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译丛：全球时代的欧洲 [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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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 A.） 著，郭忠华 绘，潘华凌 译

图书标签:

• 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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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史
• 社会史
• 政治史
• 译学
• 高等教育
• 大学教材
• 欧洲研究
• 国际关系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67144

版次：1

商品编码：1158123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大学译丛

外文名称：Europe in the Global Age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3

字数：20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大学译丛：全球时代的欧洲》以晚期现代性社会作为思考背景，以欧盟作为政治框架，将吉登斯对福利制度的思考完整而系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这一意义上说，要理解当代欧洲福利制度的发展走向和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大学译丛：全球时代的欧洲》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在《大学译丛：全球时代的欧洲》中，吉登斯宏观概览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得失，探讨了当代社会变化产生的新问题及其对福利制度提出白勺新要求，分析了欧盟的当前缺陷和力量之源，提出了欧洲社会模式的未来之路，堪为对欧洲福利制度的一次系统检视和展望。

内容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当代社会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视为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他与英国前酋相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政策也影响了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吉登斯通过《第三条道路》、《新平等主义》、《全球欧洲，社会欧洲》等著名作品系统提出了“积极福利”的总想，《全球时代的欧洲》一书就是在这一思路上的最新著作，体现了对传统福利模式的反思与融台，并试图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和后民族国家化的背景下将欧洲福利模式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书中论述虽然主要集中在欧洲，但其蕴意实则更为广泛。
　　所有发达国家均面临一系列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全球社会和经济变迁联系在一起，也与工作、家庭和日常生活的重大转型联系在一起。因此，吉登斯所讨论的问题同样应当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如正日益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和印度——倘要建立一个整合而包容的社会，有效的福利体系将是必不可少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较先进国家的得失。

作者简介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员，英国上议院议员。
　　著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社会学》、《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等。
　　吉登斯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与罗尔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一起引领了20世纪中后期全球社会理论的发展。他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尤其深远，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
　　
　　潘华凌，男，江西上高人。出版译作四百余万字，主要有小说《九十分钟远的距离》、《女明星纳蒂卡·杰克逊》、《白衣女人》、《月亮宝石》、《爱玛》、《大卫·科波菲尔》、《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西方学术著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与郭忠华合译）、《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与郭忠华合译》、《全球时代的欧洲》等。
　　
　　郭忠华，复旦大学博士，中山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政治学理论及中国政府与政治领域。

目录

推荐序
前言
本书使用术语表

第一章 社会模式
压力与重负
全球化
社会模式的类型
优秀的运作者与拙劣的运作者
里斯本及其后
几点思考
超越最佳实践
结论：全世界最好的？

第二章 欧洲的变化与创新
受阻社会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前东欧
社会倾销
全球化：中国与印度
《服务指南》
结论

第三章 社会公正与社会分化
新阶级
新的社会分化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公正
不平等与贫困
政策意义
转变期劳动力市场
促成转变
儿童、童年、儿童贫困

第四章 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
干预主义与行动主义
消费者公民与公民消费者
福利输送
选择与授权
社会团结
多样性与福利
移居与公民身份
多元文化主义
管理移居
自由言论

第五章 生活方式的改变
老龄化与“年轻化”
健康与生活方式
环境
气候变化的冲击，能源的冲击

第六章 在欧盟层面上
对《里斯本议程》的评估
地区性差异
创新与研发
高等教育
生态现代化

第七章 关于欧洲未来的八大论点
附录关于欧洲未来的公开信
索引

精彩书摘

　　《全球时代的欧洲》：
　　无论是法律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不像马歇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牢固建立起来了。每一代人都得重新捍卫它们。对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威胁实际上随时存在。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会明白这种情况。今天，新的张力又出现了，这种张力源自文化语境，在这种语境中，言论自由和个人自由可能与某些人牢固持有的神圣价值观发生冲突。
　　消费者公民与公民消费者
　　认为国家会自动地按公共利益行事，或者反过来，认为市场的主动行为必然与国家相反，这些假定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超出这类粗略描述的途径，因为这类描述引起了有关福利国家前途的持续不断的争论。问题部分来源于“公共服务”术语的含糊性，它实际上是指以国家为基础的各种服务。以国家为基础的机构或在其中工作的群体与在任何“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一样，可能是着眼于部门或者私人利益的。正如解除对电信的控制所表明的那样，私有化有时候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一个良好的社会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竞争的市场、发达的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与民主国家之间实现了有效的协调。这些领域之间的界限往往存在争议，但是，界限是明显存在的。在市场取得了完全控制权的领域，个人以可能被称为消费者公民（consumer-citizen）的身份发挥作用。市场的标准主要并直接通过竞争来得到保证。一台价格相等却比其他品牌质量更差的电视机将会被市场淘汰。国家和其他公共权威机构也在起作用，但这种作用仅限于监控市场的总体框架、避免垄断和提供保证契约得到履行的手段。
　　在非市场领域——国家和公民社会——可能而且应该有重要的消费者选择，但这些领域主要不是按市场原则来组织的。例如，在国家部门，可能存在医疗从业者、学校或社会服务之间的选择。然而，标准不可能通过如其在市场中能够实现的竞争来得到保证，它们必须由专业人士和公共权威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来加以监督。我们可以说，在这些领域，个人是公民消费者（citizen-consumer）-他有权期望得到通过外部权威来强力实施的标准。
　　国家不是公共领域的具体体现。为了追求公共目标，国家往往明显需要改革。《里斯本议程》的困难之一是，它几乎完全集中在市场和市场效率上，没有相应地强调对国家的改革。
　　在一个国家作用过于强势的社会中，局限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如果认为这类社会与近期欧洲的经验格格不入，那也是错误的。它们不是格格不入的，仅仅在大概30年前，几个西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还是以国家为基础的独裁国家，而欧盟新加入的成员国则是前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国家是首要行动者。
　　或许可以理解的是，这类国家中有些反而转向了激进的自由市场哲学。这种立场至多可以被看作权宜的和暂时的。激进自由市场的途径不能创立公平或公正的社会，也不能为长远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20世纪80年代及之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些结论。英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大幅上升，公共服务行业和交通基础设施衰败。由于缺乏对长期增长条件的投入，生产力停滞不前。
　　一个社会——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一个过于允许市场侵入的社会，也要承受福利带来的后果。各种市场激励措施可能对于实现从健康到环境这类福利目标很重要。但是，它们通常必须在更加宏大的监督框架内加以实施。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一个市场作用过于不受限制的社会将会导致公民秩序的衰落——不平等变得过大，商业动机主宰其他目标，同时犯罪和破坏公共财产的行为层出不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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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法律权利还是政治权利，都不像马歇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牢固建立起来了。每一代人都得重新捍卫它们。对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威胁实际上随时存在。人们只要回顾一下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会明白这种情况。今天，新的张力又出现了，这种张力源自文化语境，在这种语境中，言论自由和个人自由可能与某些人牢固持有的神圣价值观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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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新平等主义》等作品中已经提出了“积极福利”思想，在《全球时代的欧洲》中，吉登斯继续聚焦欧洲福利国家的得与失，深入探讨在全球化及后工业时代背景下，传统福利制度的变革之道。社会福利的来源在于其背后的公共服务体系，来源于全体纳税人的贡献，而作为社会财富二次分配者的执政当局，一方面要维护自身所代表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又要为自己的存在筑牢根基，维护社会的整体运转平衡。是将资源、财富用于补助社会弱势群体，为大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还是将资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抑或用于有利于执政者的开支？这既是一道政治问题，也是一道经济问题，更是一道综合性社会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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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发达国家均面临一系列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全球社会和经济变迁联系在一起，也与工作、家庭和日常生活的重大转型联系在一起。因此，吉登斯所讨论的问题同样应当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如正日益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和印度——倘要建立一个整合而包容的社会，有效的福利体系将是必不可少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较先进国家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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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国家会自动地按公共利益行事，或者反过来，认为市场的主动行为必然与国家相反，这些假定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超出这类粗略描述的途径，因为这类描述引起了有关福利国家前途的持续不断的争论。问题部分来源于“公共服务”术语的含糊性，它实际上是指以国家为基础的各种服务。以国家为基础的机构或在其中工作的群体与在任何“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一样，可能是着眼于部门或者私人利益的。正如解除对电信的控制所表明的那样，私有化有时候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