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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如果以我齣生的1976年為界，中國社會三十多年來正經曆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物質生活的巨變更是我童年時所不敢想象。而我們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進步瞭多少呢？我們時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國”的國運與民生，是我念茲在茲的問題。因此，《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傢》將餘英時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對辛亥百年的思考作為開頭兩篇，略有破題之意。而諸位先生的生活與思想，可視為同一時代的多元答捲。

內容簡介

　　《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傢》是文化記者李懷宇對多位著名學者的采訪記錄。訪談的內容大多涉及學術文化、曆史人生，今集成此書，或可視作一位後學嚮前賢問道解惑的對話，從中探求一些知人論世的史料和真知灼見。

作者簡介

　　李懷宇，1976年生於廣東澄海。傳媒人，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曆史》、《知識人》、《知人論世》、《訪問時代》等。

目錄

自序
餘英時
開啓共和之夢
金耀基
中國現代化文明的轉型
李歐梵
我扮演一個雜學的角色
陳平原
時代轉摺成就人纔
何莫邪
我是世界公民
劉荒田
鄉愁是對中國文化的依戀
吳中傑
反思曆史人物的命運
李輝
重現驚心動魄的曆史
劉緒貽
大學是追求和維護真理的地方
吳灝
繪畫與文學就像兩姐妹
吳宏一
文學有傢國之悲與身世之感
潘耀明
自由是文化之魂
蔡瀾
我的正業是玩
陶傑
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也斯
嘗試為中國詩人重新定位
夏伯嘉
追索中國與西方的對話
董啓章
整個世界都是小說
楊錦麟
不斷尋找新的事業氣場
梁文道
我隻在乎是否盡到責任
周保鬆
探求自由和平等
……

精彩書摘

　　餘英時：開啓共和之夢001
　　李懷宇：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餘英時：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聽瞭康有為這些漢人的話，要進行改革，要奪慈禧太後的權，這是使她傷心欲絕的，她從此就防止把權力交給漢人。所以，清政府在戊戌政變以後，越來越控製政權，當時提齣的口號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滿人不能放棄政權的觀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後死也沒改變，權力都是集中在滿人手上，他們對袁世凱也不放心。袁世凱到後來是告老迴鄉。武昌首義發生以後，清政府收拾不瞭，因為軍隊聽袁世凱的話，不得不招他迴來。我認為滿漢的界綫到晚清更厲害瞭，政府不肯改革，立憲也一再拖延。那時候大傢已經不耐煩瞭，不能等清政府改革瞭。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問題就來瞭，滿人對漢人越來越怕，到最後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早期的孫中山還給李鴻章寫過信，那時候不是主張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滿人一再拒絕改革逼齣來的。
　　我常常說，清廷等於一個黨一樣，內務府就等於黨的總部。到晚年，政府要抓權，不肯放鬆，這樣子矛盾越來越大瞭，當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後就沒有辦法調和瞭。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君主立憲的人慢慢動搖瞭，因為慈禧抓住大權不肯放鬆。這不是導緻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為、梁啓超後來在日本辯論不過孫中山領導的汪精衛等人，漢人的民族仇恨的迴憶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迴來瞭，兩邊各走極端，非革命不可瞭。不過，那時候的革命也不像後來的革命，組織並不是很嚴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會的組織。秘密社會是孫中山想利用的，發動軍人仇滿，不願給滿人效忠瞭。後來黎元洪被逼參加革命，也是這樣的道理。
　　李懷宇：在1911年以前，中國人有沒有共和的夢想？
　　餘英時：很少人有這樣的想法。從另外一方麵講，康有為也提齣過“共和”、“民主”的名字，還有香港一些政論傢像鄭觀應，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共和”是老名詞，本來周朝就有“共和”的說法，指厲王齣奔，由兩個貴族領袖共同執政。雖然不是現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觀念。
　　李懷宇：1911年發生武昌首義，是不是有偶然性？
　　餘英時：當然有偶然性，革命黨暗地裏在軍隊中找同情的人。本來有一個計劃，被揭發齣來瞭，提早瞭。當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廣州的黃花崗起義，那是很震動人心的一次，像林覺民的《與妻書》是感動很多人的，發生瞭意外的宣傳效果。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
　　李懷宇：當時同盟會在武昌首義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餘英時：同盟會裏孫中山跟黃興又分開瞭，孫中山那時在美國捐錢，武昌事變爆發以後，纔趕迴來。而黃興先去瞭武漢，但是沒有成功，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軍隊，還是要靠黎元洪帶的一批新軍。那時候袁世凱有最雄厚的軍事力量，他上來以後，革命軍是打不過的，但是袁世凱想消滅革命軍也很難。那時候因為光緒已經死瞭，君主立憲沒有辦法號召瞭，而袁世凱就想藉此機會抓權瞭，所以先是讓他來撲滅革命軍，後是讓他為兩邊主持和議，讓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沒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國大革命，也不像俄國革命，甚至不像國民黨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體製忽然就改換瞭，所謂的天子是三歲登基的宣統，不可能號召起國人嚮他盡忠的心理，如果光緒還活著，可能有這樣的號召力。
　　李懷宇：從曆史來看，當時晚清政府已如大廈將傾，弱到不能延續下去嗎？
　　餘英時：沒有辦法瞭。當然清政府還有一些軍隊力量，但是不大，經過瞭兩百多年，權力已經基本上到瞭漢人士大夫手上。清朝的八旗製度也沒有瞭，靠的是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尤其是淮軍。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擺在那裏，清廷沒有什麼辦法。
　　李懷宇：為什麼在晚清政府裏沒有辦法進行政治體製上的改革？
　　餘英時：如果談太平天國以後，洋務運動當然有許多改革。廢科舉是沒有辦法，因為科舉毫無用處瞭，念八股怎麼跟外國人打交道？廢科舉是很有限的，因為新學製度已經起來瞭，而到日本的留學生多得不得瞭。當然也有許多人恨死廢科舉瞭，但是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來，那隻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沒有影響清廷帝王的體製。不肯改革，那是因為利益所在。滿人不肯放棄王朝，愛新覺羅是統治的傢族，這個傢族不肯丟掉權力，到最後逼不得已纔讓步。我認為，晚清在戊戌政變以後，談不上有改革，談不上有什麼“新政”。滿洲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如果清廷專政不能動，權力沒有製衡，那就談不上改革瞭。根本的辦法是用武力鎮壓，如果這個辦法能夠維持下去，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曆史可言瞭。
　　李懷宇：在20世紀之初，國人在改革與革命上的思想準備足夠嗎？
　　餘英時：思想不是一麵倒的。當時主要是康梁跟孫中山打對颱，思想戰場主要是在東京，然後纔傳迴中國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因為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沒有君主可立嘛，這是關鍵。康梁在光緒死瞭以後就沒有藉口瞭，當然，他們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有告密的可能，所以後來袁世凱組閣的時候，想請梁啓超，梁啓超不肯來。最激烈的搞排滿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後來，有些人像王國維始終還是要君主立憲的，他的辮子都不肯剪。
　　李懷宇：當時外來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對中國的思想衝擊有多大？
　　餘英時：那是相當大的。日本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國來鼓吹，而且希望說服慈禧太後，都沒有用。但是一般人是相信，明治維新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康有為他們就利用這個東西刺激光緒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英國的君主立憲，是鼓勵清廷的兩個例子。英國的君主立憲早於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跟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很多人願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沒有多少人願意搞暴力革命的。
　　李懷宇：在辛亥革命之後，到北伐勝利之前，經曆瞭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中國政治處於相當動蕩的局麵，為什麼會這樣？
　　餘英時：根本沒有一個政治中心，也沒有一個領袖能夠號召。孫中山雖然在廣州，但勢力很小。主要政治勢力還是在北京，還是袁世凱留下來的遺産。袁世凱死瞭之後，馮國璋也罷，段祺瑞也罷，黎元洪、徐世昌都做過總統，都不能變成全國接受的領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發展瞭，所謂軍閥是擁有十萬八萬兵，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各省自己發展起來。
　　我們不要看政治，要看社會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蘇州、杭州一帶，都是地方上自己發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發展，新學校的成立，還有地方議會的齣現。在袁世凱那方麵，最早的國會還是有作用的，否則袁世凱就不必搞暗殺宋教仁，因為在國會爭選舉他爭不過。
　　李懷宇：辛亥革命廢除帝製對老百姓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餘英時：沒有好大影響。因為本來中國就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勢力到縣一級就為止，下邊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紳士、宗族製度來維持秩序。組織是很鬆散的，就是靠儒傢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觀念。大傢不敢鬍來，但不是靠武力。中國農村也沒有警察，多半靠宗族製度。我們的鄉間恐怕很少變化，至少我在鄉下住的那幾年，民國政府沒有把鄉下變好，也沒有變壞，還是靠宗族的力量來維持，還有是非感。國民黨也沒有到我們鄉下，還是靠讀書明理的人起作用的，所以也沒有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一個秩序，也不用怕。我在鄉下八年，沒有見過武力，沒一個土匪來搶我們，有一陣子好像後山有土匪想動手，過幾天軍隊來瞭，土匪也不敢動瞭。換句話講，鄉下還可以過日子，沒有欺負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李懷宇：辛亥革命之後，天子的觀念還存在嗎？
　　餘英時：還有許多人在等真命天子齣現。因為中國天子、皇帝的觀念是很神秘的東西，不知道怎麼來的：一個人怎麼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釋就是老天爺指派下來的。這是周朝人的觀念，一直到20世紀，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歸。朝代替換的心理習慣不容易一下子改變。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個秩序：有一個朝廷，朝廷上麵有一個天子壓得住。這樣大傢纔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擁護皇帝，是為自己的安全著想，是感覺強人可以給人一種安定的生活。
　　李懷宇：當時雖然有人口頭上講法治的觀念，但是很難深入人心？
　　餘英時：法治觀念非常淡薄，雖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李懷宇：為什麼辛亥之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走得如此麯摺？
　　餘英時：現代化不光是政治問題，現代化牽涉到社會經濟組織等方麵，不是政權在誰手上就現代化瞭。我認為當時現代化的各方麵都沒有成熟，中國人還是靠私人關係，而不是靠某一種製度，或某一種法律，甚至於市場製度。中國人要靠政治勢力，有關係，就有辦法。靠關係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是講公平。過去的中國還有一個科舉製度，是客觀考齣來的，不管中間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試的時候基本上是公平的。農傢的子弟一夜之間也可以成為進士齣身瞭。民國沒有瞭，都是靠黨的關係，中國的朋黨製度成為政治上的黨派，就是一群人組成一個團體，打一個現代的號召，好像是有一個原則，其實是次要的，隻是奪權的藉口。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狀態還沒有改變。
　　在辛亥革命以後，大傢又不滿意新的現實，又想用更積極的辦法去改造中國。這是我們的毛病，老想照一種理想，用一個主義去改造中國，事實上，社會是不允許這樣搞的。最好是不要有這個念頭：要重新改造中國社會。要讓民間老百姓自己發展，少乾預，隻要民間的發展不會影響整個秩序，就要寬容，給予自由。另外一個關鍵，日本的侵略是我們一切災難的開始。辛亥革命本身是往前走瞭一步，打開瞭某一些門戶。但是我們走齣來就有問題，因為還有外麵的影響。中國要做共和之夢，但是有一些很惡的勢力，或者是國外，或者是國內，把這個夢想擋住瞭。這些惡勢力就是為瞭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和全社會於不顧。
　　李懷宇：孫中山製定瞭建國方略，終其一生，有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
　　餘英時：當然沒有實現。不過，如果沒有孫中山提倡革命，很難想象皇帝製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製度本身是嚮前跨進一步，皇帝製度沒有瞭，到底還是不同。袁世凱當總統之後，有皇帝的權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後來他想做皇帝，改變機製，也改不過來瞭，沒有人吹捧他。天命觀念的神秘性也沒有瞭。這是孫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勞，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提倡的，彆人也有提倡，不過孫中山是其中的代錶人物。孫中山的貢獻是想以美國為模式，因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書，跟美國的關係最深。早期他的黨有秘密社會的背景，所以黨員要宣誓效忠，這不是民主式的黨。但是後來孫中山覺得他沒有力量，推動不瞭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蘇俄的路子，改組以後他說法算數。孫中山想利用革命領袖的權威來推動革命，但是他沒有革命成功，所以他隻是有限度地運用權力。這是1923年以後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還是抱著美國式的。孫中山還是有他的貢獻，從前鬍適的私下談話說：孫中山雖然提倡中國道統，好像很守舊，可是他某些方麵比我們還新。孫中山不是士大夫階層，這是他的好處，也是他的弱點。原來康有為見都不要見他，梁啓超一度跟他關係搞得還好，所以孫梁閤作的問題引起立憲派內部的緊張，說梁啓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孫行者”。梁啓超想藉華僑的力量去捐錢，孫中山就把自己的關係給他，可見孫中山還很坦率，並不是說：我的關係，我不介紹給你。因為大傢就隻有這麼一個財源。孫中山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齣來的人，但是沒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東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樣。當然，人傢也叫他“孫大炮”。但是，他是一個起過作用的現代人物，把中國的某些觀念推到現代化的路上去瞭。現代化不是一下子能夠就完成，得慢慢來。
　　李懷宇：為什麼在辛亥革命之後，民國的文化思想界一度齣現天纔成群而來的現象？
　　餘英時：在軍閥時代，軍閥對文化、文學、思想問題都不重視，所以中國的思想文化活動很積極，白話文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齣現的。接著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瞭，所以有很多人纔冒齣來。孫中山在廣州開始準備北伐，采取蘇俄一黨專政的製度，但是孫中山最後的目標還是要實行憲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個階段，就是軍政、訓政、憲政。他的三民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也是很寬鬆的，所以專傢學者還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觀念。比如孫中山對五四運動也很贊揚；孫中山和鬍適早期關係還很好，常常寫文章要請鬍適批評。國民黨辦的雜誌上，鬍適寫過好多文章。廖仲愷、鬍漢民跟鬍適都有交往，因為孫中山對鬍適很尊敬。1930年代，國民黨在南京建立瞭政權，對學術思想界的控製還是有限，因為民間還有彆的勢力，如梁漱溟在山東搞鄉村建設理論，差不多有一半的縣都實現瞭鄉村建設，這是因為山東政權在另外一個舊軍閥手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並沒有把所有私人財産都沒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機構還可以容納人纔。另外，西方的教會大學也可以保護中國的學者。從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國齣瞭很多學術思想界的人纔，也齣版瞭很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和日本對這段時期的學術成績非常重視，所以這段時期的學術也影響瞭世界漢學。
　　李懷宇：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民間社會齣現瞭哪些明顯的變化？
　　餘英時：我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一個現代型的民間社會的興起。工商企業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後，花很多錢做本鄉的建設工作。比如說，無锡的榮傢後來創辦瞭江南大學，也造瞭無锡的大橋。所以我們看民國以後的變化，不能僅僅看政治方麵，地方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為例，閻锡山的建設被很多人看成為模範。另外，像江蘇、浙江這些地方，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地方的紳士和商人共同開創的。從民間社會的觀點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很可觀的。我認為這是社會自己在往前走，並不是有人在上麵定齣一個計劃逼著大傢往前走。西方把有計劃地全麵改造社會叫做“社會工程”，他們對於“社會工程”是否定的，理由是他們認為人不可能有全麵的知識來建立這樣的計劃，因為一個計劃不能適用於社會的每個方麵和每個地方。中國這麼大，定一個全麵計劃在每個地方實行是會製造齣很大的混亂的。所以，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後社會自動的進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這個進程打斷瞭。西方的史學傢像費正清就曾經對這段進程非常欣賞，惋惜它的中斷。從這方麵看，民間在動，在一步步往前走，不過是沒有一個計劃的。有計劃，有好處，也有壞處。計劃往往會用不好的。
　　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上每一省都在動，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從錢穆先生的自傳就可以看齣來，他的小學和中學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許多新觀念。他自己還摸索辦小學，甚至是受杜威的影響，要照杜威的思想辦小學。這是具體的例子。我不認為辛亥革命以後都像政治一樣，全是亂七八糟。我不是歌頌那個社會，那個社會當然有許多落後的現象，知識程度也不夠高，但是，如果假以時間，多設學校，慢慢就會變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社會體製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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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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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也很正常，畢竟嶺南自從清季以來，就是思想文化的前沿，不用說康有為梁任公，就是後來的孫大炮也是廣東人。所以，這本書開始就以餘英時和金耀基談辛亥革命開始，以梁文道周保鬆暢談香港文化的前景為終，這樣的布局，雖然是以訪談錄為形式的書裏，還是有章法可尋的。餘英時先生談的是晚清的改革，認為滿清政府由於利益關係，所以不肯改革，所以革命纔最終取得瞭主流。這是在談論晚清，還是在討論世事？想來，餘英時先生是從陳寅恪先生那裏學到瞭很多古典今典的寫作方法，連訪談錄中也會流露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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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一本書，京東配送也不錯!讀書是一種提升自我的藝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讀書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一本書有一個故事，一個故事敘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摺射一個世界。“讀萬捲書，行萬裏路”說的正是這個道理。讀詩使人高雅，讀史使人明智。讀每一本書都會有不同的收獲。“懸梁刺股”、“螢窗映雪”，自古以來，勤奮讀書，提升自我是每一個人的畢生追求。讀書是一種最優雅的素質，能塑造人的精神，升華人的思想。 　　讀書是一種充實人生的藝術。沒有書的人生就像空心的竹子一樣，空洞無物。書本是人生最大的財富。猶太人讓孩子們親吻塗有蜂蜜的書本，是為瞭讓他們記住：書本是甜的，要讓甜蜜充滿人生就要讀書。讀書是一本人生最難得的存摺，一點一滴地積纍，你會發現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讀書是一種感悟人生的藝術。讀杜甫的詩使人感悟人生的辛酸，讀李白的詩使人領悟官場的腐敗，讀魯迅的文章使人認清社會的黑暗，讀巴金的文章使人感到未來的希望。每一本書都是一個朋友，教會我們如何去看待人生。讀書是人生的一門最不缺少的功課，閱讀書籍，感悟人生，助我們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書是燈，讀書照亮瞭前麵的路；書是橋，讀書接通瞭彼此的岸；書是帆，讀書推動瞭人生的船。讀書是一門人生的藝術，因為讀書，人生纔更精彩！ 讀書，是好事；讀大量的書，更值得稱贊。 讀書是一種享受生活的藝術。五柳先生“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當你枯燥煩悶，讀書能使你心情愉悅；當你迷茫惆悵時，讀書能平靜你的 心，讓你看清前路；當你心情愉快時，讀書能讓你發現身邊更多美好的事物，讓你更加享受生活。讀書是一種最美麗的享受。“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顔如 玉。” 　 一位叫亞剋敦的英國人，他的書齋裏雜亂的堆滿瞭各科各類的圖書，而且每本書上都有著手跡。讀到這裏是不是有一種敬佩之意油然而升。因為“有瞭書，就象鳥兒有瞭翅膀”嗎！ 　 然而，我們很容易忽略的是：有好書並不一定能讀好書。正如這位亞剋敦，雖然他零零碎碎地記住瞭不少知識，可當人傢問他時，他總是七拉八扯說不清楚。這裏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他不善長於讀書，而隻會“依葫蘆畫瓢”。 硃熹說過：“讀書之法，在循序漸進，熟讀而精思。” 　 所謂“循序漸進”，就是學習、工作等按照一定的步驟諑漸深入或提高。也就是說我們並不要求書有幾韆甚至幾萬，根本的目的在於對自己的書要層層深入，點點掌握，關鍵還在於把握自己的讀書速度。至於“熟讀”，顧名思義，就是要把自己看過的書在看，在看，看的滾瓜爛熟，，能活學活用。而“精思”則是“循序漸進”，“熟讀”的必然結果，也必然是讀書的要決。有瞭細緻、精練的思索纔能更高一層的理解書所要講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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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如今的現狀是否是我們曾經的期望？書名《思想人》，代錶受訪者自然都是這個問題的思索者。從他們的迴答來看，雖然方式、角度各不相同，但對當代文化狀況，確是消極看法為主。文化剛剛從政治的脅迫中掙紮而齣，卻陷入瞭後工業商品時代的異化大潮中。錶觀建築形式的“水泥化”；大學教育的功利化；文學研究的“工匠化”；文學作品本身的日漸凋零，這些都令人難掩失望之情。文化對現實的關懷，對人性的反思，對獨立人格的塑造，對自由精神的追求，似乎都還做得不夠。也難怪近來“民國風度”成為人們追憶的熱點，對往昔的緬懷，其實體現的正是對現實的不滿。“大師不再”、“文學已死”之類的嘆息，我們也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不過，固然現狀難令人滿意，但悲觀之中也不是沒有希望。身處中華文明最大轉型期，彎路和挫摺有時在所難免。但隻要不忘初衷，那麼即使是黑暗中的摸索，前方未必沒有光明。畢竟“自由”這一文明之魂，並沒有完全丟失。有時候，我們也應該將目光放得長遠些，正如書中一位受訪者所說，大師之類，是後世的眼光，而當世之人的標準和判斷，有時反而會“當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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