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精选一批有特色的选修课专题课与有影响的演讲,以课堂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希望借此促进校园与社会的互动,让课堂走出大学围墙,使普通读者也能感知并进而关注当代校园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进展动态和前沿问题。
作者简介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年生于上海。初中毕业以后,曾经在贵州苗族山区插队。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1984年研究生毕业。曾经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提名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委员与兼职教授。并曾应邀先后担任香港浸会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等。为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中国宗教与文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中国思想史》、《中国宗教史研究》、《历史与文化理论》、《中国学术经典选读与研究》、《宗教文献概论》、《思想史经典著作研读》等课程。
主要著述如下:
《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古代诗文要籍详解》,北京出版社,1988年。
《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
《想像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
《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1999年。
《中国经典十种》,香港中华书局,199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及《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001年。《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域外中国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1003年。
译作有《通向禅学之道》,日本铃木大拙原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学术性的随笔和评论结集出版的有《门外谈禅))、《考槃在涧》、《佛影道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并不遥远的历史》和《在异乡听雨看云》等。
内页插图
目录
自序
开场白
一、博士生的学术视野:应当有多宽?
二、文献、学术史、国际学界:为什么三面应战?
三、从实招来:关于这门课的基本思路和具体内容
结语:一点感慨
第一讲 从“唐宋变革论”说到宋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
引言:借包弼德《斯文》一书讨论唐宋思想史与文化史的问题
一、从“假说”到“学说”:什么是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二、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形成的资源、背景与心情
三、欧美学者对“唐宋变革”的修订,及其对宋代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新解释
四、关于包弼德《斯文》一书的介绍
五、文学批评史取代思想文化史,是方向吗?对包弼德《斯文》的一些意见
结语:文化和思想领域中的唐宋变革的再思考
[参考文献]
第二讲 历史学意义上的新思想史
引言:宋代理学史脉络的来源
一、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内容介绍
二、如何理解“遗失的环节”:朱熹入朝与孝宗晚年部署
三、《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典范性意义
四、对《朱熹的历史世界》具体论述的一些讨论
结语:打通思想、学术、政治和社会史领域的“新思想史”
[参考文献]
第三讲 “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
引言: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及其影响
一、“前近代”:重新命名,意义何在?
二、亚洲: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单位?
三、什么是“作为方法的中国”?
结语: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
[参考文献]
第四讲 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
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三、关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的讨论
结语:作为思想史资源的学术史
[参考文献]
代结语 从学术书评到研究综述的写法
引言:为什么要和博士生讨论“学术书评”?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后记
精彩书摘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提出质疑——
第一,所谓“前近代”的说法,虽然批判了“近代”分期依据欧洲历史的问题,但是,它是否仍然落在依据中古与近代的“社会分期论”的窠臼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他一方面主观上要跳出欧洲中心,一方面客观上又落入欧洲中心。为什么?因为你所谓的“前近代”或者“近代之前”,仍然是西欧历史背景下分期的结果,无论是“近代之前”还是“前近代”,它仍然要有一个“近代”,而“近代”的标志仍然是是否具有“个人”、“自由”、“民主”等等价值,那么,“前近代”和“近代”这种差异有什么意义?正如沟口所说的,“‘近代’这一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它是按照西方历史的变化和分期确立的一个标志着社会历史阶段的词汇,它的背后有种种特定的历史意味和价值判断,并不是所有“距今若干年”的时间都可以称作“近代”或“前近代”的。按照沟口的说法,我们要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东亚各国各有各的“近代”,那么,“近代”这一词中所包含欧洲标准,是否还是没有被抛弃?如果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前近代”的话,是否又得先回到欧洲“近代”所确立的一些标准上去?显然,站在日本或中国的立场回顾历史,在感情上肯定倾向于用自己的历史时间表,不想被西历所控制,就像用黄帝纪元或用天皇纪年一样。按照沟口的说法,欧洲的“近代”标准可以不要,各自有各自的,就好像篮球场上打足球,拳击比赛用高尔夫规则,对中国人说爱斯基摩语,对欧洲人说古代汉语文言文。那么,试问又以什么为尺度,把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某个历史时段算成是“近代”?如果没有这个“近代”,你又如何能够确立一个所谓的“前近代”?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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