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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在全球化背景下，特彆是在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斷加大，因而，要判斷和預測一國甚至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趨勢，必須要從更大的空間視角或者說從全球視域來切入和觀察。《空間視野看中國經濟大勢》即利用空間經濟學的視角，基於對當前世界經濟核心區域（北美、歐洲和東亞）和外圍區域的整體區分，從區域發展、産業結構等多個角度對中國及全球經濟發展趨勢進行瞭分析和預測。

作者簡介

　　趙偉，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首席教授、浙江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諾丁漢大學中國與全球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GEP）主任。研究興趣涵蓋國際經濟學、空間經濟學及外國經濟史等領域。迄今在JournalofInternationalManagement、JournalofWorldTrade、《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等國內外學術雜誌發錶中、英文論文200多篇。

目錄

第一篇
全球空間視野看中國經濟看中國經濟須有全球空間視野
看世界經濟須有成本-收益意識
“後危機”全球三大核心利益得失
“後危機”核心經濟分野：反危機政策反思
“後危機”世界經濟大勢：三大核心視點
中國經濟的希望：三個不可逆轉

第二篇
空間視野看中國城市化中國城市化不算太快
中國城市化：沿海三大區域模式
中國城市化模式之爭
沿海三大區，兩樣的“城市生態”
沿海“城市生態”：兩個基本事實
城市化區域模式形成機理：三個重要視點
京津冀城市化：一個“北京情結”瞭得
中國城市化：三個空間散點的綜閤
問題的提齣
城市化：三個專業視點及其缺失
城市化：一個個人“自選擇”視點
中國城市化：一個經濟全球化視點
中國城市化：一個“泛”核心-外圍視點
中國城市化：一個綜閤視點

第三篇
空間視野看浙江經濟區域層麵遭遇三個“後”背景
“後危機”浙江經濟睏局
民企老闆“跑路”的深層原因
規範高利貸與金融現代化：曆史何以展開？
民資民企“雙睏局”源自製度供給不足
守住自己的鑽石寶地：再論民企老闆“跑路”
破浙江模式睏局：看好義烏
浙江模式再審視
浙江經濟：一個區域轉型發展“奇跡”
浙江製度轉型：四個小區域模式的匯聚
工業化與産業集聚：三條演化綫索
區域城市化：新古典“老闆進城”模式
浙江區域經濟開放：由區際化而國際化
浙江模式：何以突圍？

第四篇
空間視野看沿海內陸經濟發達的偏嚮：沿海案例
發達區域的欠發達問題（上）
發達區域的欠發達問題（下）
發達的發展偏嚮：一個縣域經濟所顯露的
遼寜工業化富民效應差強人意
開發的功過：聚焦西部
西部發展：製度供給比撥款更管用
西部大開發：十年功過評
西部大開發：下個十年的前瞻
新一輪開發：沿海一個填，內陸一個挖
發展經濟的決策究竟由誰作齣為好？

第五篇
空間視野看中國産業轉型升級轉型升級：沒有退路的選擇
轉型升級：沒有先例的戰略
轉型升級：一個泛核心一外圍視野
轉型升級：産業異質性寓意
轉型升級：直接投資異質性寓意
轉型升級：多個異質性的對接？
轉型升級：一個縣域經濟視點

第六篇
空間經濟學漫談空間：經濟學的一個大視野
集聚的邏輯：兩個故事的寓意
貿易成本的效應
集聚與擴散的微觀動因
集聚類型與工資：變化的視角
區位與集聚：理論與現實
空間與區位匹配問題
集聚與集群：同一現象的兩個視野
“一體化”與“集聚”：中國式“混搭”悖論
“一體化”與“集聚”：中國式學術“混搭”的邏輯
集聚的威力
換個視野看經濟開放效應

精彩書摘

　　發展經濟的決策究竟由誰作齣為好？
　　——瑞士與貴州的比較思考
　　瑞士乃當今世界首富，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其人均GDP連年排名全球前列。1997年按當年價格計算的人均GDP高達4.4萬美元，比排名第四的美國（2.8萬美元），整整高齣1.6萬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瑞士則略高於美國）。瑞士風光優美，為有關國際機構評為全球居住環境最佳之國。瑞士自古就這樣富嗎？非也，據瑞士人講，100多年前，這個國傢曾經是很窮的。瑞士自然條件優越嗎？從觀光角度來說，是也。但從發展實質産業角度而言，非也。因為這個國傢既無多少肥沃耕地，也無重要礦産。我在瑞士工作生活瞭6個月以後，便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將瑞士與中國的貴州相比。因為我得到的一個突齣印象是，這個國傢自然條件與中國的貴州差不多，而其礦産資源，則比貴州少得多。
　　對於貴州，舊時國人常以所謂“三無”調侃之。其中一“無”是說它缺乏適宜發展農業的可耕地——“地無三分平”。這句話對於瑞士同樣適用。瑞士是著名的多山之國，全國國土由三大自然山區組成：汝拉山區、中央高原及阿爾卑斯山區。其國土麵積隻有4萬多平方公裏，但高於12000英尺的山峰就有50多座，除瞭中央高原有些可耕地而外，其餘地區均不宜農耕。國人調侃貴州的第二“無”是說它的天氣不好，所謂“天無三日晴” !這句話也部分適用於瑞士。在瑞士，整個鼕天沒有幾天是晴的，大部分時間不是下雪就是濃雲蔽日，即使偶爾放晴，太陽也遲遲齣來早早落去，因為緯度較高。在蘇黎世一帶，鼕季每逢晴天，總有大霧。國人調侃貴州的第三個“無”是說它窮，所謂“人無三分銀” !這句話對中世紀的瑞士也是適用的。這不光是聽瑞士人自己講的，而且憑對瑞士人某些生活習慣的觀察亦可做齣判斷，其中一條重要的綫索是飲食。我認為一個國傢飲食文化的豐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摺射齣該國曆史上的富裕程度。中國豐富的飲食文化，顯然部分地錶明，我們祖先曾經非常富有過，因為窮人隻是為填飽肚子而奔波，根本沒有財力和胃口去琢磨許多吃的花樣的。瑞士沒有多少吃的花樣，典型的瑞士“大餐”不外乎是烤奶酪加煮土豆，這顯然屬於典型的半農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由此可以推斷，這個國傢曆史上要麼未曾富過，要麼財富的分配極為平均——沒有産生過富人。後一種可能性顯然不大，因為在私有製下，不可能沒有兩極分化。倒是前一種可能性大些。與我國的貴州省一樣，瑞士多水利資源，境內為歐洲多條大河之發源地，但水力蘊藏能量比貴州低，隻有幾百萬韆瓦/時，相比之下，貴州有兩韆多萬韆瓦/時。因為瑞士國土大大小於貴州。與貴州相比，瑞士的礦藏，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品種上，都差遠瞭。權威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說，該國“自然資源貧乏”。同一本書中說，中國貴州省“已探明的礦藏達50多種，其中煤、磷、鋁、汞、錳、銻、鉛鋅、稀土等都居全國前列。煤和鋁土礦儲量居全國第三位……”
　　薩繆爾森曾對汪丁丁說，瑞士與日本一樣，“民族比較單一，所以衝突較少”（同前）。薩氏顯然是搞錯瞭，事實上恰恰相反，不是單一性而是多樣性，纔是瑞士民族的特點。瑞士是著名的多民族國度，單是人口比例較大的“主體民族”就有三個：德意誌人、法蘭西人和意大利人，各占總人口的64.9%、1.1%和11.9%；瑞士宗教教派林立，其中天主教、基督教兩大教派分庭抗禮，信徒各占總人口的49.4%和47.7%；瑞士語言多樣，僅法定國語就達三種之多：德語、法語和意大利語。我曾參加過幾次瑞士經濟學界舉辦的全國性學術會議，發現會上發言的人一會兒用德語，一會兒用法語，一會兒又是意大利語，熱鬧極瞭。連瑞士同行都坦言不能全懂。相比之下，貴州單一多瞭。雖然貴州號稱多民族聚居地區，但漢族占90%以上，漢語是唯一的國語。我同意薩氏的看法：較為單一的民族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之保持。因為曆史上乃至當今世界，一國內部民族間的衝突，往往是導緻許多地區經濟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薩繆爾森意義上的優勢應該屬於中國的貴州，而不是歐洲的瑞士。
　　然而，何以瑞士成為全球首富，而貴州卻是中國最窮（可能也屬於世界最窮）的地區之一呢？是貴州人愚笨嗎？我不認為，一個能釀造齣讓世界為之傾倒的茅颱酒的人民，能說他們笨嗎？
　　我曾經仔細思考過瑞士緻富的原因，若套用我們經常使用的一句套話，則可以說這個國傢的發達，與中國貴州的不發達一樣，“既有曆史的又有現實的原因”。但我並沒有按這種教條式程式去思考問題，我的思考首先遵循瞭如下兩個步驟：步驟一，該國的主導産業，即該國靠什麼産業緻富？步驟二，促使這些主導産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通過步驟一，我得齣結論，瑞士的主導産業有三：一是金融，它是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尤其是富翁們的儲蓄所；二是精密機械製造，這以手錶製造為代錶；三是食品加工業，這以奶製品、飲品（包括奶酪、巧剋力、精加工咖啡）齣口為核心。在所有這三個産業，瑞士都屬於世界一流，都有享譽全球的名牌。
　　在步驟二，我首先注意到瑞士經濟上述主導産業與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之間的密切聯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所有這些主導産業的建立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與瑞士人對其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的最完美利用密不可分的。
　　就其金融業而言，正由於瑞士以大山為屏障，自古易守難攻，成瞭中世紀以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戰亂頻仍的歐洲人的避難所和富人的儲金地，正是利用這一優勢，瑞士較早就發展瞭金融業，因而為後來其金融帝國的建立奠定瞭基礎。我曾經去過著名的滑雪勝地達沃斯（一年一度的“世界經濟論壇”舉行地），一位祖居那裏的我的瑞士朋友告訴我，達沃斯在中世紀曾是歐洲富人躲避戰亂、存儲財寶的地方，因為這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山城。實地觀察之，齣入該城的山口當初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形。城市四麵環山，中間一水。山非常陡峭，水（實則為一天然湖泊）亦深不可測。正由於周圍的山極高，平地極小，即使現代戰爭空襲，也難奏效。達沃斯實際上是瑞士好些城市的縮影，典型的瑞士城市往往是三麵環山一麵臨水。正是利用瞭山區優勢，瑞士纔得以免於歐洲的多次戰亂。保證瞭發展經濟所需的和平環境。這一點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於它的主導製造業，其發展更與山國的地理特徵聯係在一起。我們知道，對於內陸型山國，最麻煩的問題莫過於交通運輸。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在交通不便而運輸成本昂貴的地區，一國或一個地區參與區際或國際分工的最有利方式，取決於該國、該地區對運輸成本節省型可貿易産品的選擇。這種産品應該具有如下特點：體積小、價值大因而附加值高，同時便於儲藏和運輸。瑞士的主導製造業所造産品，完全符閤上述經濟學規則。它的以奶製品為主的食品製造業，不晚於第一次産業革命前就建立瞭。據布羅代爾的研究， “瑞士齣産的‘正宗格律耶爾奶酪’早在18世紀以前就被法國人大量消費。1750年前後，法國每年從瑞士進口三萬公擔”（《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而到瞭工業社會時代，瑞士又將三種不大起眼的産品築成瞭世界名牌：手錶、巧剋力（以“雀巢”為典型代錶）和“瑞士軍刀”。當今世界幾乎婦孺皆知，這三種産品，瑞士製造的是最好的。正由於這個原因，這三種産品隻要打上“Swiss Made”，往往也是最貴的。這三種産品，共同的特點是體積小、附加值大。一塊“勞力士”手錶能抵得上幾輛“福特”轎車的價格，一把小小的瑞士軍刀，在中國店裏動輒要賣幾百塊人民幣，而瑞士巧剋力則是每百剋售價從幾個美元到十幾個美元!
　　在完成上述兩個步驟之後，我接著又追根溯源地思考下去，進入第三個步驟：在利用自然地理條件方麵，瑞士人所遵循的原則是什麼？我的結論是：其原則是“創造性適應之”，而非國人一度所說的“戰天鬥地”。比如說，在瑞士，城裏若有一座山，當地的人絕對不會想到將山搬走的，而往往是利用山勢建住宅，穿山而築公路。典型的瑞士居民區往往依山而建，森林、綠草覆蓋的山包與民居完美地結閤為一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在我看來，山在瑞士建築學傢的眼中不但不是建築的障礙，反而是建築之依托。我曾居住過的一座住宅樓就建在一座山坡上，由於藉助瞭山勢，樓的大門修在三層，進樓後下麵兩層上麵兩層，其中兩層有戶外綠地（因為以山為依托），而地下室則直通山腳，當作車庫。設計太妙瞭!相比之下，國內的建築師總是跟山過不去，而今從南到北，許多城市都忙著當“愚公”，挖山不止。其結果，許多城市塵土飛揚，甚至受到泥石流的威脅。這就是“戰天鬥地”招緻的報應。我始終懷疑，人類究竟能否“改造自然”？與自然“對著乾”不會招緻滅頂之災？瑞士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們的教訓值得反思。
　　那麼，瑞士人這種創造性利用自然的傳統是怎樣形成的呢？這是我思考的第四步所觸及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的初步結論是：最主要的是在於製度方麵。是該國的法律製度給予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創造性地利用自然、獲得財富的無限空間。而瑞士法律製度的最突齣特點，則是經濟決策的民主化與分權化。在瑞士，事情無論大小，許多都要藉助於公民投票（比如蘇黎世大街上的商店晚上應該幾點關門，也要居民投票決定）；最主要的經濟決策都是一個地區的公民以廣泛的民主為基礎作齣的。關於瑞士的製度，瑞士人有一個說法：除憲法而外，從一個州到另一個州都不一樣。瑞士一共有20個州和6個“準州”。我的理解是，每一個地區都按照該地區的特點製定瞭最適閤本地區實際情況的地方性法律製度，每一個地區的人民都具有足夠的決定本地區經濟發展模式與具體事務的權利，以這種製度為前提的決策，應該是信息較為完全的經濟決策，其失誤的概率較小。這樣的法律製度，顯然為經濟發展創造瞭無限的空間。
　　至於中國貴州為什麼窮，我沒有仔細思考過。但是我感到，與富裕的瑞士比起來，中國漫漫封建時代以及後來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可能從來就沒有給這個地區人民以機會，使他們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來做齣關於本地經濟發展的決策。在傳統體製下，那些作齣決定這個地區經濟發展方嚮乃至命運的決策者們，大部分可能從來也沒有去過那裏。決策者僅憑匯報得到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實的呢？單憑這樣的信息作齣的決策，又有幾個適閤該地區的實際情況呢？老實說，我僅去過瑞士而迄今尚未去過貴州，關於貴州經濟，不敢妄談。但我相信，亞當?斯密在1776年（即乾隆三十一年）說過的關於中國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部分亦可以解釋貴州的貧窮，至少可以解釋其在傳統體製下的不發達：“……中國的財富已經完全達到瞭該國法律製度所允許的發展程度”（《國富論》）。換個思維順序來說，就是說中國傳統法律製度沒有給貴州——一個與瑞士有著相似自然環境的地區——以足夠的空間去發展經濟。既然一個麵積和人口規模均比瑞士大幾倍的地區，連修建一條鐵路或一條主乾公路，都要讓幾韆公裏之外的中央政府去決定，而小小的瑞士，每一個地區都掌握著足夠的經濟決策權，那麼，前者的貧窮落後與後者的富裕大概就不難理解瞭。
　　（本文1999年2月26日寫作，11月21日修改於杭州，原載1999年4月2日《經濟學消息報》）
　　……

前言/序言

　　自序
　　本書係筆者近年所寫大量學術隨筆與經濟觀察中一個係列的匯集，這個係列大體上圍繞著一個主題展開，即空間視野看經濟大勢。這個主題有兩個關鍵詞，分彆為“空間視野”和“經濟大勢”，即試圖從區域或空間視野切入，把握經濟大勢。做這件事情的意義，在於為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各種決策者理齣選擇的“一級約束條件”。
　　經濟學是選擇的學問，我們每個人，無論作為單個的個體，還是作為大小群體中的決策者，亦即替彆人或機構擔當一份子的責任者，每天都麵臨著各種各樣的選擇。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就是約束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問題，而最優選擇的前提，是清楚我們必須直麵的約束條件。位於各種約束條件頂端的那些條件，就是所謂大勢，這也是決策者必須直麵的一級約束條件。認清瞭大勢，纔可談順勢而為，纔可談往哪裏走和怎樣走。經濟學傢菲爾普斯說得好：這個世界上知道嚮哪裏走路比知道怎樣走路更重要。如果說經濟政策解決的問題主要是怎麼走路的話，那麼政策目標須始終盯牢的問題，便是嚮哪裏走。
　　經濟大勢哪裏去看？兩個維度不可或缺：一個是時間維度，就是決策者所處的時代、時段與時點；另一個是空間維度，就是決策者所生活的國傢、地區與區位。其中時間維度是無法選擇的，因為你無法決定何時生何時死，也無法像科幻電影中那樣隨意去“穿越”。空間維度是可以選擇的，你多半可以改變你的區位、城市甚至國籍，但改變是有條件的，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看你的能力和掌握的資源。就這個視點來看，人一輩子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屬於給定時間維度下的空間選擇。同樣就這個視點來看，判斷社會經濟大勢，空間視野不可或缺。曆史地來看，不僅經濟決策者，甚至軍事或政治決策者，選擇的首要約束條件也是空間視野的大勢。一定程度上來說，決策者對於空間大勢的把握與利用，決定著其決策的成敗。這方麵的事例可以隨手拈來。
　　自序空間視野看中國經濟大勢在收攏本係列作品並理齣主題之際，一次偶然的機緣觸發瞭一個詞——“新隆中對”，原本是想把這個詞作為本書副標題的，但考慮再三最終決定捨棄，以免讀者把我所談的嚴肅話題當成“戲說”。實際上，“戲說”類的文章我也是寫過的，有篇隨筆的標題就叫《大學行政化“戲考”》，以調侃的口吻給時下國內大學愈演愈烈的行政化一個說法。但此處不能用。因為本書所收文章，皆係嚴肅的且和學術沾點邊的，不過是以輕鬆的筆調寫就罷瞭。
　　現在說說引齣這個想法的“機緣”。恰在編纂本書過程中，忽一日“遊學”到瞭湖北襄陽。那兒一所大學的朋友們邀我給他們的師生開個講座，我給的題目就是“空間視野看內外經濟大勢”，講座被東道主納入“隆中講壇”係列，一看便知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搭上瞭關係。更令人驚喜而深感意外的是，東道主給我安排的賓館，就位於諸葛亮當年躬耕過的古隆中山坡下，和諸葛亮悟齣《隆中對》的“茅廬”就隔瞭一條馬路。從我客居房間的窗戶望齣去，山坡上茅廬遮陰的大樹和武侯祠房脊隱約可見。這激發瞭我無限的遐想，不由地拿自己正在歸攏的這個係列的幾篇文章和諸葛亮的《隆中對》聯想，於是不無吃驚地感悟到，諸葛亮當年的學問，實際上也是沿著空間視野展開的。我從空間視野看經濟大勢，多半暗閤瞭諸葛亮的一種視野。細想諸葛亮當年講給劉備的《隆中對》，不也是從空間視野分析天下大勢的嗎？其中最膾炙人口的就是其三分天下的大勢分析：
　　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險塞，沃野韆裏，天府之土。……
　　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種空間視野。而我的空間視野看經濟大勢是這樣展開的：全球經濟由三大核心主宰，分彆為美國、歐盟和東亞，三塊加總起來占世界經濟總量的近80％；東亞經濟有兩大一小主宰，分彆為中國及日本（兩大）和韓國（一小），三塊加總占東亞經濟總量的85％以上。中國經濟在兩個層麵的核心地位極不穩固。我們的經濟戰略與政策齣手之前，必須考量這兩個層麵之外的兩個核心經濟體的經濟大勢與政策走嚮!
　　當然，類比隻能到此為止。一些散論，一點不算太成熟的想法，還不可與那些在中國曆史巨變中叱吒風雲的超一流高人的思想相提並論。這裏我想要說的是，本書自認為有新意的地方，恰在於以空間視野看經濟世界。我還認為，我們當前生活在一個以寬帶互聯網和無處不能的移動互聯網上網的全球化新階段，信息甚至資本在以光的速度流動。我們所生活的空間維度在迅速擴大，人的空間選擇機會越來越大。就這個意義而言，相信本書所展現的視野能給讀者一些啓示。
　　我期待著讀者能分享我的思考，同時提齣善意的批評指正。我清楚地知道，本書提齣的有些看法並非完美，世界原本就是不完美的。
　　趙偉
　　2013年7月29日寫於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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