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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巴金读书与做人》精选巴金读书、做人的思想精华，还原一个真实的巴金！
　　大限度地呈现巴金的大智慧，以当年经典回应当今时代主题
　　巴金，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读者们称为“时代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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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从童稚之龄到晚年，巴金对书的钟爱之情一直未衰。他有见书就读的习惯，“喜欢翻看杂志”，“爱读传记和回忆录”，但他却从不迷信书本，主张独立思考。正是在广泛阅读和勤奋思索中，才使巴金在文学创作领域得以纵横驰骋。
　　“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

，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

　　《巴金读书与做人》精选巴金先生关于读书、做人的佳作，重温一代大师的非凡智慧。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至20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影响的作家之一，被读者们称为“时代的良心”，曾荣获但丁文学奖等多种国际奖项。
　　1927年初，巴金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笔名“巴金”。1928年，他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此后，创作了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等，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杂记》、《忆》、《短简》等散文集。新中国成立后，巴金笔耕不辍。1962年出版的《巴金文集》（14卷）收入了其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进入耄耋之年，巴金先生还写出了《随想录》等富于哲理的巨著。
　　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巴金共有一千万字的著作和数百万字的译著。其著作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海内外广为流传。2003年，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

精彩书评

　　巴老从来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猎取；文学的生命在于立诚，而不在于夸饰。我曾将巴老的生平归结为两个字：一个是“真”字，“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笃实坦荡，表里如一。一个是“爱”字，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心交给读者。他像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奉待自己的信念，虽九死而不悔。
　　——柯灵

目录

第一部分 读书
《我底自传》译本代序
《夜未央》小引
信仰与活动
《面包与自由》前记
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
《黑暗之势力》之考察
关于《复活》
《论语》的功劳
读书杂记（四则）
几段不恭敬的话
“在门槛上”
我们还需要契诃夫
燃烧的心
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
《父与子》（新版）后记
《往事与随想》后记（一）
谈《家》
谈《寒夜》
谈我的短篇小说
谈我的“散文”
我的“仓库”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代跋

第二部分 做人
我的几个先生
死
醉
路
生
做一个战士
悼范兄
怎样做人及其它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怀陆圣泉
再谈探索
再论说真话
没什么可怕的了
十年一梦
怀念鲁迅先生
“鹰的歌”
怀念马宗融大哥
三论讲真话
未来（说真话之五）
解剖自己
思路
愿化泥土
掏一把出来
怀念一位教育家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再认识托尔斯泰”？
再说知识分子
怀念从文

精彩书摘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做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噩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一月二十日
　　做一个战士
　　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他不犹豫，不休息。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痕而死去。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战士是不知道畏缩的。他的脚步很坚定。他看定目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思。假象绝不能迷住战士的眼睛，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
　　这便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具有超人的能力。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战士，只要他有决心。所以我用“做一个战士”的话来激励那些在徬徨、苦闷中的年轻朋友。
　　1938年7月16日在上海。
　　……

前言/序言

　　代序 文学的作用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今通译包法利。编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人”。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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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老，中国最后一个传统文人，其文如人。

想想，做人和做动物的重要区别就是，人可以读书，而动物则大部分没有这个好处。季那本书的自序的题目就是《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他很幽默，他说“一只蠢猪一万年以前是这样蠢，到了今天仍然是这样蠢，没有增加什么智慧，人则不然……”人借着书籍，这种进步的阶梯，就可以不断前进。还有一篇文章《丢书之痛》，写于1999年，季老先生说“我过于相信别人，引狼入室，最近移搬书籍，才发现丢书惨重”，他慨叹“斯文中人竟会有这种行为”，他还说“孔乙己先生说：偷书不算是偷，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要同他商榷的。”不知道他知道前两天自己的藏书悉数被盗，是否会气得“死去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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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永远的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