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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 大陸學者拋棄官方階級史觀、首次全麵重寫中國近代史！我們緻力於將本書打造為中國近代史書寫的經典作品！
　　2. 傳統“革命”“階級鬥爭”“帝國主義”史觀建構的近代史導緻瞭中國人的怨婦、潑婦、情婦心態。全世界都害怕中國，一重要原因是中國近代史的書寫有典型的“三婦”心態，總以為全世界都欠中國的，中國需要世界還債。而中國要想崛起必須嚮世界釋放善意，釋放善意的始點就是重寫近代史。
　　3. “悲情敘事”包裹的中國近代史書寫導緻國人有深刻的受害者情結，民族主義的泛濫與此有很大關係。中國要想贏得世界的尊重，必須拋棄原有的“悲情敘事”“革命敘事”。
　　4. 近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讓中國融入世界。馬勇延續一貫的“溫情曆史敘事”風格，以現代化為主綫，以世界進入中國、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為敘事框架，重新建構中國近代史。
　　5. 用“現代化敘事”讓曆史真相呈現。鴉片戰爭我們有可能贏麼、太平天國、義和團是正義的農民起義麼、慈禧是頑固的守舊派麼、戊戌變法為何失敗、孫中山的總統生涯為何那麼短命，這些早有答案的話題與真實有些距離，本書將做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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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國政治精英利用鴉片戰爭之後的一係列戰敗編織瞭一整套飽受外族剝削、欺侮為內容的“民族敘事”和“曆史建構”。 但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下，持續強化“悲情敘事”正在將中國從世界大環境中孤立。馬勇從現代化視角齣發重塑中國近代史，一方麵重新評估外國資本在近代中國的功過是非，理清世界走進中國的路徑及客觀效果，另一方麵剖析在現代化衝擊之下，中國走嚮世界的艱難過程。

作者簡介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被譽為“大陸溫情寫史第一人”，著有《晚清二十年》《清亡啓示錄》《容忍曆史不完美》等。

目錄

自序重構中國近代敘事

第一章鴉片戰爭：失敗未帶來改革
中國為什麼不改革
商品改變中國
排外的理由：利益受損

第二章洋務運動：跛足發展留下失敗遺憾
李鴻章拒絕學習日本
壓製體製性變動導緻不平衡
宗藩體製解體代價巨大
三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泡沫
洋務終結導緻對舊體製全盤否定

第三章甲午戰敗：中國精英救國之路的分化
戰敗引發恐慌
內耗與共識
超前的政治體製改革
被忽視的漸進改革之路
破舊而未能立新
民族主義誤區

第四章義和團：由內政而外交所引發的危機
被撩撥的民族主義情緒
大阿哥事件：神秘政治的後果
"義和拳起山東"
內政對外交的兩個需求
列強冷對大阿哥
被誤解的"宣戰照會"
奇怪的局部和平
"辛醜共識"

第五章晚清皇族：從改革先鋒到反革命
改革先鋒
"預備立憲"的誠意
體製忠誠與"皇族內閣"
認錯、妥協及退讓
"君主立憲"隻差一步

精彩書摘

　　第六章 辛亥革命：現代化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背離

　　辛亥革命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推翻瞭皇帝，結束瞭中國二韆餘年的專製統治，而是為中國傳統社會畫瞭一個句號，使19世紀中葉開始被迫進入近代的中國相對說來拋卻瞭舊傳統的束縛，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開闢瞭一條通路，斬斷瞭中國社會任何後退的可能。中國隻有義無反顧地嚮前走，猶豫、彷徨、畏縮不前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下尚可理解，但任何倒退、復闢、歸復舊製的企圖都隻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不要說人民不願放棄共和國的公民地位而去做專製皇帝的臣民，即便是統治者自身也深感畢竟時代條件不同瞭，“惟有遵守法律，鞏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國”， 而無法再存絲毫復闢之想。
　　如果就中國曆史發展的總趨勢看，辛亥革命確實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一方麵結束瞭中國的傳統社會，另一方麵開闢瞭中國曆史的新紀元。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後一個方麵的意義必將愈加突齣，愈加重要。不過，辛亥革命畢竟來得過於迅猛，它不僅缺乏必要的理論準備和組織準備，從而使革命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無法穩住局勢，恢復秩序，推動中國在現代化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反而因舊轍已壞新軌未立而陷入空前混亂；而且，由於辛亥革命在中國曆史上畢竟是前無古人的盛世偉業，既無成功的經驗可以憑藉，又無失敗的教訓可以汲取。於是我們便不難看到一個極其可怪的現象，那就是辛亥革命的客觀效果與主觀願望每每嚴重背離。雖然尚不能說它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喪失瞭一次重要機會，但畢竟由於其實踐的客觀效果不佳而給20世紀的中國留下瞭許多隱患，投下瞭許多陰影。人們有理由懷疑，資産階級的共和革命是否閤乎中國國情，資産階級的民主政治在中國是否有其發展前途，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是否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這一階段？凡此種種足以錶明，辛亥革命對中國曆史的影響並不僅在於20世紀的早期，實際上關涉到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的中國。我們暫且無意對辛亥革命進行全方位探討，隻願站在現代化的理念上分析辛亥革命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何以嚴重背離，從而或許有助於對上述諸種疑問建立一適當的同情和較為準確的理解。



　　清政府的兩難選擇


　　現代化是一個綜閤性極強的概念，它不僅具有復雜的內涵和外延，而且具有極強烈的階段性或時代性特徵。不過，對一個民族來說，所謂現代化，不外是剋服自身的封閉性和狹隘性，確立一種世界觀念，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從而使自己的發展呈現齣與世界同步的現象。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不僅沒有階級的分野，和某一特殊的社會屬性沒有必然的內在聯係，而且現代化不可能具有同一的模式，各個國傢、各個民族隻能根據自己的不同國情，確定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和途徑。
　　然而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現代化的要求雖然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但它的啓動畢竟導源於外來因素，而且過於突然和急劇。正如毛澤東所分析的那樣：“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促進瞭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瞭很大的分界作用，一方麵，破壞瞭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瞭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傢庭手工業；另一方麵，則促進瞭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 也就是說，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既符閤中國傳統社會嚮現代化轉化的必然趨勢，又實際上擾亂瞭這種必然趨勢的正常秩序和必然階段。因而中國的現代化曆程，從開始啓動就帶有某些超前或被迫的意味，無法建立一種循序漸進的現代化模式。
　　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超前與失序，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調理，遂使矛盾愈積愈深，終於演化成一個又一個的激進運動，結果便是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中國的現代化一次又一次陷入睏境，後退不能，前進不得，往復循環而不得其要領。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的爆發一方麵具有內在的必然性和久遠的曆史意義，另一方麵在客觀效果上與革命倡導者的主觀願望發生偏離乃至相反，也就是情理中的事瞭。
　　從內在必然性一方麵說，辛亥革命之發生是中國曆史的必備環節。因為中國現代化的真正實現，雖然並不一定要依附於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的基礎上，但中國的現代化也決不可能建立在中國傳統社會專製體製上。換言之，即使辛亥革命所要達到的民主政治並不一定是當時中國已具備的東西，但是中國傳統政治體製必須發生某些變動和改變，則具有相當必然的意味。
　　事實上，自從19世紀中葉中國被迫進入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社會便再也無法停滯在某一凝固狀態，而是不停頓地發生著一係列裂變和改革。至少是在鎮壓瞭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的數十年間，清政府的統治者們確曾意識到中國傳統社會的危機，確曾緻力於模仿並采用西方的設備和製度，以便恢復和加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所謂“同治中興”，不僅意味著兩宮皇太後重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些有纔乾的漢人，授之以兵權和事權，取得瞭鎮壓太平天國，以及雲南、貴州迴民起義等各種“騷亂”，贏得瞭和平建設的國內環境，而且實際上“中國開始引進西方技術即在此時，廣東、上海、北京辦起外語學校，福州興建海軍造船廠，上海、南京等城開始設機器製造局，並在外國專傢的幫助下設置現代海關”。 顯而易見，中國如果在這條道路上持續走下去，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産力水平的提高，社會基本關係的改變，政治體製的變革也遲早要提上議事日程，中國的現代化或許能以健康的狀況嚮前穩定發展。
　　經過幾十年相對穩定、相對和平的發展，到瞭19世紀80年代或再遲一些時候，中國的綜閤國力有瞭很大的提高，它不僅再次成為亞洲的第一強國，而且在世界範圍也開始恢復作為一個世界大國應有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也開始産生，它雖然由於客觀環境的製約，具有明顯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等嚴重的內在缺陷，但它畢竟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分化齣來的新興力量和進步勢力，必將隨著自己勢力的不斷成長而義不容辭地擔當起推動社會進步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曆史責任。易言之，伴隨著他們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的不斷提高，他們決不會安分於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末席，而必然要求獲得對國傢事務的參與權力，必然要求閤乎他們利益的民主政治。馬建忠在1877年描述自己考察歐洲的感受時說：“竊念忠此次來歐一載有餘，初到之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會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護商會而賦稅可加，則蓋藏自足。得民心則忠愛倍切，而敵愾可期。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於是以為各國之政，盡善盡美矣。” 馬建忠的這一思想轉變過程，實際上是中國早期民族資産階級思想變化的一個縮影。
　　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這些要求並不過分，而且伴隨著經濟發展和他們自身地位的不斷提高，社會關係的改變乃至政治體製的改革也是繼續發展的應有之義。這一點正如馬剋思曾經揭示的那樣：“人們不會永遠放棄他們已經獲得的東西，然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永遠不會放棄他們在其中獲得一定生産力的那種社會形式。恰恰相反，為瞭不緻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瞭不緻喪失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閤於既得生産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可見，人們藉以進行生産、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曆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産力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而隨著生産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産方式必然關係的經濟關係。” 也就是說，隨著新的生産力獲得，舊的社會形式無法不發生相應的變化，這就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誌為轉移的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
　　清朝晚期的最高統治者當然不可能對這一規律建立明晰認識，否則，他們從一開始便會堅決拒絕一切變革。然而在事實上，中國的變革不是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呼籲，而正是在中國最高領導者的倡導下開始的。不過，當以自強為主要和唯一目的的運動進行到一定的時候，“不料卻發現他們自己被吸入一個無法抗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藉用一項西方事物導緻他們必須藉用另一項，從引進機器而需要引入技術，從引入科學進而需要引入一切學問，從接受新思想進而要改革製度”， 從而最終必將超過清政府對改革所能承當的極限，清政府實際上麵對進退兩難的選擇睏境。
　　如果不帶有偏見的話，我們應該承認，晚清政府未嘗不想謀求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未嘗不想使中國早日完成嚮現代化的轉化。不僅晚清的實權人物西太後確曾真誠地主張進步與革新，因為如果沒有她的默許和支持，恐怕不僅沒有晚清的“新政”之舉，1898年的維新運動也無從發生。而且在西太後之後的清廷掌權者，既無力拉著曆史的車輪倒退，將局麵歸復到西太後之前，更無心這樣去做。他們實際上繼續著西太後在世時業已開始的政治改革，於1909年10月4日宣布正式成立各省谘議局（新疆省緩辦）並開議。不論清政府這一舉措的實質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為政治改革打開瞭通路。
　　不過，清政府畢竟不是現代政府，它雖然渴望嚮現代社會轉變，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但這種轉變、進步與發展畢竟要保持在適度的範圍內，即以不損害皇權和作為統治階級的滿洲貴族的利益為基本前提。用西太後的話說：“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齣洋留學，造船製械，凡以圖富強也。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 也就是說，不論清政府怎樣地渴望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都不可能放棄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更不會自行放棄他們的統治地位。



　　誰是中國改革發展的最大阻礙者


　　如此看來，清政府對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最大極限，就是滿洲貴族繼續執掌政權，隻要能“皇位永固，……君位萬世不改”， 清政府對於各種選擇方案雖然一拖再拖，但似乎並沒有堅決拒絕。也就是說，清政府即使到瞭最後時刻，依然期望保持滿洲貴族的特權地位，以和平的手段來謀取中國的進步與發展。它最不願看到的是滿洲貴族淪為被統治階級，極力避免的是漢族人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滿清、光復中華。
　　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理解，清政府的政策底綫也隻能如此。正如毛澤東的名言，反動的階級，你不打，它就不倒。他們決不會自動退齣曆史舞颱。其實，何止“反動的階級”。事實上，一切統治階級都是如此，他們無論怎樣開明，都不可能真誠而從容地將政治權力和平地轉交給另一個階級。如果指望清政府的統治者自動放棄政權，建立民主國傢，那當然隻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美妙幻想。不過，問題的癥結不在於清政府是否願意自動放棄政權，因為時機一到，是否願意自動放棄政權就不是清政府一廂情願的事情瞭。問題在於，清政府所固守的滿洲貴族的利益雖然隻是一種假象，但它勢必激起強烈的民族仇恨和漢民族的民族復仇主義情緒。從而使本以現代化的追求為主要目標的中國改革運動，不幸而演化成一種民族解放運動，緻使中國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不得不陷入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誤區。
　　本來，滿漢之間的民族衝突由來已久。在清朝建立之初，漢民族的知識分子對滿洲人充滿著仇視和敵意；到瞭康、雍、乾三朝盛世，漢族知識分子也很難與滿族人産生民族認同；至於各地漢族民眾的起義和武裝鬥爭，更是民族之間衝突的明證。不過，經過將近三百年的民族衝突與融閤，滿族人漢化應該說是相當有成就的，從滿族人方麵說，除瞭少數滿洲貴族依然對漢民族存在嚴重隔膜外，絕大多數滿族人漸已消失早期的那種民族情結。但是，作為一個統治民族，尤其是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絕對少數的周邊民族，滿洲貴族為瞭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時常不自覺地將他們的利益泛化，將本來隻是滿洲貴族的利益說成是整個滿族人的共同利益，以期以滿族人的共同意識來抵消和抗拒漢民族的反抗。
　　……

前言/序言

　　自序重構中國近代敘事
　　中國擁有漫長的曆史傳統，創造瞭精緻且早熟的中國文明。中國文明充分滿足瞭傳統中國的社會需求，也對人類文明作齣瞭巨大貢獻。假如不是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假如沒有大航路開闢，假如中國與西方不接觸，我們完全可以相信，中國文明必將長此終古，古典中國文明形態就是“曆史的終結”。
　　然而，曆史無法假設。英倫三島新工具的發明改變瞭西方，那個不知名的“小蝴蝶”無意中煽動的翅膀攪動瞭世界，影響瞭東方，扭轉瞭中國曆史進程。中國在不經意間告彆古典，自覺不自覺中走進“曆史三峽”，開始瞭從傳統嚮現代的艱難轉型。
　　“革命敘事”告訴我們，近代中國所麵對問題就是帝國主義侵略，就是封建主義壓迫，還有後來産生的官僚資本主義。革命史的說法當然是自洽的，深刻影響瞭我們過去幾十年對近代中國曆史的認知。
　　其實，如果從現代化立場，從中國現代化史的視角重新打量，“三座大山”這些後加的概念掩蓋瞭問題的本質。近代中國的問題就是西方世界要東來，中國要走嚮世界。西方世界東來是因為西方發生瞭工業式革命，工業革命改變瞭西方的麵貌，也給中國帶來一種非常強烈的刺激，一種很不一樣的社會狀態。
　　五四前後，梁漱溟就有類似判斷。他敏銳意識到中國文明原本是一個獨立發展的係統，假如不是西方的變化，不是工業革命，不是大航路開闢，中國與西方不會接頭，中國文明完全有可能像傳統那樣繼續存在，可以靜止的溫馨的發展下去，可以發展得更精緻。梁漱溟這個判斷是對的，近代中國全部問題確實都是西方勢力東來引發的。
　　西方勢力東來的背景就是新技術發明，是産業革命，産業革命使得西方社會産能過剩、資本過剩，産能過剩、資本過剩，一定會嚮外尋找市場。這就與今天中國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一個道理。
　　尋找市場，對中國這麼一個沒有發展，一個純粹的農業文明來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恰恰在這個時候，地理大發現，蒸汽技術的發明，新航路的開闢，幾個很重要的因素聚集到瞭一起，很自然地將中國捲入世界一體化的過程，成為世界一體化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中西兩種偉大的文明，就在這個時候走到一起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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