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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走进陈子善的古典音乐之旅，品味20世纪现代作家与古典音乐的不解情缘。
　　陈子善以发掘新文学史料著称，擅长版本考证，逸文辑校。《百花谭文丛：纸上交响》显示了陈子善另一方面的修养——古典音乐，所收文章多是短小精致之篇，初步梳理了20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现代作家与古典音乐的各种因缘，重点论述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刘荣恩、张爱玲、赵萝蕤、傅雷等与古典音乐的关系，文笔活泼，说文谈史，给人知识的同时，也给人以美的享受。

作者简介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张爱玲等现代重要作家作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都有很大贡献，尤其对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关注。陈子善先生主要著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素描》等多种，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目录

001 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代序）
辑 一
003 新文学巨匠笔下的瓦格纳
019 音乐会奇缘：徐志摩、林徽因与克赖斯勒
037 沈从文与莫扎特
041 刘荣恩：迷恋古典音乐的新诗人
051 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
059 别开生面的音乐评论
068 张爱玲说《毛毛雨》
辑 二
079 我买到了萧友梅签名本
083 《贝多芬传》初版本
086 闪亮的生命
089 对莫扎特的新阐释
093 激动，为什么激动
099 不断延伸的音乐子午线
103 傅聪望七了
106 走近施波尔
111 赏乐日记三则
“穿越巴洛克”
胡梅尔故居
春天之曲
辑 三
121 《雅人乐话》之我见
125 浅释“流动的经典”
巴赫
莫扎特
贝多芬
舒伯特
肖邦
瓦格纳
勃拉姆斯
柴可夫斯基
德沃夏克
马勒
德彪西
肖斯塔科维奇
编后小记
134 李欧梵的《音乐的遐思》
附录：《音乐的遐思》小序/李欧梵
140 投向音乐海
附 录
147 读完《想乐》听古典音乐/马玥浩
杨照这样理解音乐
音乐背后的文化史
151 跋

前言/序言

　　沈从文与莫扎特
　　春阳明媚的午后，听莫扎特，又想到中国现代作家与西方古典音乐的关系。去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以此为题作过一次演讲，提到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科学史教篇》中赞誉贝多芬，他主张为“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科学应与人文并重，“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波义耳），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德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①但限于当时条件，鲁迅是否听过贝多芬，存疑。
　　然而，我一一介绍了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刘荣恩、赵萝蕤、张爱玲、傅雷、林以亮等作家、翻译家或深或浅的古典音乐缘，却遗漏了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那就是与古典音乐关系颇为密切的沈从文。沈从文虽然被称为“乡下人”，却对古典音乐情有独钟，并形诸文字，他在1940年代的作品中一再提到莫扎特和其他古典音乐大师。
　　在1940年所写的《烛虚》中，沈从文一方面自谦“我不懂音乐”，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生有种“永生”境界，“似乎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唯独“如知和声作曲，必可制成比写作十倍深刻完整动人乐章”，而“如由莫扎克（即莫扎特）用音符排组，自然即可望在人间成一惊心动魄佚神荡志乐章”。至于他自己的写作呢？“目前我手中所有，不过一支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对自己的作品如此严格，如此不满，对莫扎特的音乐又如此首肯，如此推崇，说明沈从文真的喜欢莫扎特。
　　六年之后，在《绿魇》中，沈从文进一步对莫扎特的音乐表示倾倒。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巴哈或莫札克，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到都市或村落，钻入官吏颟顸贪得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级倦于思索怯于惑疑的灵魂里，年青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好种芽，即或它是有毒的，更能增加组织上的糜烂，可能使一种善良的本性发展有妨碍的，我依然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
　　这段话说得真好。莫扎特和巴赫的音乐是那么“好”，那么高尚圣洁，我们只要聆听“一点点”，就有可能获得启示和感悟。沈从文看重古典音乐诉诸人的心灵的独特的感染作用，正如他所自我解剖的：“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
　　沈从文对莫扎特入迷，大概与他受到张定和的影响有关。张定和是他夫人张兆和三弟，先学美术后学音乐。沈从文1946年还写过一篇《定和是音乐迷》，记述他与定和的交往与定和的音乐生涯。文中说：“一谈天，才知道定和原来当真是个音乐迷。萧邦、巴哈、莫扎特、或勗贝特（舒伯特），这位或那位，总之凡是地球另外一边那些会用五线谱先迷住了自己一生，又迷住了世界一世纪半世纪的人物，早已把定和征服了。”①其实，这段话如移用到沈从文自己身上，应该也是合适的，他无疑也属于被莫扎特们“征服”了的“音乐迷”之一。
　　可惜，沈从文当时到底喜欢莫扎特哪些作品，已不可考了。沈从文逝世后，他的追悼仪式上播放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一说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也许再播放莫扎特的第廿七钢琴协奏曲，他在天国会更感到欢欣和宽慰？
　　甲午正月廿三日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我的古典音乐之旅（代序）
　　我在小学和初中时代，对音乐没什么感觉，上音乐课只是跟着唱，滥竽充数，混个及格而已。后来学五线谱，课上完了也就全还给老师了，至今仍是个五线不识、五音不全的“乐盲”，对卡拉OK更是敬而远之。可我偏偏爱上了古典音乐，而且爱得那么真切，那么深挚，现在想想，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66年冬，“文革”如火如荼，“红卫兵”正炙手可热，还是高一学生的我却因出身不很好而成了“逍遥派”。虽然也曾逞一时之勇，冒充“红卫兵”北上蒙伟大领袖最后一次“接见”，毕竟不能长此以往。正好，领班有位爱好文学的同学鲁兄约我“交换”书看，两人臭味相投，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当时所谓“交换”书，乃是交换“封资修毒草”的别称，借以掩人耳目。因此，必须小心，必须隐蔽，一般都是我到鲁兄独门独户的家中“交换”。于是我知道了鲁兄还有一个业余爱好，学拉小提琴。几乎每次去，他都在拉练习曲，什么开塞，什么克莱策尔，咿咿呀呀，煞有介事。后来他拉《梁祝》，才深深吸引了我，尽管不可能有乐队协奏，显得有点单薄。
　　那是一个只有八个样板戏响彻云霄的荒唐年代，我对“国剧”本来就没多大兴趣，对“革命样板京剧”更不敢恭维，但对《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却颇有点好感，特别听到《梁祝》，才明白什么是我喜欢的音乐。但鲁兄告诉我，还有更精彩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妨听听。这样，我就更深地中了“毒”。
　　鲁兄有位毗邻而居的小学同窗陈兄，也是文学迷加古典音乐迷。从1967年初起，直到1969年春我奔赴江西农村“战天斗地”止，差不多每周有二三个下午，我们三人就躲在陈兄小小的亭子间里紧闭门窗猛听“老贝”和“老柴”。虽然大都是七十八转的胶木唱片，听一部交响乐要转换好几次，我们仨还是兴致勃勃，浸淫其中而不能自拔。有多少个黄昏时分，当我听完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或比才（《命运》、《天鹅湖》和《卡门》是我们当时听得最多的三部曲子），走出鲁兄他们的弄堂，漫步在现已保护建筑林立的霍山路舟山路上，总不时有音乐是多么美妙，人生是多么美好的思绪袭来，那时那景那情，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以后，古典音乐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伴随着我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前行。无论在江西农村的田埂上，还是在上海里弄生产组的陋室里，或者在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埋头查阅资料的间隙，我的耳畔经常会响起“老贝”的《命运》和《F大调浪漫曲》，也时常会响起巴赫的《圣母颂》和舒伯特的《未完成》。古典音乐在我软弱的时候给我以力量，在我痛苦的时候给我以慰藉，更在我追求的时候给我以鼓励。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聆赏古典音乐早已是光明正大、自由自在的事，跑唱片行又成了我必不可少的日常功课，以至后来我的学生撰文为我画像，也不忘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我在唱片行认真挑选古典CD的情景。
　　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艺术歌曲听得多了，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养成的搜集资料癖也再次发作，找了不少评介古典音乐的书刊来看，希冀进一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但看来看去，不免有些失望。这些书刊不是不好，但大都出自学院派专家之手，太专业了，太一本正经了，不是我这样的门外爱好者所能领教的。于是我又忽发奇想，如果编选一本作家学者谈论古典音乐的散文集那该多好，一定会有像我这样的爱乐的“乐盲”会喜欢。《雅人乐话》这本小册子就此应运而生。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编选音乐散文集上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编选了李欧梵、辛丰年、刘靖之、吕正惠、庄裕安、陈黎等海内外名家的音乐散文集多种，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音乐散文热”中起了一点小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作者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无一不是古典音乐迷，他们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的音乐散文，给我打开的又何止是一方欣赏古典音乐的新天地。而当“音乐散文”已蔚然成风时，我在编选了《流动的经典》之后戛然而止，我想我应该见好就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典音乐陶冶了我的性情，涤荡了我的灵魂。而且，我在《流动的经典》编后记里说过，对于古典音乐，我是泛爱主义者。换言之，从巴罗克时代到二十世纪的肖斯塔可维奇，凡音乐史上有定评的大家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家，只要我觉得好听，我都喜欢。不像有些朋友非巴赫不听，非瓦格纳不听，非马勒不听，非理查·施特劳斯不听，喜欢柴可夫斯基和施特劳斯父子也就被讥为“小儿科”。当然，“好听”的说法过于宽泛，什么曲子才算好听，是结构宏大、思想深远的“老贝”的“第九”和晚期四重奏，还是晶莹剔透的《少女的祈祷》和肖邦的《夜曲》，恐怕也是人言人殊，青菜萝卜各有所好的。但这已是另一个话题，姑且不论。不过，我乐于承认，在群星璀璨的西方古典音乐家中，我最爱的还是莫扎特。我奇怪自己在接触古典音乐之初怎么没有亲近莫扎特（大概那时找不到莫扎特的唱片），但一旦真的与莫扎特朝夕相处，我就为莫扎特而痴迷，我就永远爱上了莫扎特，今生今世，矢志不渝！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
　　（原载2004年12月25日《上海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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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在欧洲，“人们追求以艺术排斥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泊，砍伐树木，把道路修成直线一条，花许多钱建造喷泉，把花卉种得成行成列。而中国人相反，他们通过艺术模仿自然。因此，在他们的花园里，人工的山丘形成复杂的地形，许多小径在里面穿来穿去”。 耶稣会传教士、法国画家王致诚曾在清廷如意馆作画，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图。1743年，他曾写信寄往巴黎，信中说，在中国园林里，“人们所要表现的是天然朴野的农村，而不是一所按照对称和比例的规则严谨地安排过的宫殿。……道路是蜿蜒曲折的……不同于欧洲那种笔直的美丽的林荫道。……水渠富有野趣，两岸的天然石块或进或退，……不同于欧洲的用方整的石块按墨线砌成的边岸。”游廊“不取直线，有无数转折，忽隐灌木丛后，忽现假山石前，间或绕小池而行，其美无与伦比”。 欣赏与赞叹之后便是模仿。在欧洲，首先是英国，18世纪中叶，一种所谓自然风致园兴起了；后来传到法国，在自然风致园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中国式的题材和手法，如挖湖、叠山、凿洞，建造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式的塔、亭、榭、拱桥和楼阁等建筑，甚至还有孔庙，例如1730年伦敦郊外的植物园，即今皇家植物园。仅巴黎一地，就建起了“中国式”风景园约20处。同时也传到意大利、瑞典和其他欧洲国家，但不久以后欧洲人就发现，要造起一座真正如中国园林那样水平的园林有多么的困难。 苏格兰人钱伯斯（1723～1796年）曾到过中国广州，参观过一些岭南园林，晚年任英国宫廷总建筑师。岭南园林算不上中国最好的园林，但仍然引起了他无比的赞赏，在好几本书里他都描写过中国园林，不只是浅层的外在形象的描述，而是对中国的园林精神有了较深的体会。他说：“花园里的景色应该同一般的自然景色有所区别”，不应该“以酷肖自然作为评断完美的一种尺度”。中国人“虽然处处师法自然，但并不摒除人为，相反地有时加入很多劳力。他们说：自然不过是供给我们工作对象，如花草木石，不同的安排，会有不同的情趣”。“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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