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前言/序言

1999年鞦天，林歡到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導師是甲骨學、殷商史和秦代政治史學者王宇信教授。在2002年以《晚商地理論綱》（未完稿）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並留所參與大型社科專題項目《商周史》第十捲《商代地理方國》的撰寫。2003年11月初，林歡突然病逝在自己的寓所內，有可能是心髒突發疾病所緻。年僅28歲，真天妒英纔，令學界和同仁皆為之仰天痛泣。她的商周地理史研究我不熟悉，故無法評論。但在《宋代古器物材料》的“按”語中，我感覺到瞭她在古文字學、金石學、考古學、文獻學等方麵的天賦。而她輯錄此書時年僅23歲左右。如天假其年，極有可能成為像冼玉清、容媛（容庚之妹）等一樣的粵籍傑齣女學者。林歡生前還曾資助一位廣西貧睏地區的中學生。

稍後我們會探討，官方民族主義所造成的後果對20世紀亞洲和非洲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有何影響。就此處的目的而言，需要強調的是，英國化政策在全世界各地製造齣數以韆計的帕爾。沒有什麼會比這個事實更能凸顯齣英國官方民族主義的根本矛盾，即帝國與民族內在的互不相容瞭。我特意使用“民族”一詞，因為人們總會忍不住要用種族主義來解釋這些帕爾的存在。沒有一個腦筋正常的人會否認19世紀英國的帝國主義帶有深刻的種族主義性格。但是帕爾們同樣也存在於白種人的殖民地——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南非。齣身英格蘭和蘇格蘭的校長們也同樣蜂擁而至，而英國化（Anglicization）也是當地的文化政策。就像帕爾的遭遇一樣，18世紀時還開放給蘇格蘭人的環形上升之路（looping up wardpath）已經對他們封閉瞭。英國化的澳大利亞人並未任職於都柏林或曼徹斯特，甚至也不在渥太華或開普敦服務。而且，一直要等到相當後期，他們纔有可能成為堪培拉的總督。[24]在此之前，隻有“英國的英國人”（English English）——個猶抱琵琶半遮麵的英國民族的成員——纔享有此一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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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林歡生前所齣的第一本書，也是最後一本書。和他彆的著作不同，這是他惟一的隨筆集，其中不僅可見其學問的關注重心，事實上也處處透露齣他自己的學術情懷。當下的學術研究往往強調創新乃至原創，但對於古代文學而言，先期的學術積纍遠比所謂的創新更為重要，換言之，隻有建立在長期學術積纍基礎上的守正創新纔能真正使古代文學的研究走嚮深入。本書作者《自序》中說：“他在詩中刻意錶彰長乾塔大放光明，其寓意可知。有趣的是，當晚陪同錢謙益一起禮塔的還有錢澄之，但他卻在自己的詩中說長乾塔“是夜仿佛有光”。這不是陶淵明“彷佛若有光”的希望，而是陷入黑暗的絕望。長乾塔是否放光，必然有一個客觀的事實，然而卻因詩人的心境有所不同，光芒便在有無之間。 ”作者長期從事古代文學與文獻的研究，已從不同的角度對明一代的詩歌史做過深細的研究，故而能夠迅速捕捉到齣土文獻中的有用信息，並將之與傳世典籍中的記載相比勘，從而在短時間內清理齣自己的思路，以收左右逢源之效。正是由於將學術研究建立在兩者參閤的基礎上，故而本書創獲甚多。本書的觀點不僅糾正瞭史傳的誤載，也糾正瞭後世研究中的一些錯誤。應該說，隻有這樣的創新纔能更加切實地推進古代文學的研究。同時，該書材料豐富詳實，卻又毫無羅列堆積之纍；語言流暢自然，一掃艱深晦澀之弊，作為學術著作著實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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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商代以後的文化遺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銅器和石刻資料，但由於在各個時代所齣土的文物中難免會齣現一些史前時代的文化遺存以及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各類傳說，使得中國古代的金石學傢雖然對其所研究的器物還沒有準確的斷代，但也已經有瞭朦朧的觀念。[1]清代以後的金石學清代受乾嘉學派影響，金石學進入鼎盛。乾隆年間曾據清宮所藏古物，禦纂《西清古鑒》等書，推動瞭金石研究的復興。其後有《考工創物小記》、《積古齋鍾鼎彝器款識》、《捃古錄金文》、《齋集古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識》、《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古泉匯》、《金石索》等書，均為有成就的金石學著作。這一時期研究範圍擴大，對銅鏡、兵符、磚瓦、封泥等開始有專門研究，鑒彆和考釋水平也顯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學研究範圍又包括新發現的甲骨和簡牘，並擴及明器和各種雜器。羅振玉和王國維是此時的集大成的學者。硃劍心《金石學》、馬衡著《中國金石學概要》，都對金石學作瞭較全麵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