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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現代中國學術經曆瞭中西新舊的碰撞和交融，學術風氣的轉變往往還與學者之間的思想分歧、人事糾葛相交織，呈現齣錯綜復雜的麵貌。
　　中山大學人文學科在20世紀的前半期，因其地緣優勢和人文政治的優勢，形成瞭開放、民主的學術研究氛圍。《近代中國的知識與製度轉型叢書·學術風氣與現代轉型：中山大學人文學科述論（1926-1949）》對傅斯年、顧頡剛、硃謙之的教學與學術交往加以深入研究，還涉及史祿國、古直、容肇祖、硃希祖、楊成誌等中大人文學者的學術活動，論述瞭中大語史所、讀經風波、現代史學運動、民俗學人類學諸問題，扼要而又生動地展現瞭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的至關重要的一頁。

作者簡介

　　劉小雲，1968年生，湖南祁東人。湖南師範大學曆史學學士和碩士、中山大學曆史學博士。現為玉林師範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發錶論文三十餘篇，獲第十次廣西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奬，曾編著《邊疆“廉故事”》。

內頁插圖

目錄

緒論
學術史
史料與方法

第一章 從國學到史學
第一節 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的建立
第二節 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各學會的創立與活動
第三節 “作語言曆史學之科學研究”
第四節 學術分歧與人事糾葛

第二章 “中大讀經”
第一節 中山大學讀經課程設置及其校內反應
第二節 中山大學中文係讀經課程的實施
第三節 校外迴響：武人倡行讀經
第四節 中山大學讀經迭起風波
第五節 “中大讀經”遺風餘韻

第三章 “現代史學運動”
第一節 “時代化”、“科學化”的“新史學”
第二節 “現代史學”社會科學化背景下的中大哲學、社會學
第三節 “現代史學”旗幟下的學術分歧
第四節 “現代史學”的“良友”及其批評者

第四章 從民俗學到人類學
第一節 中山大學民俗學東山再起
第二節 “西南夷地百蠻種，都是神明胄裔分”
第三節 中山大學人類學係的設立
結語
後記
附錶
徵引文獻

精彩書摘

　　在顧頡剛的全力輔佐下，傅斯年如虎添翼，卓見成效。1927年10月16日，傅斯年在緻鬍適信中，一麵贊賞瞭顧頡剛，一麵洋溢著自得之情：“頡剛一返，文科大振，《語言曆史學周刊》、《民間文學周刊》、《圖書館周刊》均於下星期齣版，而《文科集刊》1月中亦可齣來，如我等久留則為豐美之始，如我等去之，則作去思之碑。”
　　在中大語史所籌辦階段，以校長名義公布瞭一份《國立第一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研究生招生簡章》，反映齣中大語史所開展學術研究的方式、範圍及其學術團隊的水準，體現瞭傅斯年創辦研究所的基本意圖：
　　（一）提齣“集眾的研究”方式。民初以來，中國學術界對建立研究機構形成共識，齣現瞭像北平地質調查所、北大國學門之類的研究機構，仿效者蜂起。中大語史所進一步揭舉“集眾的研究”旗號，使研究機構的性能更加鮮明。在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詮釋瞭“集眾的研究”真諦：“曆史學和語言學發展到現在，已經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瞭，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並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境中，纔能大傢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於是乎孤立的製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瞭。”在傅斯年看來，“這集眾的工作中，有的不過是幾個人就一題目之閤作，有的可就是有規模有係統的研究”。無論範圍大小，“隻要其中步步都是做研究工夫的，便不會流成‘官書’的無聊”。
　　（二）擴充研究範圍。中大語史所緻力於語言學、民俗學、人類學、考古學、文籍考訂學研究，試圖建設人類學館、曆史博物館，綜采中西學術的優長；新修廣東通誌、語言及國語教育法研究、公文研究，體現瞭學術的緻用性，這既與中大服務社會的辦學宗旨相一緻，又不悖傅斯年的改革意願。傅斯年在緻李石曾、吳稚暉信中，錶白瞭他此舉的用意所在：“至於不得不有之國文係，已改為中國語言文學係，但思為中學校造幾個教中國話——不容易——的教員而已。”新製修誌，乃承接廣東大學舊事。早在郭沫若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時，廣東省政府第三三六七號令命廣東大學文科學院續修廣東通誌。不過，中大主持新修廣東通誌，直至鄒魯1932年重新擔任校長後纔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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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近代中國的知識與製度轉型叢書·學術風氣與現代轉型：中山大學人文學科述論（1926-1949）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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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法則支配下的市場經濟的展開，是文明現代轉型的基本內容。20世紀20年代以下，因特定的國際環境、文化傳統、政治製度所導緻，蘇俄另闢蹊徑，通過“集權一動員式體製”(一黨專權，實行國傢統製的計劃經濟)，以尋求工業化的快速進路，形成所謂“蘇聯模式”。蘇聯在現代化道路上也有其他探索．如20世紀20年代初列寜(1870—1924)實行“新經濟政策”，30年代前期布哈林(1888—1938)主張發展富農經濟，50年代後期赫魯曉夫(1894～1971)推行物質刺激的改革，皆為試圖引入市場機製的努力，但均未持續，而斯大林(1879—1953)的“集權一動員式體製”得以強力實施，犧牲農民利益以實現工業化，擠壓農業與輕工業促成重工業快進，而“每一韆塊磚頭，每一雙皮鞋或每一件內衣，都要由中央調配”的模式運行多個五年計劃，奠定較為厚實的重工業基礎和較高程度的科技水平，並實現教育普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超越英、法、德，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戰中蘇聯能擊敗納粹德國，二戰後更成為與美國爭雄的超級大國，實力即得之於此。“斯大林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強國。”大約是“蘇聯模式”呈現的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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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法則支配下的市場經濟的展開，是文明現代轉型的基本內容。20世紀20年代以下，因特定的國際環境、文化傳統、政治製度所導緻，蘇俄另闢蹊徑，通過“集權一動員式體製”(一黨專權，實行國傢統製的計劃經濟)，以尋求工業化的快速進路，形成所謂“蘇聯模式”。蘇聯在現代化道路上也有其他探索．如20世紀20年代初列寜(1870—1924)實行“新經濟政策”，30年代前期布哈林(1888—1938)主張發展富農經濟，50年代後期赫魯曉夫(1894～1971)推行物質刺激的改革，皆為試圖引入市場機製的努力，但均未持續，而斯大林(1879—1953)的“集權一動員式體製”得以強力實施，犧牲農民利益以實現工業化，擠壓農業與輕工業促成重工業快進，而“每一韆塊磚頭，每一雙皮鞋或每一件內衣，都要由中央調配”的模式運行多個五年計劃，奠定較為厚實的重工業基礎和較高程度的科技水平，並實現教育普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超越英、法、德，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二戰中蘇聯能擊敗納粹德國，二戰後更成為與美國爭雄的超級大國，實力即得之於此。“斯大林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強國。”大約是“蘇聯模式”呈現的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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