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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书评媒体之一,上海书评选萃系列为该刊五周年精选集。《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国家与市场》作为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题,对近年来中国备受关注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劳动工资、分配改革、税收、农民等问题进行了精彩深刻的剖析,字字珠玑。
内容简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国家与市场》由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如张五常、林毅夫、茅于轼等,从不同角度研究国外内债务危机、市场经济、分配改革等问题,贴近现实,思想精辟。
作者简介
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目录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三十年
林毅夫谈市场经济与有为政府
茅于轼谈社会公平与市场经济
汪丁丁谈劳动工资与经济转型
张军谈收入分配改革
陈志武谈国富与民富
张维迎谈政府与市场
黄亚生谈中国经济模式
韦森谈税收与预算民主
韦森谈美欧债务危机与中国
韦森再谈欧洲债务危机
贺雪峰谈农村土地自由流转
曹锦清谈三十年来的农民中国
编选说明
精彩书摘
张五常谈中国经济三十年
这是冬天,张五常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头发比以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的确有怒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搭配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读得明白。美丽的张太常常嗔怪他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没有工夫再做周旋。”
您将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学术生涯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功成身退吧。
张五常: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跟进中国发展三十年,才写出这本书。解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开始能够解释得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怎么能够解释得到呢?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当然是个奇迹。但中国的奇迹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迹发生的年代。
任何国家,只要过去是吃大锅饭的,经济转为有了些私营的市场的性质,急速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较现在可以说是近于零,从零这样的低水平上升个百分之几百,也算不了什么。1984年左右南中国的有些地方,每年有百分之五十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百分之六七,而中国一些地区有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骄傲。
从无到有,有了些小的变化,就上升得很快。你们太年轻,不知道以前的国家职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块钱。广东一开始有合同工的时候,从三十六块钱一个月升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是很容易的事。1980年代的增长,主要是权利界定这个问题的转变。那时候的中国,通过承包责任的合约,由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就是当年中国的干部按照资历级别的排列)逐步转型成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所在。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到了1986年,我在首钢做报告,说承包合约制要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当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事后听众还受到警告。但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没问题的,我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错的。后来中国政府在1987年也提出了这么个两权分离。
1981年的时候您就说中国经济的大变革不可避免了。
张五常: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是可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何人都要多。你要减少租值消散,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若干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么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你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念书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么念都不行;有的人是运气好一点。但我们无从分辨运气的问题呀、本领的问题呀,你说李嘉诚是运气好,还是本领好?这很难说。想约束运气的话,就会伤到本领方面。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要产权平等的“无产”,人享受到的权利(比如级别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要么是产权平等,要么就是人权平等,随便你挑一样,不可能都要。改革前产权是平等的,那么用等级来界定权利就是必须的了。现在的中国是产权不平等,但改革前那种等级不平等消散了,你可以不喜欢,革命年代过来的有些老干部可能也不喜欢,但你不可能两样东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转变,主要是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没有经过动荡实现这种转换是不容易的,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
大的社会变革总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吧?
张五常:向资产界定权利的转变意味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难接受的。我曾经建议北京出钱买断之前的等级权利,当时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显,这很难做得到。结果当时贪污就作为另一种补偿方式出现了。怎么买断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贪污是一种办法,是一种不明显的买断。1984、1985年贪污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难于登天,怎么过去啊?贪污一出现,说明正在过了。但除此之外贪污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有害无益。一些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很厉害,说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换句话说,对真实世界不了解的经济学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经济学论著,大部分都是废物;你看看现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学者言论,大部分没有解释力。
1985年的时候,北京建议要把产品分类,进行分类管制,我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从事分类管制,本来是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但中间还可以用管制来界定贪污的权利,那就是当时印度的制度、巴拿马的制度。譬如说你负责女人的皮包,那个人负责男人的皮包,另一个人负责外汇管制,各有各贪,这种制度是可以界定贪污权利,写在遗嘱中传给后代的。巴拿马海关的那些官员,你贪一三五,我贪二四六,这些都是界定的,我说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当时大声疾呼。因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贪污制度就固定下来了,你就界定了贪污的权利,改革就会停顿了。还好最后分类管制没有施行。
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奇迹,是有很多好干部的。你说他们有贪污我承认,你说他们有不好的我也承认的,但大部分是好的。开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非为,哪有今天?
同样,没有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也就没有今天。
张五常: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就是权利界定转变的问题,排列权利的方法不同,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奇迹,是理所当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迹了。1993年人民币崩溃,朱镕基执掌经济,中国经济从高通胀变成通缩,楼价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价楼房(外销房),从二万五千块一平方米,跌到七千块一平方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没人要。破产之声到处都是。就是那时,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始直线上升,八年之间就超过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这个才是奇迹。从2000年开始,几年之间,农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从2001—2007年,农民的实质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所以我很反对、非常反对写中国农民的那两位(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农民怎么惨,我非常反对!有人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是胡说八道,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贫富分化收窄得很快,农民增长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长百分之八,收入差距迟早要拉窄的。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一提出来,我就大发脾气,一亿劳工回去乡下,到现在很多就不肯出来,工业也闹民工荒了。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迹上去。在中国这么困难、有严重通缩的情况下,如果把产品质量上升也算进去的话,这个通缩是非常严重的,楼价跌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会有爆炸性的增长呢?和现在一样,九十年代也是要保八的,怎么保八?一片叫救命的声音,中国能够保八,这就是奇迹。跟着农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长,这也是奇迹。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离乡,都出来工作了。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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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市场》作为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专题,对近年来中国备受关注的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劳动工资、分配改革、税收、农民等问题进行了精彩深刻的剖析,字字珠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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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凌晨3点半,我坐在电脑前为自己的第二本书写序。还是一个人生活,还是会每周习惯性地看完一本书,还是会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与大家分享。喜欢的歌还是那么几首,身边最好的朋友还是那么几个,仔细想来这便是我最大的幸运。曾经我想,如果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做梦,就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让我觉得幸运的是,这样的人不止一个。还记得最开始我带着近十五万字的书稿——当然它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去拜访商谈了很久的出版社,接待我的姑娘一脸笑容地看着我,说了很多欣赏的话。然后不到十五分钟我就离开了出版社的写字楼,没错,我被拒绝了。那天的太阳很温暖,在外面等着我的死党跟我说了鼓励的话:“没关系,我认识的你,跌倒了也会爬起来战斗到底。”之后便有了你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同名短文《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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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幸福来自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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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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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岁是个尴尬的年纪,即便在幼时我曾经无比憧憬过这样的年龄。小时候的自己有很多的梦想,想象着在黄金年代自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那时的他的诸多幻想中,绝对没有想到我会是这样——我没有变成威风的警察,也没有变成科学家,我更没有改变世界。二十多岁的我们,好像被印上了很多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被迫懂得很多人情世故,我们被迫知道现实的残酷之处,伴随着我们所谓的梦想和一触即溃的自尊,开始变得不知所措。我们想要依赖自己,却发现自己也靠不住;我们安慰自己还小,却发现身边的朋友已经风生水起。我们想要依靠自己生活,却发现生活远比想象的要困难;我们想要在黄金年代里做自己,却发现最难的就是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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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冬天,张五常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Z,头发Y比以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a—的确有怒Z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一本薄薄的Z《中国的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搭配b很多思考,才有可能读得明白。美丽的张太常常嗔怪他c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d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d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e没有工夫再做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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