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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料全面系统，且尽量保持文献原貌，就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选编》收集了一部分抗战时期关于大后方经济开发的文献，尽量保持了文献的原貌且注明出处，对了解和研究抗战大后方的经济状况和经济理论有很大帮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唐润明，1963年生于四川岳池，1981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1985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7月调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工作，主要从事档案文献的编纂及重庆地方史、中国抗战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数部，主编档案史料汇编10余部。现任重庆市档案局（馆）档案编研处处长，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会员、重庆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暨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

目录

总序
序论
编辑说明
开发内地 翁文灏
开发华西产业与产业革命 简贯三
我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交通建设 胡焕庸
论战时人口变动与后方建设 陈长蘅
中国应当建设的工业区与工业 吴景超
由地理观点论西北西南之经济依存关系 齐植璐
西北与西南农田水利之展望 张有龄
西北西南军事交通建设管见 姚鸿德
资金内移之前提与后果 万树源
如何吸引游资以济后方工业之需要 欧阳仑
创设中国内地投资公司私议 章乃器
当前之内地证券市场建立问题 邹宗伊
西南证券市场之我见 丁道谦
西南经济建设问题 孔祥熙
如何共同建设西南 陈立夫
西南经济建设之前瞻 翁文灏
建国必自建设西南始 邓汉祥
开发西南经济意见 卫挺生
西南经济建设之十大政策 卫挺生
西南经济建设之我见 卫挺生
西南经济建设与计划经济 罗敦伟
谈西南经济建设 胡秋原
西南经济建设之商榷 寿勉成
对开发西南实业应有之认识 张肖梅
今日开发西南之先决条件 张国瑞
如何建设西南 张国瑞
今后西南新经济建设之途径 张国瑞
我们需要一个西南最高的经济计划机关 张国瑞
建设西南的必然性及其方案 陆鼎揆
从战时经济说到西南经济建设 贾士毅
西南经济建设与工业化 方显廷
西南工业建设与特种奖励制之创设 陈豹隐
西南经济建设与农业推广 乔启明
西南煤田之分布与工业中心 黄汲清
西南天然林之开发及其途径 李德毅
开发西北的方针 蒋介石
如何开发西北 张嘉璈
开发西北经济问题 翁文灏
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 朱家骅
为什么我们要开发西北 张道藩
发展西北事业之管见 杨亦周
开发西北管见 李烛尘
再建西北的几点意见 李洽
战时西北经济建设问题 叶达光
从地理环境论西北建设 李承三
从文化动员论建设西北 赵守钰
如何巩固西北 赵宏宇
从总裁指示论西北建设 张聿飞
增加后方生产与西北资源之利用 马铎
论西北金融网之建立 李京生
视察西北归来谈片 巴里特讲 吕春晖译
西北交通建设的几个问题 凌鸿勋
如何要建设西北铁路 郭维民
西北公路观感及其他 沈君怡
交通界人士应如何参加开发西北工作 李季清 王紫星
西北工业考察归来的感想 林继庸
论西北工业建设 徐旭
西北食品工业之发展问题 钟超
西北羊毛与我国毛纺织业 刘鸿生
抗建时期之西北林业 刘兴朝
西北的垦牧问题 周介康
西北的水利建设 李翰如
考察西北水利纪要 沈百先
西北水利问题 沈怡
建设西北与水土保持 任承统
行政院顾问罗德民考察西北水土保持初步报告 罗德民
西北水土保持问题 章元义
西北的沃野农业 陈正祥
地下水与西北灌溉问题 黄汲清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 翁文灏
中国工商经济的回顾与前瞻 翁文灏
抗战期内中国实业概况 翁文灏
战时经济建设概况 傅润华
中国战时经济概观 刘大钧
中国战时工业概观 吴承洛
资源委员会经办事业一览表 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
我国战时工业生产之发展趋势 李紫翔
战时工业管窥 杨桂和
抗战时期后方工业鸟瞰 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
战时后方工业建设概况 袁梅因
我国战时民营工业之鸟瞰 吴文建
后方民营机器工业过去及现在概况 马雄冠 叶竹
抗战八年来之我国钢铁工业 王子祐
抗战期间后方煤矿之开采及利用 萧柱中
抗战八年来之电气事业 孙玉声
抗战期间之大后方纺织业概况(节选) 中国纺织染工程研究所资料室
战时之交通(节选) 《中国战时经济特辑续编》编委会
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整理后方水道之经过 傅汝霖
中国西南之经济发展 李卓敏
云贵高原上的民营工业 建子
抗战中成长之西南公路 萧庆云
西北工业建设现况及其前途 高平叔
西北民营工业概观 建子
西北之陆路交通 刘晨
后记

精彩书摘

　　开发内地
　　翁文灏
　　过去我们的重要事业，很自然的多集中于沿海及沿铁路线，对于重要的内地，政府及一般投资的人，都来不及充分注重。抗战以来，内地资源的重要与利用的必要，已为国人所公认。开发西南与开发西北的呼声，现在已充溢国内，可见国人的视线已经转移，过去不十分受人注意的内地，现在已成为朝野经营的对象了，这是一件可以庆慰的事。
　　我们的内地，资源甚为丰富，假如各界能够合作，努力开发这些资源，实在可以作为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拿四川一省来说，岷江、沱江之间，便是一个很明显的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不但农产品甚为发达，就是主要的工矿业，如煤、盐、丝、纸及糖，都已有相当基础。如能发展电力，利用本区域的丰富资源，别种工业，也可有相当的发展。又如以重庆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过去为川省的工商业中心，工业方面，如染织工业、制革工业、玻瓷工业、火柴工业、面粉工业、肥皂工业，都有若干工厂设立；矿业方面，如江合、天府、燧川等煤矿，都有若干生产能力；输出货物，如桐油、猪鬃、丝、羊皮、药材、夏布、烟叶等等，每年均在百万元以上。抗战以后，从沿海沿铁路线移来的工厂，在100家以上。所以这个区域，将来一定是一个工业中心，不但轻工业在这儿可以发展，就是重工业因为重庆附近煤铁及石油等均有蕴藏的缘故，也可在这儿树立基础。四川除却这两个区域之外，还有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区域。我们都知道：中国近来的出口贸易，以桐油居第一位，而四川的桐油，产量与品质，在国内均首屈一指，万县便是四川省桐油集中的最大市场。这个区域，在国际贸易上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四川以外，如西康青海的金，贵州的水银及煤矿，云南个旧的锡，以及滇越路、滇缅路附近的煤、铜、铅、锌、银等矿，广西的锡及其他矿产，陕西的棉花及煤，甘肃青海一带的羊毛、皮革及药材，都在那儿等待我们开发。这些资源，有的可以树立我们国防工业的基础，有的可以作民生工业的原料，有的可以运输国外，以换取抗敌的军备及生产的工具，都是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所应努力经营的。
　　我们既已明了开发内地的重要，又看清楚了内地有许多富源急待开发，便可进而讨论开发内地的方法。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以为开发内地，只是政府的工作。当然，政府对于这种大事，不可诿避责任，应当去担任它所能够做的部分，不过如谓政府已在那儿推动这种工作，别人便可束手旁观，那便是最大的误解。政府的工作重在推动与领导全国的人力、财力，在一定方针之下，去努力开发内地，在这种统率之下，实在努力的当然须靠各界的勇往直前，尽瘁尽力。在这样共同努力之中，政府机关也担任经办一部分经济事业，其用意乃是为国增产，而非与民争利。所以举办的事业，都以下列原则为范围：（一）国防所急需，应当特别经营的；（二）有统筹或统制之必要的；（三）规模宏大，设备艰巨，非寻常财力所能举办的；（四）为国防民生所亟需，而盈亏无甚把握的；（五）为民营工业供给动力或燃料的。政府所办的事业，都要合乎上列几个标准，而且并不独占。政府所办的事业，如人民愿意投资，也可商定合办或互相联系的方法。除有特别的理由以外，政府不因办了某种事业，便禁止或妨碍人民举办同类的事业，就是法令上规定是由国营的，政府也可以合办或出租的方法，委托人民经营。如经济部最近曾公布国营矿区管理规则15条，便是要把依法划定的国营矿区，给人民以开采的机会。现在最大的需要，便是生产，而且要大量的生产，以为前方、后方及输出之用。假如现在把国营的范围定得太广，同时又无力量去经营这个范围内所规定的事业，那么国内的生产力，反因受了拘束而不能发挥其功能。所以我们一方面对于国营事业，认真整理，以期造成事业的规模；同时对于民营事业，也极端看重，认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必须认真发展。
　　政府对于民营的事业，一向是竭诚奖助的。现为加增开发内地的速度起见，预备从下列三方面积极推行，使民营事业，可以更为发达：第一为工作的联络。以前民营事业，每皆各自为政，毫无组织，现在政府拟使各业均依照新定法规组织同业公会，各业间亦发生联系。如化学工业所需之机器，可以交给机器业代为制造，而机器业所需之钢铁，又正在设法协助供给。彼此之间，声息相通，供求相应，以形成一有机体，便可事半功倍，效率大增。这种联络组织的工作，政府自应担负。第二为资金的协助。民间事业，每以缺乏资本，而中途停顿。现在抗战期间，若干工厂，由沿海沿江迁至内地，举凡运输、建厂、购料等事，都需要大批的资金；后方的厂矿，因扩充生产，改良设备，也要加增资本。政府顾念他们的需要，一方面代向银行以低利借贷款项，一方面由政府直接拨助资金，两种合计，在过去一年之内，已达1000万元以上。以后还要照原定计划，陆续协助。第三为奖励的规定。二十七年六月修正的特种工业保息及补助条例，规定六种应由政府补助及保息的工业，范围未免过狭，而且奖励的方法，限于保息及补助二种，也未能尽奖励的能事。最近通过的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把奖励的方法，加至九种，除保息及补助之外，还有减税、便利运输、免除地租等项。至于应行奖励之工业，其范围亦拟扩大，凡（一）为国防民生所必需而亟宜举办的；（二）发展内地大宗生产，或使旧有大宗生产品质更为精良的；（三）可供输出国外，以增进对外贸易的；（四）利用本国原料，仿制外洋产物，以减少贸易漏卮的；均在奖励之例〔列〕。
　　政府对于经济事业全盘统筹，共同促进，如此进行，可谓之管理，亦可谓之统制。其方针以整个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前提，悉力以赴，以期奠定复兴的基础。大家也应明白国家的利益，亦是一般国民的真正利益，而且亦惟有不分朝野向同一方向认真进行，方能达到此极重要的目的。因此特为说明，望大家都秉匹夫有责之义，来完成此伟大的使命。
　　……

前言/序言

　　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的战端，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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