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这套书的章节结构时,我立刻感受到了一种清晰的逻辑脉络在其中运作。作者似乎并非仅仅罗列知识点或事件的堆砌,而是构建了一个内在的、有机的思想发展网络。每一部分的过渡都显得顺理成章,前一个概念的提出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下一个更深层次的探讨方向。这种结构安排,极大地降低了理解复杂哲学体系时的认知负荷,使得读者能够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而不是在知识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跨时代思想继承与批判时所展现的平衡艺术,既尊重了历史的语境,又敢于进行当代的反思与重构,使得整部作品在时间维度上展现出极强的穿透力和连贯性,读起来酣畅淋漓,富有启发性。
评分坦率地说,我很少看到一部学术著作能像它这样,在保持高度专业性的同时,还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对知识探索的热忱。它不仅仅是在梳理“前人说了什么”,更是在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认知框架”。作者的叙述中流淌着一种对人类理性与探索精神的由衷赞美,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极大地鼓舞了作为读者的我。它让人感觉,阅读历史上的思想辩论,并非是走入一个尘封的博物馆,而是在参与一场永不落幕、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对话。这种激发读者主动思考、主动与历史对话的特质,是衡量一部优秀教材或专著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而本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考究,纸张的质感和触感都透露出一种沉稳厚重的学人气息。封面设计简洁有力,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核心信息传达得非常清晰。我特别欣赏它在排版上的用心,字体选择既易于阅读又不失古朴典雅,行距和字距的调整也做得恰到好处,长时间阅读下来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书脊的烫金工艺在光线下会折射出低调而优雅的光芒,这无疑是收藏家们会喜爱的一点。整体来看,这本书在物理形态上就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与内容相匹配的严肃与深度,让人在翻开扉页之前,就已经对即将展开的知识旅程充满了敬意与期待。这种对细节的把控,往往是衡量一部严肃学术著作出版质量的重要标尺,而这部作品无疑在这方面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评分语言风格方面,作者的文字功力令人印象深刻。它既有学术著作应有的严谨和精确,又避免了过度晦涩的专业术语堆砌,保持了一种难得的亲和力。阅读过程中,常常能体会到一种如同智者在耳边娓娓道来的感觉,那种将深奥哲思化为清晰图像的能力,是许多学者梦寐以求的境界。作者在关键概念的阐释上,往往会引用一些极具洞察力的比喻或生动的历史场景来加以佐证,使得原本抽象的理论立刻鲜活起来,仿佛触摸到了思想诞生时的温度。这种兼顾知识的密度与阅读的流畅性的文风,使得即便是初次接触相关领域的读者,也能迅速找到切入点,并沉浸其中,享受探索思想深处的乐趣。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所展现出的对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与微观洞察力的完美结合。在宏观层面,它成功地勾勒出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流派之间的互动、冲突与融合的宏大图景,让人得以跳出单一视角的局限,把握历史演进的整体脉络。而在微观层面,作者对某个特定思想家、某篇关键文献的解读又细致入微,每一个论断都有着坚实的文献依据和精妙的文本分析作为支撑。这种“见树木,也见森林”的能力,使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知识的汇编,更是一份高质量的研究方法论的示范。它教会读者如何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审视既有的知识结构,如何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定位个体思想的真正价值。
评分时代华文书局的《阿奎纳著作集》简体版来自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繁体版,对原书内容改动无多,只按照大陆通行的编辑原则略作加工。吕先生的翻译体例、特殊的行文风格及术语使用均不做改易,它最大程度呈现原汁原味的译文特色。
评分第二章 心理的实质
评分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的评论 3
评分葛兆光,男,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84年10月至1992年3月任江苏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1992年至2006年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68年上山下乡,1971年10月至1978年3月在贵州省凯里县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当工人,1978年于当地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曾任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聘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评分这本书里有几个编辑错误: 1.第166页第4行,“刘统熏”应为“刘统勋”。 2.第200页的脚注中,“万顷”应为“晚清”。 3.194页,应为《近代中国学术批评》。4.68页,一下1....,实际上全文只有1,没有2。5.72页,二下第5行,尽量,应为尽管。6.第159页(三)与158页注释(6)语句多有重复,不应该。7.第68页注释,“刘述先”后缺其所著文章名称:《评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是别人的书评,我觉得还有一定的道理,这本书是代买的,我没有机会翻看,就抄录一下别人的评论吧:思想史如何写作?葛兆光先生在清华、复旦和台湾三所中国大学指导博士的课程讲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清晰的指引。再整本书前,葛兆光先生首先讨论了当下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提出为了减少浪费的时间,人们需要寻找通过阅读增加自己的鉴别能力,提升自己的阅读水平和效率。对此,他现身说法,选取了包弼德的《斯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和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作为个案,向同学们展示唐宋变革论、宋代思想史和清代学术的研究理路。一:葛兆光先生的研究,很明显是参照了余英时将政治历史背景与思想文献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梳理了唐宋变革论自日本流传到中国的历程,并分析了唐宋变革论假设,对于美国汉学界所产生的影响。将整个文本历史背景梳理清楚后,他继续分析了包弼德《斯文》这本书是在日本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历史前现代与近世社会的区分。通过分析唐宋两个时代的社会差异,从而在研究中暗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当然,对于《斯文》的分析和讨论,只占了第一章的不长的篇幅。但我们可以从葛兆光的讲解中,了解到这部书作为这个唐宋变革论的整体历史背景。甚至,正是这个历史背景,才是葛兆光所想要揭示的内容,反而《斯文》不过是引发这个主题的引子而已。二:对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分析,应该是这本讲义最为精彩的部分。虽然,葛兆光与余英时同是思想史研究学者,但是两人的研究路径明显不同。在九十年代葛兆光撰写了《中国思想史两卷》,同时余英时撰写《朱熹的历史世界》。这两套先后撰写的思想史,向人们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史写作视野。这两本书的导言,都是精彩绝伦,但是也同样是各有特色。在余英时的导言基本上是对于全书精彩的概述,而葛兆光先生的导言则是对思想史写作方法的讨论,在他行文中很明显感觉受到李零《中国方术考》和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影响,因此他提出要重视民间知识的口号。但是,很明显在他语境下,是要与传统精英思想史告别。但是,没想到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恰恰就是这样一部知识分子精英历史。如果理解这样的学术研究背景,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思考葛兆光对于《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分析和评断了。他当然肯定了余英时这部思想史著作的典范意义,但是他立刻将视角转入这部书最为薄弱的环节孝宗朝的分析。在余氏的导言中,已经很清楚地强调了这一段时期的材料匮乏,导致他必须通过历史学家的想象来补充史实的空白。 这种挑书中毛病来分析的方式,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葛兆光对于余英时思想史著作的竞争关系。当然,最后的评析部分,主要还是在肯定的过程中不面对与余氏作品进行苛评。
评分学术性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的有《门外谈禅))、《考槃在涧》、《佛影道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并不遥远的历史》和《在异乡听雨看云》等。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以后,曾经在贵州苗族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4年研究生毕业。曾经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与兼职教授。并曾应邀先后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为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中国宗教与文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研究》、《历史与文化理论》、《中国学术经典选读与研究》、《宗教文献概论》、《思想史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
评分不错啊,葛教授的书看了好多本了!
评分第一,所谓“前近代”的说法,虽然批判了“近代”分期依据欧洲历史的问题,但是,它是否仍然落在依据中古与近代的“社会分期论”的窠臼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他一方面主观上要跳出欧洲中心,一方面客观上又落入欧洲中心。为什么?因为你所谓的“前近代”或者“近代之前”,仍然是西欧历史背景下分期的结果,无论是“近代之前”还是“前近代”,它仍然要有一个“近代”,而“近代”的标志仍然是是否具有“个人”、“自由”、“民主”等等价值,那么,“前近代”和“近代”这种差异有什么意义?正如沟口所说的,“‘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它是按照西方历史的变化和分期确立的一个标志着社会历史阶段的词汇,它的背后有种种特定的历史意味和价值判断,并不是所有“距今若干年”的时间都可以称作“近代”或“前近代”的。按照沟口的说法,我们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东亚各国各有各的“近代”,那么,“近代”这一词中所包含欧洲标准,是否还是没有被抛弃?如果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前近代”的话,是否又得先回到欧洲“近代”所确立的一些标准上去?显然,站在日本或中国的立场回顾历史,在感情上肯定倾向于用自己的历史时间表,不想被西历所控制,就像用黄帝纪元或用天皇纪年一样。按照沟口的说法,欧洲的“近代”标准可以不要,各自有各自的,就好像篮球场上打足球,拳击比赛用高尔夫规则,对中国人说爱斯基摩语,对欧洲人说古代汉语文言文。那么,试问又以什么为尺度,把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某个历史时段算成是“近代”?如果没有这个“近代”,你又如何能够确立一个所谓的“前近代”?
评分二、感觉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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