前言/序言

　　《老北大讲义》出版说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儿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编者
　　2009年3月
　　孟森《明史讲义》
　　张中行先生对孟森的回忆是所有纪念文章中最为传神的。其中说：“（孟森上课时）眼睛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口头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
　　孟森（1869-1937），字莼孙，号心史，世称为孟心史先生。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其著作是近代清史研究第一代的最高水平。
　　孟森早年着意于学术﹑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曾撰写翻译了一些有关法学及经济学的著作。中年时又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亲近幕友，曾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
　　1929年起，孟森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清朝入关前历史，撰成讲义《清朝前纪》。193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满洲开国史”等课程。编纂《明元清系通纪》，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
　　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给予孟森史学研究成果极高评价：其“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这部《明史讲义》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有四门为“明清史”和“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与“清史研究”。其中，第一次开设“明清史”课，是在1932-1933年度，为一年的学时。以后每隔一年开课一次，到1937年夏为止，总共开过3次。从1935年秋天起，“明清史”
　　一课，不再仅是二年级必修科，也是一、三、四年级学生必修科。而在1936-1937年度第三次开课时，授课内容与计划做了重大调整。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史实太过丰富，不能讲得过于简略，所以实际上将“明清史”分为“明史”、“清史”两课，分别为一年的课时，隔年授课。其中，《明史讲义》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考订，多有发明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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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明史必须多看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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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表述，不适合快餐文化，要仔细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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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精美，印刷清晰，应该是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