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自我颠覆的倾向》收录赫希曼自1986年后写就的20篇文章，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罕见的精神自传。赫希曼在书中反思、质疑、重新评估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他的自我颠覆和自我肯定向我们揭示了拥有如此伟大头脑的学者是怎样工作的。本书中更难能可贵地收录了一组自传性的文章，读者将看到他如何深度介入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一些历史事件，并借此理解这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以及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从何而来。

作者简介

　　阿尔伯特·赫希曼，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经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投身于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和对犹太难民的营救行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领域，著述包括《经济发展战略》《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新描述》《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等。

精彩书评

　　当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
　　——阿马蒂亚·森

　　赫希曼的遗产并非他所采集的数据或微小的成果，而是一些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们至今仍在塑造着我们关于发展和公共政策的思考方式。
　　——弗朗西斯·福山

　　赫希曼高度自觉地反思了自己早年提出的、使他本人功成名就的各种理论，并且有所发展；他还尝试用这些理论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通过本书，我们看到，这位学者是如何同时向自己、向学术界，乃至向整个政治经济世界发出一连串的追问的。
　　——彼得·A. 霍尔（Peter A. Hall），哈佛大学

　　我一直都在惊叹：赫希曼为什么总是能不断提出新的东西……对于他以往曾经研究过的许多主题，读者都应该能够从本书中领悟到新的思想与新的理论视角。这也意味着，他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一般的方法论问题上也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洞见。
　　——迈克尔·S. 麦克弗森（Michael S. McPherson），威廉斯学院

　　十年间我读了所有他写的东西……赫希曼下笔轻松，简洁易读，谈论的却是非常深刻的问题……这是一种罕见的禀赋。
　　——彼得·勃特克

　　不论是专著还是杂志随笔，赫希曼文字的特征在于，读者只要读了，就不可能再用以前的眼光看世界。
　　——汪丁丁

　　赫希曼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也是世界著名的宽视野、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这部著作荟集了赫希曼晚年的一些思想性论文、时评、回忆录和讲演稿，是理解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当代世界思想发展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大转型时期，认真阅读赫希曼这本《自我颠覆的倾向》，对认识和选择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论自我颠覆
第一章 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第二章 《反动的修辞》——两年之后的回顾
第三章 不符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法则的事例
第四章 固执已见的意见与民主
第五章 自我颠覆的倾向
第二部分 论自我
第六章 与四位故人的重逢
第七章 我的父亲与世界观，约1928年
第八章 在巴黎求学，1933—1935年
第九章 质疑并采取行动反抗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36—1938年
第十章 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Varian Fry）一起，1940年
第十一章 翻越比利牛斯山，逃出生天，1940年—1941年
第十二章 隐藏着的雄心
第十三章 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
第三部分 新的尝试
第十四章 凯恩斯革命是怎样从美国输出到全世界的
第十五章 拉丁美洲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十六章 市场究竟是使我们免受人祸之害，抑或令我们远离幸福？
第十七章 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时断时续的联系
第十八章 作为民主市场社会支柱的社会冲突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20篇论文都是我在1986年出版了上一本论文集以后写成的。〔 该论文集即《关于市场社会的敌对观点》（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由Viking出版社出版（New York：Viking，1986）。稍后，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于1992年出版了由作者撰写了新序言的平装本（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上一本著作中，回顾、反思与重述的内容就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事实上，近年来，我的著述活动开始越来越集中到对我自己关于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某些早期观点的反思、修正、提炼上来了；而且，从总体后果上看，这些论著使我的立场显得更加复杂化了。也正是在写作上一本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另一本与该著作有着相当区别的新著作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孕育成熟了。这就是本书。当我的上述倾向开始“形诸于外”，变得非常明显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恰当地描述它的词：这种倾向是自我颠覆性的（self-subversive）——请参见本书第二章。在给它命名之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对这种倾向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和检验，这就是本书中题为“自我颠覆的倾向”的第五章，而且“自我颠覆的倾向”最终成了整个文集的书名。事实上，描述这种倾向更常用的术语可能是“自我批评”，但是这个词语的涵义已经因共产主义国家宣传机器的极度滥用和肆意曲解而严重变质了——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再者，“自我颠覆”一词也更契合我以前出版的两本文集的标题和内容，它们分别是《对希望的偏爱》（A Bias for Hope，1971）和《跨学科论文集》（Essays in Trespassing，1981）。我在那两本书的标题中所用的“bias”与“trespassing”这两个词本身就意味着，我会努力为一些通常被认为包含了负面含义的术语正本清源、“恢复名誉”（“bias”原义为“偏差”、“偏爱”，“trespassing”的原义为“越界”、“非法侵入”）。这些术语的传统内涵与我试图赋予它们的新的意义之间隐含着巨大的张力，（第1页）从而激起了热烈的回应。今时今日，世事大变，或许是时候对“颠覆”这个冷战时期的“妖邪”进行类似的“颠覆”了。
　　除了自我颠覆之外，在过去几年内我的著述活动不断重复涉及的另一个主要领域则与自我肯定有关，而且这种自我肯定也是高度系统性的。这构成了本文集的第二部分。这组文章的总标题是“论自我”（on self），事实上，它们是一系列自传性质的文字。在这些文章中，有许多原本是我为了接受荣誉学位而写就的致辞——在欧洲，接受荣誉职位的人一般都要在这类典礼上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许多邀请我发表演讲的欧洲大学都离我当年（1941年，其时我年仅25岁）赴美国定居之前所住的地方不远，因此我决定在演讲中谈一谈这些地方与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一组文章当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即本书第六章“与四位故人的重逢”（four reencounters）的写作因缘则有所不同。促使我写下这一章的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竟然得以与离别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之久的、分别来自德国和法国的不同地方的四位故旧重逢，这个经历实在不同寻常。将我与他们的交往的故事讲述出来，成了勾勒我自己的个人经历的一个极好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绝对不会令读者烦闷，而且我也不可能造假。类似地，我本人的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也是通过一些间接途径揭示出来的：为某本旧著写一个新序，例如本书第十二章“隐藏着的雄心”（A Hidden Ambition）；将智识上的新发现与某位旧同事联系起来，例如本书第十三章“与米歇尔·克罗齐埃‘心意相通’（Convergences with Michel Crozier）”。
　　这本文集的第三部分（即最后一组文章）的总标题是“新的尝试”（New Forays）。这组文章表明，我绝对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我主义者：除了“自我颠覆”和“自我”之外，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令我深感兴趣的主题还有很多。在这些文章中，我虽然时而重新聚焦我以往的某些研究主题——工业化（第十七章）、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第十五章）、对市场社会的评价（第十八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试图解决一些新的学术难题。其中一些文章是在1989年的东欧巨变的激发下写成的，相信这一点并不会令读者感到意外。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在本书第十六章与第十七章中。在本书第十六章中，我指出，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冷战的结束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或许不啻于另一个大灾难。第十七章对前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的工业化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工业化进行了对比，它们可谓两曲哀歌，各有各的缠绵悱恻。（第2页）本文集中，还有一篇大型论文则关注发生在1989年的、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崩溃为核心的各种事件（本书第一章），不过，这篇长文并没有被放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而是被放在了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这样做是有理由的。读者请放心，这篇论文确实是我的新作——这是我在1933年离开德国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与德国有关的课题。但是，近来发生的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使我以前提出的关于退出与呼吁的旧理论框架有了全新的涵义，因此，这篇论文就成了“自我颠覆”这一主题的最重要的一个范例。
　　在对其他文章进行归类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我在叙述凯恩斯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从美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输出过程时，夹杂了许多自传性质的内容（本书第十四章）。从1946年到1952年，我作为华盛顿联邦委员会的一员，亲身参与了马歇尔计划，因此，我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去，同时我也无法抹杀自己对那一群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矛盾态度。在这里，我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其实在“自我”与“自我颠覆”这两部分之间，也存在着大量的交叉或重合之处。在为《发展项目述评》（Development Projects Observed）一书再版而重新撰写的序言中（本书第十二章），我提请读者注意该书有“自我颠覆”的一面——我利用书信的形式对我自己当时出版的《经济发展的战略》（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的主要论题提出了质疑。这些交叉或重合部分（远不止上面指出的这些）使本书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了。或许这就是本书各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证明吧。
　　我觉得，以下三点，有必要在这里提请读者注意，并给出进一步阐述。这三点基本上都是从本书第三部分引申出来的。
　　1．我一直致力于理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事件序列和动态过程，在这个领域，我的兴趣从来没有衰减过。在学术生涯的早期，我研究过“投入—产出矩阵的上移与下移”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我想通过考察工业化由一个工业部门向另一个工业部门的延伸过程（前向的或后向的），来评估通常会影响跨部门、跨地区投资决策的各种力量的相对强弱。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表现出了某种强制性（compelling）的倾向、而不仅仅只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的相互继起的事件序列。不过后来，与我自己的“自我颠覆的倾向”相一致，我认识到，社会与经济变革并不会简单地依照人们预想中的既定序列，在或大或小的各种力量的推动下一直向前推进；事实上，（第3页）在某个方向上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创造出一些条件，阻遏甚至迫使人们放弃下一步。因此，我不再沉迷于搜寻“某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个事件”的各种情境，而开始搜集“一个事件‘先发制人’地阻碍了另一个事件的”那些案例。在本书第二章中，有一节题为“锁入综合症的刻画”，我在那里给出了其中一些例子。本书第三章、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顺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
　　事实证明，这个主题与现实高度相关。在苏联与东欧各前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这些国家需要重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因此面临着多重任务。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私有化（在此仅举出其中两个任务），其最优的顺序到底是什么？对此，学界、政界众说纷纭。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或许应该先在最宽泛的范围内，把各种可能的顺序都列出来，然后设法搞清楚，每种顺序都可能会面临什么类型的失败，这种做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对于后者，我本人是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最后意识到——尽管我一直以来都坚称自己秉持可能性主义（possibilism）信念。
　　2．与社会变迁过程的多样性有关的另一个观点源于我在上一次（1986年）拉丁美洲之行中的所见所闻。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经济已经陷入停滞甚至已经步入了衰退，但是好几个拉美国家的许多社会发展指标依然一直在持续改善（请参见本书第十五章）。对于那些习惯于把社会及其各组成部分的演化当成一个整体过程的人来说，这种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解偶”（uncoupling）或“脱钩”（unhinging）现象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后来，在对更复杂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后（请参见本书第十九章），我发现，我得到的结论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下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主制度是如何获得“自己的生命”的；同时，维系这一生命的强烈欲望又是如何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的“第二天性”的。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观念，再加上“解偶”与“脱钩”等概念，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学习过程的理解。
　　3．本文集的最后一章题为“民主国家市场社会的支柱：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s as Pillars of Democratic Market Societies），它也是全书最具理论雄心的一章。（第4页）该章是围绕着如下问题展开的：“自由社会需要何等程度的团体精神？”它也是一个由一家德国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国际会议的主题。在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一个许多人都同意的假设：民主市场社会要想不断进步并维持适度的稳定，就不能满足于保证公民拥有基本的民主权利，并让公民在一个适当的市场框架内追求自身的利益，因为那并不足够。这是一个共识。但是，一旦面对如下问题，共识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到底还需要什么呢？信任、道德凝聚力，还有所谓的共同目标，它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时不时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断言，共同目标是压倒一切的。）或者，换一种说法，社会怎样才能避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所称的腐败化（corruzione）〔 马基雅弗利所指的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或“贪污受贿”有所不同，它特指公共精神的丧失——译者注。〕
　　……

前言/序言

真的很不错的一本书，多读书开阔眼界！

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需要经常阅读，对于校园工作有重要的帮助，书中有大量的案例面非常使用，有一些直接切中当前问题，很多人都推荐，有一些问题可能自己工作时找不到答案，从书中就可以得到解答，不过书的价格较贵，包装还行。

好书～…～…～…～…～～

赫希曼认为真正令人着迷的是这样的问题：“公共因素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公共因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压倒了当事人的初始动机的？答案只能存在于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历史进程当中。”（第45页）当然，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答案。而对于现实生活中和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它告诉我们，‘事情并不一定只会如此这般’”（第51页）。这是历史的全部细节与复杂性给予人们的最好忠告。

不错的书，活动买的价格实惠

不用往商场跑了，省心。

展的市场，投资者的诉求必将促使两个市场在监管制度、交易机制、产品创新等各个方面相互借鉴，共同进步。以投资者结构为例，内地证券市场还是散户主导的市场，2013年总成交金额中机构投资者占比不足20%。相比之下，2013年港交所现货成交金额中各类机构投资者占比达80%。“沪港通”的推出无疑将大大提高海外投资者投资内地资本市场的力度，扩大沪市的机构投资者规模，有助于推动市场投资理念向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方向发展。而在产品方面，香港证券市场的产品体系非常完整，除了股票外，拥有结构性产品、衍生权证、牛熊证、股票挂钩票据、期货及期权等。而目前内地股票市场主要是一个股票现货市场，衍生品只有一个沪深300股指期货。两个市场联通后，两个市场差异的对比将有助于加快内地市场的改革创新，有助于ETF期权等产品的尽快推出。 以此观之，“沪港通”及其相关配套政策，虽然在资本账户开放上，仍难以视作飞跃，更多是边际上的改进。但其赋予了相关改革以足够的想象力，当时机成熟，后续改革便可鱼贯而出。以开放促改革的故事，有望在“沪港通”上重演，并且以一种更加可控和有序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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