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反思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文明立场，“中体西用”“再造传统”论的时代强音！

　　★ 当代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而奔劳呐喊。

内容简介

　　拥有儒家价值的范导，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无懈可击，但失去儒家价值的范导，却注定了我们的生活会一无是处。
　　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正在悄悄滋养，想要成就一项事业，就要充满韧劲地挺住，把它苦苦地熬成传统。
　　《思想的浮冰》为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的最新力作，希望与读者分享自己致力于复建清华国学院以来的所思所虑。书中文字在在流露出刘东在现代社会的危机时刻呼吁激活“中体西用”，思考中国文明新立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的良苦用心。

作者简介

　　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
　　以毕生激情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
　　
　　刘东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十七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学术》杂志。

内页插图

目录

自序：如临如履地“叩其两端”

政治观念
远近高低的卢梭
对韦伯的阅读才刚开始
阅读伯林的十年
政治哲学，仍要属于哲学

文化传统
意识重叠处，即是智慧生长处
讲学社的眼界与胸怀
“必要之恶”的谨慎权衡
恢复社会的良性细胞
拾级而上的进学路径
“礼失求诸野”之后
重造滋养思想的一方水土

艺术美学
古拉格的拉锯
冲突与团圆的文化功能
苦痛生珠
清华美学的世纪接力
不立一法，不舍一法

知识生产
重新激活“中体西用”
对于“洁净学术水土”的乡愁
经典阅读的混乱现状
文化如何走出去
为了中国熬出传统
重振国学，守护校魂

代后记：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精彩书摘

　　……笔者眼下最为关切的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有所谓“药食同源”之说，所以，在动物食用方面的上述权衡与限制，就同样要体现在动物的药用方面，因为中医所主要利用的药材，还是植物性和动物性的药材。—由此就可以看出，对于动物性药材的这种外来的疑虑，会使中国这种已经式微的文化遭遇到更大的彻底灭绝的危险。
　　说到底，这里反映了一个传统文明跟现代文明的本性上的冲突： 工业文明当然不会这样利用动物和植物，因为在它的眼界里，根本就没有如此缤纷而多样的、充满神奇功效的、值得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去探险的那个自然世界。—它执着地迷信着的，只有它自己的创造奇迹的实验室！
　　所以，如果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分梳，只有农耕社会中的人们才会生出农耕社会的先入之见，他们更喜欢草本的、天然的东西，哪怕是把它们掺和在并不下咽的牙膏里面。然而，就像不久前围绕“甜叶菊还是阿斯巴甜”的争论所反映的，生活在工业社会中的人们照样会有工业社会的“先入之见” ，他们宁可相信合成的东西—特别是当这种人造的东西又跟大工业的利益暗中连在一起的时候。
　　事实上，前些年就已围绕着虎骨的药用发生过大同小异的争论了，而那场辩论的结果简直让人无所措手足：居然就连人工养殖的老虎，哪怕是过了生育期的，甚至到了淘汰年龄的乃至干脆已经死去的老虎，也一概被禁止采用了。由此，所有需要这种药材的病人，只能自叹生不逢时了。—这哪里还谈得上“以人为本”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只准投入、不准产出的禁令，如果还要一意孤行下去，就会弄得连保护老虎都难以为继！如若不信就再试试看：如果连天下所有的鸡只都不许食用，那么也许根本就用不了几年，这种眼下正遍布全球的、连动物保护主义者也都在放心大嚼的家禽，照样会成为下一轮的珍稀动物！
　　而近来围绕“活取熊胆”的舆论风暴，沿着上述的分析话语，则更加凸显了这样的危机。必须先行说明，我个人对于这个具体案例本身并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意见，因为我恰好反过来认为，对这个问题不需任何先入之见，倒需要先去仔细地、全方位地权衡。—然而我却感到，在眼下传媒和公知都“一边倒”的情况下，却有必要沿着上面的思路向公众提醒一些反向的问题。
　　尽管只属于书本的间接知识，很少有人亲口品尝过，但我们肯定都知道，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熊掌一向被视作美味中的极品珍馐。不过，当我从电视上见到，有人居然一次贩运了一麻袋熊掌，视觉上还是受到了很大冲击—那么多违禁品被呼啦啦倒出来，该是多少只狗熊的手掌啊，而且还都这么像是人类的手掌！所以，如果仅仅为了自己的口腹，对于如此可爱的、如此“拟人化”的动物，我们绝对是应当放过的。
　　不过，一旦说到“药用熊胆”的问题，正像那句有关“鱼和熊掌”的古语一样，我们最好谨慎一些，充分意识到其间的两难权衡：一方面，可以想象，就算熊胆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像现在这副样子的大规模活取，又肯定属于现代性对于传统因子的灾难性放大，—就像几千年来象征喜庆与避邪的爆竹，也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能让整个京城陷入一片火海和烟幕的战争场面。
　　但另一方面，更应注意到，此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并非只意味着“文明现代”对于“野蛮古代”的趾高气扬的宣判，所以，决不要一味追随西方舶来的最新教条，简单地把当下时髦的“动物伦理”原则套用到取用动物的“必要之恶”上。—很有可能，这类简单化的一刀切的做法，会像电影《刮痧》的情节那样，再次造成很大的文明误伤。
　　随手举个例子，正如对待狗肉的态度一样，我们当然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但无论如何，都不要一听美国人说这种饮食习惯“残忍” ，就马上跟着人云亦云—毕竟狗这种特殊的动物，是我们率先在东亚驯养出来的，而且它的食用价值恰正是它当年受到驯养的主要动机之一， 在我的家乡（徐州）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说得难听点，到了中国早已有专门对付“菜狗”的“狗屠”时，恐怕连美利坚合众国的奶奶都还没有出世呢！
　　大家更不要误以为，自己既有幸活在“先进”的现代，掌握到比古代“先进”的思想，就足以傲视自己的先人。—在我们身上和周围，无论是先天的基因，还是后天的文化，毕竟都是从先人那里遗传到的，所以，如果没有他们对于文明路径的多方开辟，没有他们对于各种资源的大胆探险，这个文明的接力棒根本传不到我们呢！
　　毫无疑问，跟前述鱼翅、象牙等情况相似，也跟藏羚羊的当代命运相似，以往对于熊胆这种动物性的药材不可能出现这么大量的利用，而仅仅是偶然捕猎到的稀罕物。相形之下，如今现代化工厂中的“活取熊胆”技术，也确实有它残忍的一面—我们姑且相信这些动物果真是普遍无痛的，然而它们身上毕竟带着永久性的人工创口，由此带来的社会观感肯定是不好的。
　　反过来说，如果从医学的专业角度，相对于治病救人的目的，这确实属于某种“必要之恶” ，那么，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不去履行“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一定要大张旗鼓地放大它呢？—那些惯会吸引与炒作的记者们，为什么不去放大更加残忍的屠宰场呢？为什么不去放大更加恐怖的解剖课呢？（想想伦勃朗笔下那幅引起争议的名画吧！）或者说，你们当真就认为，把那些黑熊全都进行“杀鸡取蛋”式的处理，也即一次性地剥夺它们的生命，就一定是更加可以接受的、更加符合动物伦理的选择吗？
　　要知道，作为个人行为的“君子远庖厨”和作为集体行为的大喊大叫，毕竟是分属于两个层面的不同问题—要是有任何一个人，宁可自己眼睛瞎掉，也决不使用“熊胆眼药水” ，这当然属于他的个人自由，或者也可以算是他的真诚善心；不过，他如果把这种消极自由突然推展为积极自由，进而剥夺别人以此来治眼的权利，那么，这就算不上什么善心，而只是赤裸裸的麻木和残暴了！
　　说到这里还要重申一遍，在这个具体案例上，我本人并没有断定，究竟黑熊的胆汁本身是否应当继续活取。—这取决于它的药用价值究竟是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即使是不可替代的，它对于人科动物的生命与健康是否就那么地利害攸关；以及这种活取胆汁的过程，是否能以既定法规明确下来，尽量做得不那么残忍；还有，由此取得的珍贵药材是否确实用于治病救人，而不是被用于其他商业目的……而我这里想要做的，只是进行必要的提醒：对于这种终归无法全然避免的“必要之恶” ，必须进行谨慎而仔细的权衡，而且这种权衡的过程又特别需要冷静的理性。
　　进而，尽管本文的写作动机当然受到此一案例的激发，但我真正想要解决的，却并非这样一个孤零零的案例，而是希望借此时机呼吁思考和确立更高的思想原则。—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留意到，相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还有足以带来不同结论的其他侧面，因为，要是沿着他国文化的“物之序”就这么不假思索地走下去，只怕建立于以往“生活世界”的祖国医学，也要被釜底抽薪了，并且由此而走到自家的尽头了！—正因为这样，跟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严峻问题搅在一起的，还有个或许更加要命的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问题！
　　基于跨文化的宏观视角，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除了种种别的理由和关系之外，此处在思想的潜在理路上，还暗藏着某种外来的文化压抑。—等到我们把虎骨、麝香、熊胆、犀角，乃至牛黄、鹿茸、蛇毒、虫草等等，全都给废除、禁绝干净，那么，中医的治疗效果就更要大打折扣了，而我们此后也就别无选择了，只有干看着西方的实验室医学，指望着它还能有最新的发现，从而永远给别人的专利上税了。
　　然而，人家那些医用的实验室，就果然那么热爱和保护动物么？要是我们越洋关心一下，那些专供实验用的青蛙、白鼠和兔子等等，有没有被保护的权利，是否贯彻了动物伦理，人家也会像我们这样恭敬从命吗？—你们就看看台湾那个小岛，为了是否要进口美国的毒牛肉，究竟伤了多少脑筋和唇舌吧！可人家还是照样在给菜牛喂瘦肉精，而且一旦喂养出来，还非要倚仗自己强大的国势，迫使别人必须买来吞下！
　　此外，既然说到了西方的实验室医学，以及他们与此配套的专利制度、定价制度、医疗制度和福利制度，那就应当最后再补充一点：尽管他们的政府还能从本国的制药商那里获得专利新药的超额税收，可当前欧洲经济的病根，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于受到这一整套制度的严重拖累。—照此说来，难道我们为了合乎别人制定的、更加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物之序” ，也非要传染上这样久治不愈的“富贵病”不可吗？特别是，我们当真自认为，如今已经阔到害得起这种“富贵病”了吗？

　　……

前言/序言

　　《大争辩》一书很好地呈现出了传统政治的潜在丰富性。它提醒我们，政治是一件严肃并需要智慧的事，理应得到比肤浅与嘲讽更合适的对待。它还提到，即使左派与右派对于人类繁荣原因有着不同的理解，但都根植于同一种欲望，一种希望政治服务于人类繁荣的欲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只准投入、不准产出的禁令，如果还要一意孤行下去，就会弄得连保护老虎都难以为继！如若不信就再试试看：如果连天下所有的鸡只都不许食用，那么也许根本就用不了几年，这种眼下正遍布全球的、连动物保护主义者也都在放心大嚼的家禽，照样会成为下一轮的珍稀动物！

冲突与团圆的文化功能

　　拥有儒家价值的范导，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活无懈可击，但失去儒家价值的范导，却注定了我们的生活会一无是处。

是什么使得保守派更加保守？又是什么使得自由派更加自由？为探寻两大阵营的起源，莱文从埃德蒙·伯克与托马斯·潘恩所倡导的政治哲学中筛选出了一些答案。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对于法国革命的思考中，都可看出他们以人性与社会为基础的关于政府与革命的观点。

　　莱文对起源问题进行了清晰且全面的调研，这不仅是关于历史思想的研究，也是对第一原则的召唤。同伯克与潘恩一样，莱文坚信哲学被埋没在了政治的不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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