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徐复观全集：中国人之思维方法·诗的原理》系徐复观先生两部译著的合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译自日本文学博士中村元氏所著的《东洋人之思维方法》中的一部分，著者从判断及推理之表现形式上以考察思维方法之特征；更将此特征验之于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现象是由思维方法所制约的。《诗的原理》是以诗为中心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著者通过对主观与客观的两条线索进行条分缕析，以发现诗在整个艺术中的地位。更将艺术中，尤其是文艺中的其他部门，细心剖白比较，以凸显出诗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或文艺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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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复观先生，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业师熊十力改名“复观”，取义《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徐先生一九〇四年二月十八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家世清贫，八岁发蒙读书，幼而徇齐，长而敦敏。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年后东渡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因发动抗日示威而被捕系狱，遭革除学籍。回国后投身军旅，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参与指挥娘子关战役、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受命以军令部联络参谋名义，派驻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所来往，六个月后回渝，调至参谋总长办公室。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台，后去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半月刊，并于一九五二年担任台中省立农学院（现中兴大学）兼任教授。三年后，获东海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理由是“反蒋”、“亲共”。一九六九年六月，因与梁容若之争，被迫退休。旋即移居香港，任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教授，另专任《华侨日报》主笔。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享年七十九岁。

目录

中国人之思维方法
译 序
译 例
第一章 序论
第一节 东洋人的思维方法问题
第二节 思维法则、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形态
第三节 思维方法与语言
第四节 思维方法与论理
第五节 思维方法与诸文化现象
第六节
表现在外来文化之容受形态上的思维方法
第二章
在单纯的判断与推理之表现形式上所表现的
思维方法的特征
第一节 汉语在语言上的特征
第二节 包摄判断及同一判断
第三节 内属判断
第四节 存在判断
第五节 推理
第六节 连锁式
第三章
表现在诸文化现象上尤其是表现在对佛教
之容受形态上的思维方法之特征
第一节 序
第二节 具象的知觉之重视
第三节 抽象思维之未发达
第四节 个别性之强调
第五节 就具象的形态而爱好其复杂多样性
第六节 现实主义的倾向
第七节 个人中心主义
第八节 重视身份的秩序
第九节 尊重自然之本性
第十节 折衷融和的倾向
第四章 结论
第一节 一般东洋人之思维方法
第二节 东洋思想之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三节 思维方法之差异的认识根据与实在根据
修订版后记：徐复观教授留下的两本译品

诗的原理
译 序
概论：诗是什么？
内容论
第一章 主观与客观
第二章 艺术的两大范畴—音乐与美术
第三章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
第四章 抽象观念与具象观念
第五章 为生活的艺术 为艺术的艺术
第六章 表现与观照
第七章 观照的主观与客观
第八章 感情的意味与知性的意味
第九章 诗的本质
第十章 人生中的诗的概观
第十一章 艺术中的诗的概观
第十二章 特殊的日本文学
第十三章 诗人与艺术家
第十四章 诗与小说
第十五章 诗与民众
形式论
第一章 韵文与散文
第二章 诗与非诗的识域
第三章 描写与情象
第四章 叙事诗与抒情诗
第五章 象征
第六章 形式主义与自由主义
第七章 情绪与权力感情
第八章 从浪漫派向高蹈派
第九章 从象征派向最近诗派
第十章 诗的逆说精神
关于《诗的原理》的翻译问题
—给李辰冬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精彩书摘

　　一九五六年我糊里糊涂地填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念了一年，就千疮百孔，几乎被撵出校门。当时东海创校伊始，徐复观教授接掌中文系主任，许多名师皆由徐师网罗到大度山，阵容十分坚强；可是一进校门就填中文系的同学寥寥无几。我们第二届二百位同学中选择中文系的竟唯独梅广一人而已。第一届外文系榜首萧欣义、第三届外文系状元杜维明都由徐师“劝说”转读中文系—记忆中第一、二届中文系毕业的学生都只有七人。开始受教于徐师门下，聆听他讲授《史记》、《文心雕龙》，当时并不知五十岁天命之年始真正走入学术界之路的徐师为了教我们这几个程度不很整齐的学生，他往往要进行庞大的抄录和准备工作。无论治学、教书、写作，他都坚持这种看起来十分笨拙的水磨功夫。而且在后来三十年的岁月中，他陆续完成五百多万字的论著。这份成绩在学术史上不但是罕见，也是惊人的记录。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坚韧的意志力和生命力。从常人的体能上看，五十岁应是开始走下坡的转捩点，但他老人家反而由此着手奠立在学术界里的一砖一石。徐师进入东海大学教书之前曾在台中农学院（国立中兴大学前身）教了三年书。他每每对友人和学生谦称说自己戎马半生，半途出家做起教书工作。其实徐师早年毕业于湖北武昌第一师范（武汉大学前身）。后来在三千多名考生中复以榜首考入湖北省立武昌国学馆，苦读三年，在国学上扎下坚实的根抵。二十八岁因某一机缘赴日本留学。原就读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因无公费挹注，后转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这个意想不到的际遇，决定了他前半生在军旅生涯中度过；也是这关键，他学会了日文，扩大了他阅读的视野和范围，对他日后的治学工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在东海任教期间，他时常鼓励学生在自家的文字以外，要再学好另一种语文。
　　徐师于天命之年，在台中教了十七年书：台中农学院三年，东海十四年。后来远赴香江又在新亚书院研究所教了十二年。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八十岁。徐师的著作在世之日曾在台湾、香港两地出版。学术著作多集中于学生书局刊行，时论杂文则交由时报文化公司印行。这些文字当时多数发表于徐师创办的《民主评论》、香港《华侨日报》及国内各报章杂志。徐师弟子散布于世界各地。最初为他做整理、编辑工作的学生有萧欣义、陈淑女（二位都是东海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杰出学生）。徐师辞世后，参与整理编订工作的尚有乐炳南、薛顺雄、廖伯源、冯耀明、翟志成和笔者。这项工作，在徐师辞世八年多的今天，终于接近完工阶段。现在除了书信仍有待整理之外，大体徐师在生命中后三十年撰写的文字都陆续付梓（请参照《徐复观教授著作年表》）。其中只有《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论战与译述》由志文出版社收入《新潮文库》刊行，《徐复观最后日记—无惭尺布裹头归》由允晨文化公司印行之外，其他全部集中在学生书局和时报文化公司。想要研究徐师论著或探索徐师心路历程的读者，不难由此按“书”索骥了。
　　在徐师留下的五百多万字著述中，除了《论战与译述》一书曾收入八篇零星的译述之外，他在步入大学杏坛教书的前三年，替青年学子翻译了两本著作。一本是执教台中农学院时于一九五二年迻译的中村元《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进入东海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时译出的萩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前者当年由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印行，收入《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早已在坊间绝版；后者则由正中书局印行。现两本译品均由学生书局以修订版重新排版印行。二书均向徐师好友梁铭淓先生商借影印，日文原著请薛顺雄教授由东海图书馆借出影印，并请淡江大学日文系陈淑女教授核对原文，修订补全—这项修订工作花去陈淑女学姊许多宝贵的时间。倘若没有徐师老友及他昔日门生的通力合作，这项工程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写作志业是徐师生命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当年伏案苦写的文字如今能一一付梓问世，我想这是他老人家最感温慰的吧。
　　徐师母七年前回到内湖翠柏新村定居。徐师、师母当年对待学生有过于自己的子女。得徐师鼓励、裁成而今卓然有成的学生，如今散布全球各地—他老人家矢志埋首著述的精神，不但是每一个学生的好榜样，他从鲜明、正直、高洁的人格自然散发出的生命强度，是受他亲炙的学生所不能忘怀的。

　　……

前言/序言

　　译序
　　中国人之思维方法
　　这里译出的，是日本文学博士中村元氏所著的《东洋人之思维方法》中“中国人之思维方法”的这一部分。但为明了著者之基本论点及其归结，所以把著者本是为了全书（包括中国之思维方法在内，但非仅指中国之思维方法）所作的序论与结论，也一并翻译出来，使读者能了解著者研究此一课题之大概轮廓。因字数太多，稍有删节。然译者基于介绍此一著作之责任心，删节之处，均经细心较量，务使原作因此所受之损失，减至最少限度。
　　日本文部省的“日本诸学振兴委员会”，于一九四○年（日本昭和十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委托伊藤吉之助氏，从事于“诸民族思维方法之比较研究”。伊藤氏因此书之著者对印度文化钻研有素，故请其研究“特别表现于语言形式及论理学上的印度人之思维方法”和“通过佛教思想的容受形态来看中国民族及日本民族之思维方法”。著者认为在东洋民族中，仅印度、中国、日本、西藏四民族，有论理的自觉，且皆受有佛教之共同影响，故即以此四民族为东洋诸民族思维方法之代表，作个别之研究。研究之结果，分为六编：第一编，序论；第二编，印度人之思维方法；第三编，中国人之思维方法；第四编，日本人之思维方法；第五编，（附论）西藏人之思维方法；第六编，结论。前三编为第一部，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其余为第二部，出版于一九四九年。此处所译之有关第一部者，系根据一九四九年之再版本。
　　著者之基本观点，是认为东洋文化，也和西洋文化一样，有其学问的普遍性。所以今日在以西洋文化即是世界文化的大气压下，努力“知道东洋，发展东洋文化，依然有极大的意义”。“仅此时所应注意者，各民族对于外来文化，应常常是批判的；同时，对于自己固有文化，也不能不是批判的。”著者认为站在这种立场来研究东洋文化，“也能对于世界新文化的形成，有积极的贡献”。此著即系他站在此一观点上所作的研究的结晶。我们今日正处在一个创巨痛深的时代。我们自己，正受到非常的考验；我们的历史文化，也正受到非常的考验。我觉得我们应根据文化本身的自律性，亦即文化本身的论理性，使我们的历史文化，在此一考验反省中重新发现其真价与光辉，以增加我们在艰难中的生命力，并贡献于在歧路彷徨中的世界人类。若没有经过此一真实努力，而仅从感情上抹煞自己的文化，或颂扬自己的文化，这不是仰面唾云，即是痴人说梦。所以中村氏的观点，应该值得我们同情；基于此一观点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应该值得加以介绍—最低限度是关于中国的这一部分。
　　不过，我并不以中村氏所得的结论，便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结论。第一，语言与论理的关系，已如著者所述，至今还是争论不决的问题；换言之，由一个民族的“自然语言”以推断其论理中的概念判断等等，多少要带点理论的冒险性。第二，著者从判断及推理之表现形式上以考察思维方法之特征；更将此特征证验之于文化现象，这是认为文化现象是由思维方法所制约的，我承认这不失为一条探索的途径。但我怀疑思维方法可以制约思维对象，以形成有特征的文化现象；但思维对象，是不是也可以制约思维方法，以形成有特征的思维方法呢？具体地说，以自然为思维对象，和以宗教、艺术、生命道德等为思维对象时，会不会影响到思维方法之不同呢？假定二者—思维方法与思维对象—是互相制约的，则著者所采取的途径，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途径，仅由此途径以评价中国乃至东洋的思维方法，恐怕不易作真切的评价。
　　还有，著者认为佛教在东方是普遍性的宗教，于是主要通过各民族对佛教之容受形态以考验各民族的思维方法特征，我想，这对于日本或西藏而论，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因为他们当容受佛教时，在文化上是处于裸体状态；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容受形态，是他们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正如著者所承认，自己早有高度的文化。佛教因中国的思维方法而变貌，固然可以特别凸现出中国思维方法的特征。但佛教既不会因此而完全失掉其特性；而中国的文化，也不会全部通过佛教的容受形态以自见。两个文化由接触所发生的影响，是相互的影响；即是彼此的特性，都互相打了一个折扣。尤其是，中国自有其文化的主流。此文化的主流，固然亦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此主流必有其自己贯彻自己的中心不动之点。所以“中国化”了以后的佛教，依然是佛教，而不能称之为儒教。而受了佛教的影响以后的儒教，近人综称之为新儒教，但绝不能称之为新佛教。于是仅由佛教的容受形态以把握中国文化现象的特征，只是一个打了折扣的侧面性的把握。正因为这样，所以著者一牵涉到儒教问题时，便表现非常的浅薄。例如他说：“孔子的教说，是以支配阶级社会身份的优越性为前提，仅强调在下位者对在上位者片面的服务。”（原著第一部，页五○七）孔子分明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忠恕”之道，固然是强调义务而不强调权利；但忠恕是双方的平等的义务，绝不应解释为片面的服从。西汉“三纲”之说出而儒家的平等义务观虽有改变，但怎样也不能以阶级观点来解释儒家的道德基础。又如他说中国“规定家族成员间的人伦关系的道德，是道德的全体。家族关系之外，几乎不承认有道德”（原著第一部，页五一○，译删）。但孔孟分明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可见道德与不道德，全在人之能“推”不能“推”，能“及”不能“及”。儒家只认为家庭是各人所不能自外的道德实践的最现成的对象，何能说中国在家庭以外无道德。又如他提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这一点说：“忽视人本身之尊严性的思维方法，必然仅仅主张自己所属的民族之优越性、伟大性。”（原著第一部，页五二一，译删）著者已经了解中国是“个人面对绝对者”，而不需要在个人与绝对者间的媒介体的存在，即不需要教会，或神的存在。可见中国是最重视人性尊严的民族。由对人性之尊严而自然凝结为民族的尊严，于是才能坚持对日的八年抗战。著者的这一说法，反映出日本的学人，对于日本由侵华所招致的痛苦并没有真正的反省。且著者在结论中引太宰春台氏所说“日本人之所以免于禽兽之行，皆中国圣人之教之所及”的话，以证明中国文化之有普遍性；但如著者对儒家浅薄的了解，则太宰春台氏的话会完全落空了。这分明是一个大矛盾。

徐复观先生力主多读原典。他说：“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再细细去读原典。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和结果。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那便是一生居人胯下，并贻误终身，看了后人的研究，再细读原典，这对于原典及后人研究工作的了解和评价，容易有把握，并常发现尚有许

苏轼有七绝《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往往忽视了观察自我思考自我，不易察觉一些存在的问题，不由得不识了生活的真面目。近来有美国作家Peter Hessler何伟，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德国青年雷克等都从他们的角度帮我们进一步的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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